中国经济GDP收入分配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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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经济有望下半年进入新一轮基钦周期

比较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近十年来分化明显。这将有利于全球经济格局的平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的背景下，虽然增速分化明显，但周期表现越来越趋同。欧债危机对欧元区和美国的困扰，也将影响多为出口依赖型的新兴市场，这也是导致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的一大因素，另外就是2011年高通胀对货币经济政策的约束以及国内当局政策不当的风险。不过我们认为，欧债危机的暂缓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创造条件。当前时刻，我们对全球经济趋势的总体描述是：通胀依然处于下行周期，美强欧弱的分化将逐步扩大，欧债危机暂时熄火，未来依然有可能死灰复燃。2011年下半年以来，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通胀高企、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普遍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速放缓迹象，且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在加大。发达经济体中，“美强欧弱”的分化势头也愈加突出，日本在海啸冲击与外围经济环境恶化情形下延续低迷并临近衰退边缘。相对来说美国与德国的表现较为突出，美国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表现出良好的内在经济动力，受益于工业的扩张与收入的改善，私人投资与私人消费对经济拉动开始发力，目前经济仍处不断修复进程中；德国因其经济内在动力强劲，2011年第3季度在欧元区中表现得独树一帜，GDP环比折年率由第2季度的1.1%反弹至2.3%，其中私人消费支出走弱以及外贸萎缩是主要原因。2012年1月德国工业产值因建筑业自去年底恶劣天气影响后的大幅反弹而抬头，但仍难掩饰经济逐步放缓的趋势。从OECD综合领先指标来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均有望今年见底，主要发达经济体今年的经济走势大体如下。第一，2012年美国通胀水平下滑趋势将逐步得到确认，这有利于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另外，失业率仍将保持高位，但呈逐渐改善趋势，且与2011年相比会有明显下滑。总体来看，美国今年全年将保持温和复苏势头，支撑着美元相对欧元强势的地位。第二，欧元区全年仍难摆脱衰退局面，2012年2季度开始欧元区经济将会有所改善，但全年经济仍处温和衰退。随着经济下行引发通缩预期，以及全球步入通胀下行周期，2012年欧元区通胀水平将明显得到释缓，有利于欧洲央行实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对冲经济下滑。

二、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增强政策宽松预期

中国目前处于金融危机过后新一轮朱格拉周期的开始阶段，当前经济增速逐步下滑，但长期潜在增长依然强劲，我们认为如果决策恰当，中国未来5～10年仍可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一）中国长期潜在增长依然强劲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国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在年均10%左右的水平。“十一五”期间，我国实际gdp平均增速为11.7%，我们认为在“十二五”期间，实际GDP潜在年增速应该在9.5%甚至以上。当前，我国GDP增速处在相对较低的位置，以去年9.2%的速度已出现就业恶化的问题，未来或将逐渐向潜在增速回归，我们认为，如果决策层经济政策恰当，中国未来5～10年仍可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首先，从人均GDP看，中国经济增长空间仍然很大。日本在1971至1975年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2005年美元）以后，GDP年增速结束高速增长状态开始回落，且一直在6%上下区间波动到1990年；韩国在1995年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以后，GDP年增速才结束高速增长状态，回落到5%的区间波动。而中国11年的人均GDP却不到5000美元。其次，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时期，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对比中日韩三国的农村人口占比，可以看到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比49.68%，仅达到日本1960年和韩国1972年的水平。从城镇化推进对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的带动看，城镇化还将带动经济高速发展5-10年左右，之后将有一个10年左右中速发展的过程。再次，从索罗增长模型的角度测算出我国保增长底线为8%。中国城镇劳动力人口约3.5亿，城镇化导致每年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镇900至1000万，另加新增600至700万大学毕业生，导致城镇劳动力每年新增4%左右。这一趋势未来5到10年内变化不大。与此相对应，每年需要的新增资本累积将大约与此对应，为每年4%左右。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算，资本累积和劳动力贡献就已经构成近8%的潜在增速。（第二和第三产业已经占GDP比重近90%）。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难以精确衡量，但考虑中国工业生产率水平和成熟国家的落差，（制造业生产率大约为美国的1/3），其提升速度未来长期依然较快。从近几十年的历史看，2%左右是最起码的估算。因此我们估计中国未来5到10年的潜在GDP增速可能是从9.5%上下至8.5%缓慢下降的趋势。

（二）新一轮经济周期将于年中前后开始

1.经济增速回落增强政策宽松预期。中国目前处于金融危机过后新一轮朱格拉周期的开始阶段，当前经济增速逐步下滑，1季度经济增速8.1%，成为本轮经济下滑的低点。1季度投资对GDP的拉动率由去年的5%大幅降至2.7%，成为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的主要原因，房地产调控导致内需萎缩对经济的负面效应开始凸显。净出口的拉动由去年的-0.5%降至-0.8%，外需对经济增长继续形成一定的抑制。不过，基于对外围经济会逐步企稳的判断，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风险点仍在房地产调控上，这也将会倒逼政府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预计二季度会有密集的“预调微调”政策出台。从工业增加值和通货膨胀的周期看，工业增加值的周期底部可能在今年一季度，而通胀的周期底部可能在今年中期。

