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导语：乡村振兴战略下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乡村振兴”是我国步入新时代重要的宏观发展战略，而文化产业则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现代产业模式。紧密结合国家发展战略背景，聚焦成都文化产业发展的典型实践，探究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资源的发掘与整合、创意赋值与增值、产业组织与资本投入的变化等，以此推动地区文化产业长远稳健发展，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

关键词：成都文化产业；乡村振兴；新动能

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成都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

自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问题、不断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国家对“三农”问题高度关切。党的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反响。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行动，可见中央对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重视与务实推进。2018年3月8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具体实施方向：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和乡村组织振兴。其中，以文化促进乡村振兴，尤其是以文化产业促进乡村振兴不仅十分贴近总书记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路径的设计，而且能够在最大限度保持乡村生态和社区组织平衡协调的同时，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乡村精神文化复兴和社群组织建设同步优化。因此，无论从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出发，还是基于农村现实发展的需求而言，新时代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的探索与研究都成为一项迫切而紧要的课题，我们必须回应新时代推动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大命题。但是，快速的城市化过程造成了中国乡村普遍的发展滞后与“空心化”现象，城乡结构不均衡的矛盾日益凸显；而文化产业与乡村振兴的结合无疑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与增长点，这一新的动能机制正在各地区实践，尽管实践相对有限集中，但却以典型的尝试与探索启发着以文化产业振兴乡村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逐渐深入破解“三农”问题。作为西南农业大省四川的省会城市，成都及其周边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为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样本。据2019年统计：成都市近郊有10个区（县），126个镇（乡），3171个行政村，农业人口为576.55万人[1]。近郊地形以平原、浅丘为主，兼及低山、台地。近郊乡村居民点分布受地形限制不大，大部分乡村居民聚集点沿着河流、公路发展，镇域内部的自然形成村落（居民点）较多，而规划型村镇相对较少。因此，数量众多、自然聚集的成都近郊乡村显现出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条件。首先，多样化的文化资源是成都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乡村文化资源又可细化为三类主要资源：第一类，得天独厚的地理文化资源。素有“地质长廊、风景大市”之称的成都囊括了一系列世界和国家级风景名胜：都江堰市的都江堰、青城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遗产；三圣花乡、刘氏庄园系国家4A级旅游区；近郊的崇州、蒲江、邛崃、新津亦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蜀地别具一格、气韵万千的自然山水与闲适安逸、秀雅清丽的田园风光俨然已是成都乡村享誉中外的名片。第二类，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成都不仅一直是古蜀都城，其周边更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历史文化名镇群。大邑县的安仁镇浓缩川西百年风云，龙泉区洛带镇聚合内迁客家族群，柳江古镇彰显蜀地诗礼传家。大小古镇内还分布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名人的旧居，虽不及声名远扬的杜甫草堂，但也烙印着历史兴衰，传承着城市文脉。第三类，少数民族聚居的多民族文化资源。四川境内有藏族、羌族、回族、苗族、彝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长期聚居，因此成都近郊也星罗棋布着特色各异的民族村落。围绕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民族节庆、民族技艺乃至民族艺术依然兴盛，羌族的刺绣技艺、彝族的火把庆典、藏族的说唱史诗等都存在于人们鲜活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依托于三类特色鲜明的内生文化资源的成都乡村文化产业不仅寻到了发展的源泉，同时更决定其内涵型发展模式。其次，长效化的政策机制是成都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近年来，成都市政府立足内地新一线城市的定位，紧抓城市规划新政策契机，结合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的长效机制，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配套发展。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成都就开始了乡村休闲产业的探索之路。郫县农科村农民在自家院坝接待城里人，创造出全新的乡村旅游业态———“农家乐”。此后，成都近郊“农家乐”休闲蓬勃兴盛，分别延展出城市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农家乐聚集区。2006年，成都被国家旅游局授予“全国农家旅游发源地”。随后，成都“农家乐”日趋形成集“观光经济”“休闲经济”“体验经济”和“农业经济”为一体的复合型产业。