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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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1]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战略支点，担负着坚持和完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的攻坚任务。因此，夯实乡村振兴的治理基础，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建设，提高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继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当前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关键抓手。这就需要在党领导乡村治理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课题中坚守初心，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聚焦中攻坚克难。

一、历史传承：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的能力生成范式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开启了独立自主领导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创建了国家和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权力下沉式”乡村治理样式。新中国成立之前，乡村治理走过了一条由“皇权”“绅权”双轨并行到“官治主导”而“自治式微”的历史演进之路[2]。实际上，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先行性实践始自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基层党组织在筹钱、筹粮、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开辟了创设新型社会主义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新纪元。乡村治理的重心就是要逐步实现国家制度重构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秩序建构，实现国家权力向基层乡村社会的广泛延伸。首先，领导运动，奠定了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新的解放区推行，剥夺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迅速赢得了农民的认同和拥护。其中，工作队和农民协会的有效工作极大地推动了的顺利进行。工作队使得政府和农民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并通过制度的形式，使农民组织得到合法性确认。1950年6月颁布的《法》明确了“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以及农民协会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农民分得土地，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那些积极参与运动的农民代表和农会委员成长为村干部，成为最基层的行政关系的承接者和党的农村政策的推行者。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开始在农村大力发展党员，在乡和村普遍设立党组织。到1956年底，农村党员发展到670万人，98.1%的乡镇建立了党委或党总支，绝大多数的村建立了党支部[3]。党组织建在乡村上，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关键举措，它是党的领导智慧在农村工作领域的生动体现。这一举措强化了党对农村治理的绝对领导，它为党的政策的贯彻实施、资源整合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基础。其次，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实现了党对乡村的组织化整合。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初期乡村治理现代转型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产物，体制的普遍确立标志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化。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1955年7月31日，在《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称，农业合作化“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4]。党推进农村合作化运动在战略上有全面规划，采取了“三步走”逐步前进的方法。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第一步，组织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组织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3月17日颁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和1956年6月10日颁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使农村合作化运动获得了制度确认。我们看到，国家权力在合作化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广泛嵌入乡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权力格局。党推进农村合作化运动在战术上加强了统一领导。1958年8月29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了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规定是政社合一的组织，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集体所有制。其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均规定设置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1]。体制在制度和法律上得以确认。至此，三级“政社合一”的的建立，将国家行政体制和乡村社会的经济组织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基层政权组织系统。这对新中国的基层乡村社会治理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第二，改革开放时期，党率先在农村调整了国家和社会关系格局，建构了国家与社会政社分开的“权力分置式”乡村治理样式。如前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服务于新政权的需要，整个国家政权高度集权化，党的乡村治理也实行一元化的全面控制。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八大的30多年间，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改革属性。改革开放把束缚中国农村已久的众多绑绳去除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得到了尊重，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包产到户的热潮，基层党组织在释放农村巨大创造力方面发挥了领头雁的作用。其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一声春雷，唤醒了沉睡的大地。基层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创性地提出包产到户，基层党组织不再仅仅充当上级政策的传声筒，而开始有了自己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建立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的。这也给以后的乡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做好基层工作以启示。其二，在市场与计划之间不断寻求突破的乡村社会。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困扰着全国的是姓资姓社问题。当时有这样一种归纳：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而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这种认识使得很多人不敢越雷池一步，乡村社会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土地承包到底能持续多久是深埋在农民群众心中的隐忧。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时期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思考持久而深刻，最终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并承诺，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百年不动摇，从而打消了群众心头的忧虑。基层党组织也在改革开放之初领导群众分田包地，仅仅从政策上和外在条件上给农民群众提供帮助，而不再具体干涉农民的生产规划与家庭的发展计划。随着农村基层党组织游离于具体事务之外，其号召力逐渐弱化。在经济利益至上的群众认识基础上，基层党组织如何才能对农民群众产生较大号召力，这个问题就逐渐凸显了出来。其三，追求效率与公平均衡基础上的乡村社会。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乡村也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增长相对于其他高收入行业来说还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绝对增长和富裕程度相对不均衡的状况下，是继续如前一样鼓励效率优先还是要把公平问题摆到首位就成了那时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乡村社会具有平均主义的天然偏好，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初期的探索中，农民也尝到了平均主义的苦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蕴藏在农民身体里的积极性、创造力被一下子激发了出来。乡村社会的公平不可能重走社会主义探索阶段的老路，也不能漠视人们收入上的明显差距。党中央提出化解的办法是：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对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政府兜底的办法。基层党组织在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中彰显了落实上级政策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站位。第三，进入新时代，党在乡村治理中着力重塑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形成了国家和社会政社协同的“权责合一式”乡村治理样式。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凸显。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党中央乡村治理工作的重心。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1]。自此，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从传统型的乡村控制体系向法理型的现代乡村治理与自治体系转型发展”[2]。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具体任务，党组织加强乡村治理，推进乡村自治，走政社协同的治理之路。这具有特殊的必要性。其一，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党组织加强对乡村治理的全局性领导。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方面，乡村固有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被城市化。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上楼生活；一部分农民早上进城务工，晚上回村生活；还有小部分农民固守传统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乡村生产生活方式被城镇生活方式所蚕食甚至取代，出现了乡村“城镇化”与村庄“空心化”并存的乡村生活镜像。另一方面，农民群体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日趋显现化，乡村社会话语权主体日趋复杂化；乡村“三留守”（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严峻，村民自治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同时，有一些乡村，恶势力或者利益小团体操纵着自治组织的日常活动。这些都对党组织加强对乡村治理的全局性领导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其二，城乡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党组织一手抓产业致富、一手抓精准扶贫。城乡利益格局是否协调，关系着整个社会利益格局，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由于发展基础、资源禀赋不同，以及以往国家战略的阶段性安排，从我国城乡发展的现实情况看，我国城乡之间的利益格局处于失衡状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和结构，使其达到基本合理和均衡状态，从而使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是今后一段时期乡村治理的紧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基层党组织的历史使命。一手抓产业致富、一手抓精准扶贫，成为乡村基层党组织的行动策略。共同致富关键在于“产业兴农”。如何落实农业供给侧改革，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绿色农业”，推进农业业态多样化？这需要农村基层党组织举旗定向，带着农民一起干。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需要靶向攻坚，实现户户小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党组织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其三，农民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乡村基层党组织牢牢掌握“三权”。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更是乡村治理的生力军。新时代农民思想观念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总体特征。十八大以来，党的农村政策给农业、农民、农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福利实惠，拥护党的领导在多数农民心中扎下了根，农民的精神状态正向而又积极。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部分青年农民不信马列而热衷于做“弥撒”，封建迷信、宗教势力、黑恶团伙在农村仍然颇有市场，还有境外势力企图利用宗教占领农村、争夺农民。这些在农村思想界的新情况、新动向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国际背景。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扎根农村，把对农民思想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这迫切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提高思想引领力，夯实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执政基础。