2.物价反弹不改中期回落趋势。3月PPI同比增幅首现负增长，主要原因是翘尾因素较低。值得注意的是3月PPI环比涨幅较高，主要原因是占生产资料约34%的原材料和采掘业环比涨幅达0.8%。去年12月中旬以来CRB现货价格指数出现回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经过1～2个月的传导开始影响国内工业品和部分消费品价格，带来2～3月PPI的环比上涨。3月中旬以来CRB现货价格指数开始回落，预计4月和5月的PPI环比上涨压力不大。我们维持大宗商品总体走弱的判断，预计4月PPI同比下降0.7%，5月下降0.9%并达同比增速低点。3月CPI同比增速出现反弹，其主要原因是翘尾因素较高。目前，导致3月食品价格坚挺的蔬菜价格开始大幅回落，预计食品价格在4月或将环比下降1.0%左右，二季度也将保持下降走势。在PPI走弱的背景下，预计二季度非食品价格将环比温和增长。综合来看，3月的CPI同比增速的反弹不具有持续性，预计2季度CPI将重拾下降趋势，2季度三个月的同比增速分别为3.2%、3.0%和2.7%。

3.货币信贷政策继续趋松。3月新增贷款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存贷款的季末效应固然推高了3月的信贷，但从贷款主体类型和期限结构来看，信贷攀升反映了监管层货币信贷继续宽松的取向，也反映了实体经济真实的短期资金需求。我们对此有三个基本判断：一是企业中长期贷款环比保持稳定表明3月企业投资意愿并没有回升；二是居民中长期贷款环比上涨验证了居民房贷的放松；三是居民短期贷款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针对中小微型企业主或法人代表的个人助业贷款大幅回升，这主要是受中小微型企业信贷政策的驱动，表明当前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生产经营困境，有较大的短期资金需求。在货币信贷继续微调新增贷款大幅超预期上涨背景下，2月降准货币创造效应的集中显现带动了M2同比增速的回升。前期央行的2012年第1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银行家货币政策感受指数明显上升；货币政策感受指数反映了银行家对未来货币政策松紧的预期，从历史数据看领先M2同比增速1～2个季度，1季度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继续回升或意味着上半年的M2同比增速将不断回升。

三、收入分配改革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而收入分配改革是扩大内需的突破口。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尤其值得关注。

（一）收入分配不平衡现状

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现状明显。从收入法核算的GDP来看，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这带来一定的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正获得越来越多的政策关注。我们认为，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城镇化进程本身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但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刘易斯拐点将促进这类收入分配扩大问题的解决；二是体制不公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如国有部门的收入增长远高于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长，这需要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来解决。我们同样可从中外比较和中国市级之间的比较来佐证这一观点。首先，我们用中美住户调查数据来做比较。由于中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住户调查基本同口径，我们可以将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进行比较。通过中美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以下两点：一是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现价）比重大幅低于美国；二是美国的该比值一直较平稳，而我国该比值历年来的下滑趋势明显。即以住户调查口径的数据来看，我们发现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正在恶化中。其次，我们用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来与日韩等国家进行比较。由于根据资金流量表来计算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时，可支配收入是以总收入口径进行计算的，因此，我们需要将中国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口径调整为国民可支配收入口径。此外，有文献指出，受资金流量表编制过程中部分假设和数据资料限制，资金流量表中的要素分配份额并不准确，故我们也需对此进行适当调整。调整后，我们估算当前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45%上下，大幅低于其他国家水平。再次，由于我们可找到以城市为单元的住户调查数据，我们可选取20个代表性城市（省会和地级市）的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市级占比分析。同时，我们选取其中18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会分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地区进一步对按地区划分的中国市级占比进行分析。总体而言，我们可得出以下四个基本结论：一是中国市级（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明显偏低，且下滑趋势明显。省会占比的算术平均值从2002年的51%一路下滑至2009年的42%，地级市占比的加权平均值从2002年的47%下滑至2009年的37%；按地区划分的市级算术平均值从2002年的53%一路下滑至2009年的43%，加权平均值从2002年的43%下滑至2009年的33%。二是从影响城市占比的因素来看，其比重高低主要取决于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主导经济运行模式，而城市所处地区对其占比影响不大。三是从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欠发达城市（地区）的占比整体上高于发达城市（地区）的占比。以人均GDP为权重加权之后的占比总体上拉低了算术平均的占比，这进一步说明GDP产出较小的地区（即相对欠发到的地区），占比反而较大。以2009年为例，经济欠发达的广西玉林的占比（132%）、贵州遵义的占比（122%）明显高于经济较发达的南京的占比（37%），与杭州的占比（42%）。四是从经济运行的主导模式来看，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经济运行模式的城市（地区）占比总体上高于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经济运行模式的城市（地区）占比。以2009年为例，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经济运行模式的浙江温州的占比（86%）显著高于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经济运行模式江苏无锡的占比（31%）与安徽芜湖的占比（40%）。综上所述，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在45%左右，显著低于其他国家的75%的水平；二是发达地区占比低，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经济运行模式的城市占比低。