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画家村”“艺术家村”“设计村”错落分布，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村落群。发展至今，成都一直致力于乡村文化产业建设，探索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同时，已臻规模的乡村休闲产业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带动整座“休闲之都”的经济增长。除此之外，在政府统筹与市场推动的共同作用下，成都市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空间渐次扩大。目前，成都文化产业已形成定位清晰、各有特色的“三圈层”的空间布局。一圈层集中发展传媒、演艺娱乐、创意设计、文博旅游等行业，大多坐落于成都老城区和市中心。二圈层在动漫游戏、出版发行等行业发力，以互联网技术、数字影像为主的高科技文化企业多落户高新区。第三圈层则打造创意农业、休闲娱乐，主要在自然景区、文化古镇、特色乡村布局。日趋成熟的一二圈层文化产业以中心热度逐渐辐射至第三圈层，同时也通过引流的方式把需求市场延伸至第三圈层，拓展乡村文化产业的消费市场空间，也引领该产业继续转型升级；当然，乡村文化产业的第三圈层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哺一二圈层。于是，成都文化产业的“三圈层”布局构筑了适应不同区域内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同层级，也最大限度地促进多类型产业齐头并进，激活消费市场的潜力。因此，成都市依托优势，稳步前进，文化产业收入从2010年的270.7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1540.03亿元，增加值由77.74亿元提高到257.39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速在成都市新兴产业三大主体产业中排名第二。基于成都文化产业长期实践的成效，立足成都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典型个案进行“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发掘便由此呈现出鲜明而清晰的意义和价值。第一，紧扣党的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以供给侧改革为抓手促进我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关注“三农”现实问题。党的报告在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任务时提出了关乎国家民生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有助于加快我国乡村经济的发展速度，缩小城乡差距；有助于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社会矛盾；有助于推动我国现代化空间布局从城市向乡村延伸，推进中国特色乡村现代化改革。因此，从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破解现阶段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依据供给侧改革导向，无疑能够探寻出适合乡村发展的“文化产业”新路径，从实践中寻求农村社会转型发展之径。第二，旨在“留住青山绿水”的乡村建设，保护传承乡村特色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激活传统乡村文化的现代意义生成。“乡土社会”的中国乡村不仅拥有丰饶富足的自然生态资源，同时也传承着多彩多姿的地方戏曲、民俗礼仪、民间手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指导之下，不仅要保护和传承乡村的资源，更要创造性地利用和转化资源，将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这既促进了乡村接轨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乡土”文化资源有效的“变现”，其最终目的则是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乡村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第三，地区性文化产业发展既是政策规划，也是落地实施；既是统筹协调，也是因地制宜；既是区域示范，也是分类探索。因此，作为省会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城市，成都具备以“乡村振兴”为背景的地区性研究的典型性，结合成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乡村产业发展路径的探索有助于城乡协调，有助于文化资源产业化，有助于脱贫攻坚，并由此产生覆盖中西部地区的示范效应。根据成都市委、市政府正式印发的《成都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中“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设定目标，特色镇、新型社区和林盘聚落成为了重点规划建设项目。具体而言，成都市乡村振兴重大项目2019年总投资额为638.5亿元，其中，特色镇建设工程项目、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和农村文化现代化建设工程项目各占53.4亿元、2.5亿元及17.5亿元。同时，成都还将以“乡村振兴”为核心，着力打造七大共享平台，其中之一则是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服务平台，并预期2022年该平台产值将突破1500亿元的绩效。这一举措不仅可以全面拓展成都乃至四川农业的发展空间，更是凭借乡村创意和乡村特色为成都文化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成都无疑为新时代乡村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资参考借鉴的新模式。第四，在新时代语境中完善与丰富我国乡村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理论依凭。文化没有地域的界限，城市与乡村分别孕育着不同的文化形态与文化风格。在广袤富饶的中国大地上，乡村文化积淀更为悠久丰厚，特色鲜明。因此，文化产业并不仅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同样也是乡村振兴的助力。理解中国乡村的文化形态，梳理其文化资源，构建其文化生态，然后以产业发展的思维立足实际，统筹规划，同样可以实现中国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振兴。所以，基于成都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实践的研究也在补充完善文化产业理论体系，并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思路。