二、时代考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提升突破口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着眼长远谋定而后动，坚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聚焦阶段任务，找准突破口，……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在前面，……防止走弯路、翻烧饼。”[1]回应时代考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面临的时代任务。第一，乡村发展“城镇化”的考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选择上，基层党组织面临着如何把握乡村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关系的问题。乡村城镇化遵循的是经济原则和效率原则。然而，乡村振兴并不是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是需要经济与乡村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协调发展。进一步讲，在乡村发展的公益领域、公共服务领域，公平正义原则应该高于效率原则。用战略眼光看，乡村重建以及保护性的乡村文化建设，有助于规避城镇化带来的乡村异化风险。要避免用牺牲乡村的方式来发展城镇化，要避免过度城镇化导致乡村历史文化的湮灭。大规模的拆村并村、颠覆性的土地整治、农民上楼这些措施常常被认为是乡镇干部的政绩，而实际上却在加速乡村社会的终结。乡村振兴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格局下推进，而不是按照单一城镇化的模式改造和消灭乡村。第二，乡村产业“工业化”的考验。乡村的产业兴盛之路该怎么走？基层党组织面临着如何把握乡村产业发展的一般性和独特性的关系问题。理论上，乡村产业发展有两种模式：一是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强调乡村发展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通过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来推动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二是强调乡村社会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主张在乡村自身的社区和传统基础上发展产业，并不一定是普遍性的工业化道路。我们发现，理论上的分野映射到实践中，确实并不存在唯一的理想化、最优化的乡村产业化模式和路径。中国的乡村社会在历史基础、资源禀赋、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性，试图用工业化一种模式来复制乡村产业振兴，其结果不仅达不到振兴的目标，反而可能造成乡村产业发展的严重危机。改革开放早期，很多乡村盲目招商引资引来高污染、高消耗的工业项目，给乡村发展带来巨大的伤害。尽管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着诸多考验，但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是基础和关键。乡村产业发展如果仅靠工业化来带动，那将背离乡村振兴的初衷。第三，乡村社会“空巢化”的考验。“空巢化”是乡村流动带来的“后乡土中国”的特征[2]。村里没人，靠谁振兴？这是基层党组织推进实施乡村振兴面临的现实难题。村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因为生计而背井离乡，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形成大规模的人群迁徙，这是乡村在现代化转型与变迁过程中的一种新常态。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大流动一方面是改革开放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积极效应，是新时代的大背景大趋势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净输出也会给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削弱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结构上，乡村社会成员分化成两个群体：留守人群和流动人群。留守人群支撑起乡村社会的正常运转。乡村在平常时间里显得空落、凋敝，只有在春节等重要节假日，或者村民婚丧嫁娶等特殊的日子，抑或农忙时节，才会显得有点“人气”。乡村流动使一部分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富裕起来，但是，也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乡村内部发展动能。如上所述，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是系统的选择问题。需要把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和人文主义的保护法则有机结合起来。需要坚持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原则，尽可能地修复和重建乡村社会系统，促进乡村社会与现代化、城镇化更加协调发展。党的五中全会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