（二）未来房价调控应关注收入分配改革

进入2000年以后，我国的城镇化速度在加速状态上进一步加快，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只有收入分配改革的成功才有可能消除房价泡沫的问题。

1.房地产仍将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近30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处于加速状态，而且进入2000年以后，城镇化速度有进一步加快。近十年来，从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对我国GDP的贡献中可以看出，在这个城镇化高速推进时期，消费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平均41.7%的水平，而投资达到平均53.92%的水平。尽管相比同时期发达国家来讲，我国消费水平过低而投资水平过高，但对于处在大力发展基础工程和城镇化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这个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另外，经济高速增长将带来四个重要问题：经济增长结构的不平衡，对外贸易的不平衡，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以及资源需求加大与全球资源有限的不平衡。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城镇化的稳步推进，这意味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2.中国房价增速相比名义GDP增速而言在合理范围内

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并未扭曲。据我们估算，目前住宅投资占GDP比重约为5.8%左右，和美、日、韩房地产繁荣期相比（都超过6%），并没有结构性扭曲现象。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更是只有美国和日本一半左右水平。中国房价增速相比名义GDP增速而言在合理范围内。通过日韩房价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土地价格指数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走势更加契合。为此，我们以中国土地价格指数的增速与GDP增速的比较来反映房价增速与GDP增速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土地价格指数的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相比，除了2010年的快速反弹外，明显偏低。从收益法土地估值的角度，中国土地价格很难得出有泡沫的结论。理论上，市场化条件下土地和房屋价格增长应该和名义GDP增速相符。从美日韩等国房地产价格和土地价格历史记录看，除了90年后日本的通缩时代，平均看来也证实了这个理论。目前中国民意中的房地产泡沫论隐含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房价本身出现了问题，而是政府和民间收入分配状况在近年来出现了恶性趋势，百姓可支配收入增长长年赶不上名义GDP增速，百姓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太低而导致的。我们估算，如果将收入分配提升至其他国家可比水平，相当于从房价收入比考虑的房价下跌40%。因此，房地产增速相比GDP增速而言，在合理范围内。我们预期在保障房形成规模性供应之后，商品房将逐步解除限购令的模式，改为房产税等市场化调节模式。希望年中时40个城市住房信息联网体系能及时搭建完成，给房产调控由限购转向房产税调控建立好技术基础。

3.收入分配改革成功，才能消除房价泡沫论

房价增长机理与民意和就业存在着矛盾。经济机理上，房价是由名义GDP增速决定的。当前，个人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政府收入增速过高，社会产出向政府部门过度集中导致居民收入低迷，自然感觉房价过高。此外，就业是民生战略的核心，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是带动低端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房地产调控却压低了就业，这是一种矛盾。因此，为解决房价增长机理和民意之间的矛盾，必须尽快关注收入分配的调节，增加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而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多方利益，短期内很难只通过结构性降税予以解决，关键要解决国营经济实体和社保机构的机能重叠问题。我国百姓和美日等国百姓相比，不仅要缴纳社保开支，而且所创造财富中一大部分化为国营经济实体的利润，由于国有经济体上交分红较少的原因，就加速堆积在国营经济体内部，不断增长。但是这部分财富永远不能返回来流到百姓的钱包中。与之相比，其他私营经济主导的国家中，私营企业的利润最终会以分红和股票出售等形式，返还给私人—这相当于中国百姓同时要缴纳两份社保：一份是中外一样的社保，另一份是国营经济利润的存留。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有很多。目前可考虑的思路至少有三个，一是减少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二是通过税收、分红等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利润进行再分配，加快财税制度和法规的改革，给企业让利以便于给员工加薪；三是合理设计国企分红率，征收并全额补贴给交社保的居民，增加其可支配收入。这意味着财税政策需要倾向于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向企业和居民让利。

因此，对房地产的价格调控只能是在收入分配改革还没有形成成熟方案之前，为了安抚社会矛盾的临时性措施。我们认为，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内可考虑以房产税等市场化手段为主，以保障房体系和市场化的商品房体系两条腿走路，避免限购令调控对就业的过多影响；从中长期来看，则应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导航，通过城镇化来提高中低端劳动者收入，缓和收入分配不平衡状况。一言以蔽之，房价增速理应是名义GDP增速，但由于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越来越低，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看房价增速显得偏高，但以名义GDP增速看房价增速仍属正常范围，因此，未来房价改革应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导航标，通过持续进行和深化城镇化来最终缓解收入分配不平衡现状。房地产业将恢复生机，重振其在经济中的正常地位，再度成为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