三、“三生并举”：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生成场域

“三生”指的是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三个乡村生活的立体结构，是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具体场域，也是检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是党中央对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三生并举”要求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优先发展，切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第一，着力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加快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发展富民乡村产业，支持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建立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3]。基层党组织需要带领人民群众在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方面下功夫。所谓乡村产业融合，就是通过产业联动、要素集聚、技术渗透、体制创新等方式，将资本、技术以及资源要素进行跨界集约化配置，以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扩展和农民增收[4]。推进乡村产业融合，既包括恢复和重建的任务，也面临变革与创新的重任。单一的农业生产难以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就种植农业本身来说，如何把农业生产搞得更好，让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是需要认真思考的。农业套期播种是一条途径，农副业的生产、农业深加工也是条途径。把农业种植、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结合起来可以形成立体大农业。信息农业、电商农业和智能农业的开发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农村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村产业样式的多样化，比如，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实验等服务项目都可以开发。农村旅游、农业文明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都可以成为促进农村产业多样化的因素。第二，积极推进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着力培育新时代村民。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关系乡村全面振兴，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这一价值的实现主要依赖规训、教化、志愿服务三种方式，即从空间形态、乡规民约等方面实现规训目标，从空间的价值导向、情境创设、氛围营造等方面实现教化目标，从空间事件、志愿活动等方面实现实践目标[5]。新时代文明实践通过打造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化卫生服务、科技服务、体育服务、志愿服务等“六大服务平台”，解决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谁来做、做什么、怎样做”的问题[6]。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适应农民思想特点，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按照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去组织开展群众性实践活动，这是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也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根本遵循。第三，加强乡村生态护养，守住乡村美好生活的生态底线。要高度重视现代农业给自然生态和农产品安全带来的巨大压力。现代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的塑料薄膜、农药、除草剂不仅给农产品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而且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生产的生态化、自然资源的有限开发、乡村生态的养护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党组织要确立新发展理念，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领乡村生态建设工程。既要发展现代农业，又要保护好水土环境；既要确保生产增收，又要涵养好绿水青山。比如，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就地分类、源头减量试点。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优先解决乡镇所在地和中心村生活污水问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支持农民群众开展村庄清洁和绿化行动，推进‘美丽家园’建设”[1]。为此，一是转变发展观念。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保持有限开发的态度，不向自然过度索取。二是发展新技术。用发展来化解问题，用新技术来克服旧的缺陷。三是发展生态经济。良好的生态需要转变成为资源，并进而发展生态经济，带动生态发展良性运转。

四、“三治融合”：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发展平台

“三治”指的是由自治、法治、德治构成的乡村治理体系。“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2]“三治”融合致力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目标是建设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第一，以自治增活力，积极推进村民自治实践。基层党组织在领导村民自治实践中需要带领村民做好自治组织建构、自治制度建设、自治能力提升、自治资源引入等方面的工作。一是自治组织建构。基层党组织要领导村民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以及村两委机构，从而形成村民自治的领导主体。二是自治制度建设。基层党组织要积极推动村务公开阳光工程，依托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式，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4]。三是自治能力的提升。村民参与村务需要村民具有相应的能力，而能力不会天生具有，需要基层党组织培养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基层党组织通过领导开展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社会组织来锻炼村民参与活动的能力，通过领导乡村志愿者活动来锻炼村民参与自治的能力，等等。四是自治资源的引入。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引导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倾斜，要创造条件把有效资源引到基层，有效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以法治强保障，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通过“法律进乡村”活动，加强法律服务和供给。依托乡村的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田间地头宣讲，把法律知识、乡规民约送到乡间。耐心细致开展法治宣讲和教育，用身边人现身说法，积极倡导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用身边事据实说理，把遵纪守法、依规执法、职责法定等法治理念内化到乡村日常生活中。另一方面，要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实现村规民约行政村全覆盖。一是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约，提倡把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弘扬孝道、尊老爱幼、扶残助残、和谐敦睦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二是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规范完善村规民约，确保其制定过程、条文内容合法合规，防止一部分人侵害另一部分人的权益。三是建立健全村规民约监督和奖惩机制，注重运用舆论和道德力量，促进村规民约有效实施；对违反村规民约的，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通过自治组织进行合情合理的规劝约束[5]。第三，以德治扬正气，发挥道德模范引领作用。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发掘乡村社会中的传统美德，把传统美德、可贵革命精神、改革开放的创新精神和新时代的精神有机结合，共同形成道德教育的资源。一是发掘乡村熟人社会中蕴藏的道德规范，结合时代的要求，形成道德教育的鲜活资料，强化道德教育。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引导农民遵循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守义重信、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二是建立道德约束机制。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实现家和邻睦、干群融合的良好局面。三是开展道德评价。基层党组织要开展道德评价活动，把发生在农民身边的好人好事彰显出来，对好人好事给予正面肯定，坚持道德引导的正确方向。四是树立道德模范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基层党组织要发掘一批典型的道德模范，把道德模范的事迹传遍乡间，以生动的、真实的、鲜活的事例来教育人，以道德模范来引导人。

五、“四力协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建构

在党的报告中提出全党要“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当前，乡村基层党组织肩负着实现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要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四力”协同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在领导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建功立业。第一，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确保乡村社会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本质上就是旗帜的力量。基层党组织通过摆立场、指方向、定原则、领道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乡村基层不变形、不走样、不变色。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完善组织体系建设，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主心骨”作用，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一是创建党建工作新格局。要统筹区域内村庄、“两新”组织、机关、学校等党建工作资源，创设区域性党组织，强化党建工作合力。二是创新党建新模式。要采取条块结合的方式，将原本分散的党组织联结为紧密的党建共同体。三是建设共享型党组织。要建立“村庄+合作社”“农业市场+企业”型党组织，有效推动党组织的组织优势、政策优势与企业的信息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充分整合，推动各类资源共享。四是提高党组织的分布密度。要在各类经济和服务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通过探索创新，实现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全覆盖，提升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2]。第二，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力，确保党组织对乡村各项事业、各个领域、各方面工作的思想领导。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力，就是要以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个“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用老百姓“一听就懂”的语言、“一看就会”的范式和“一做就行”的方法，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创造力、思想传播力、思想疏导力和思想转化力。一是结合乡村文化创新思想宣讲方式。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以“浦”字为核心把本地特色文化符号融入治理实践，搭建“浦言朴语”“星言新语”等新思想阐释载体和平台。用国家通用语和当地“浦”语相结合、讲与演相结合、教育与服务相结合、固定讲堂与流动舞台相结合、文明实践与文化传承相结合这类群众听得懂好记忆的实践方式，全方位定期开展理论宣讲、政策阐释、党性教育、文化教育，开创了“传播新思想有魅力、开展新服务有活力、创造新生活有动力”的生动局面。二是用志愿服务提升党的政策服务乡村生活的满意度。通过组建志愿服务队伍，通过群众讲、党员讲、干部讲、专家讲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方式和通俗易懂、富有趣味的形式疏解老百姓的思想问题和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三是完善乡村配套活动设施，盘活区域现有党员教育、文化体育、科技科普、普法宣传、健康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及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其聚合力和辐射作用，搭建“上下贯通、软硬结合、集约高效”的思想引领力矩阵。第三，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确保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落实到乡村基层生活的方方面面。乡村基层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是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各项事业中把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凝聚起来的能力。要增强群众组织力，必须依靠群众，以群众为中心，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用精细化和专业化的服务把群众团结起来。一是要健全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在拆迁建房、农地改造、婚丧嫁娶等乡村事务中，开展主题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程序科学的民主协商，发挥老党员、新乡贤、志愿者在群众自治中的价值引领、组织动员、支持服务、统筹协调作用，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组织群众的能力水平。二是搭建精英人才回流的平台，建立常态化的精英人才吸纳机制和制度化的参与机制。把大学生村官、乡村教师、乡村医生、乡村能人、退伍军人、打工农民返乡创业者等乡村生活的精英群体有效组织起来，通过传帮带，一个带十个，十个带一片。三是善于运用互联网+数据资源，掌握民情、了解民意、服务民需。借助“一张网”推进乡村网格化管理。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实现乡村治理和民间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乡村社会治理基础。第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确保党组织在乡村各阶层、各方力量、不同团体中的强大凝聚力。乡村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是党组织针对乡村社会中不同团体、阶层和力量的社会政治动员能力；也就是在推进乡村治理的时代任务中，基层党组织引导乡村社会的各种社会团体、阶层和力量围绕着乡村振兴的价值理念团结起来并付诸行动的能力。社会号召力在乡村振兴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凝聚民心、实现使命的重要作用。一是要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对乡村社会影响的范围。要全面提高乡村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让党组织、党员干部在各项工作中体现先锋模范作用，展示良好形象，在群众中赢得更充分的信任、拥护。要精准把握乡村社会的形势，制定出符合形势的政策方针。要时时刻刻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赢得执政的民心，更准确地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追求。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丰富的创新形式，不断推动理念与技术手段的创新，从而确保拥有与时俱进的社会号召力。二是要不断提升基层党组对目标群体和阶层动员的力度。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采取组织引领、机制引领等多种方式，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引导群团组织、乡镇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来[1]。不仅要加强同传统社会组织的联系，还要加强同诸如集体经营团体、电商协作团体、农民工协会等新型社会组织的联系，开展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是一个完整的能力体系。“四力协同”能力体系保证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系化建设，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作为能力体系，它是向时代开放的体系，揭示时代之谜、回答时代之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又是向实践开放的体系，在实践中实现自我革新与发展。

作者:赵欢春 丁忠甫 单位:1.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