二、成都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典型模式与经验教训

通过探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成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型动能和不同路径，笔者整理归纳出成都乡村文化产业现存的三种典型发展模式，并综合比较、去伪存真，呈现成都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首先，成都乡村文化产业数量最多、聚集度最高的是休闲旅游产业，本地人简洁又亲切地称之为“农家乐”。这是成都乡村文化产业的第一种发展模式。顾名思义：城里人转入农家小院体验农业采摘、田野风光、食宿农家的“小而精”的文化项目。从郫县农科村的第一家“农家乐”到国家4A级景区的锦江区三圣花乡，“农家乐”已被打造为乡村旅游的特色品牌，据不完全统计，成都市目前已有上万家不同规模的农家乐。最大规模的是位于成都东南部，总面积达15000亩，范围覆盖红砂村、幸福村、驸马村、万福村、江家堰村等多个村落的“三圣花乡”。三圣花乡以鲜花培育为特色，主打花乡农居；罗家花园、王家花园、荷塘月色、幸福梅林等农家院落四时花开不断，以花邀人，以茶会友，以美食聚客，人们在观赏四季鲜花美景的同时，也享受着远离城市喧嚣与繁忙的休闲，满足农耕渔樵之乐。“农家乐”之所以走俏本地旅游市场，得益于其对区域文化的熟稔与消费市场的驱动。不同于青城山、都江堰、宽窄巷子、熊猫基地等全国知名文旅项目，成都乡村文化产业项目覆盖的主要受众仍是城市及其周边民众，这就要求文化产业项目必须因地制宜，融入地域特色，紧密结合地区生活习惯，打造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品牌。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数千年凝聚了“闲适”的文化氛围，喝茶、打麻将、寻美食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标识。通过紧密结合本地消费人群的生活文化，明晰消费群体画像，赢得了长期稳定的客户群体；充分结合地域文化消费的典型特征展开，既是特色产业经营，也是专业精准的文化服务。“农家乐”以接地气、轻资本、小而精的方式展开，灵活多变的投入扩充，也在投资与规模上减轻了乡村文化产业难以承担的高风险。当然，数量众多的成都“农家乐”也出现了品质良莠不齐、后续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依据农家自身资源条件的自发经营，既无规划又缺规模，既难集聚又乏辐射，既困于资本，也疏于管理，所以其整体发展态势仍然处于产业的低级形态，消费层级和产出效益都偏低，面临着“小而不美”“多而不壮”的发展局限。随着后续多样复合形态文化产业项目的出现，“农家乐”竞争力与吸引力都会大打折扣。其次，成都周边特色村镇星罗棋布，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特色小镇，这是成都乡村文创的第二种主要发展模式。这些小镇或乡村大多凭借其独有的文化资源确立个性化发展定位，以最大限度的资源发掘与产业运作强化特色，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差异化发展。比如成都龙泉驿区洛带古镇以明清之际客家人的南迁聚落，双流县黄龙溪古镇则以溪水环绕小镇打造绿色生态康养，大邑县安仁古镇以林立的公馆建筑尽画历史沧桑，崇州街子古镇则仰仗着青城后山的山明水秀，各村镇都依据自身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建设标识鲜明的文化项目，乡村文化产业蔚为大观。尽管特色资源形成了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但是特色资源也往往桎梏着发展。特色小镇开发经营方式趋于一致，都是以观光休闲招揽城市人的短暂驻足，以单一简短的文化表述满足消费者的感官认知与文化猎奇，所以随着后续仿古镇、伪特色项目的增多，就陷入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发展困境，古镇经济与文化效益双双遭遇市场差评。处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发展之际，乡村文化产业召唤着“突围”发展的新模式。位于成都市蒲江县甘溪镇，隋唐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驿站旧址的明月村提供了特色乡村转型的新范本。2008年以前，明月村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作物种植，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直到2009年该村仍旧是市级贫困村。2013年6月，明月村以300年的古窑“明月窑”为突破口，围绕陶文化主题，发展政府统筹、商户入驻式的文化创意产业。截至目前，明月村已经发展了40余个文化创意产业项目，年接待游客约20万人次，并吸引了一百余位陶艺师、艺术家、设计者定居于此，文化产业利润逐年递增。现在的明月村已经坐拥多项文化创意产业奖项（2019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2018年中国最美乡村、四川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成都市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及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称号）[2]。历经七年的乡村转型发展，明月村的文化创意产业聚合为游览体验、美食及民宿三大特色板块，包括了村文化中心、明月书馆、明月轩篆刻艺术博物馆（传习所）、明月乡村研究社、明月文舍、蜀山窑陶瓷艺术博物馆、火痕柴窑工坊等，涵盖了陶艺、扎染、茶艺、篆刻、书法、绘画、饮食文化及农业农村生活体验的多个文化创意项目。明月村几乎浓缩凝练出一个小而全的文化产业集聚区，其产业链的上下端都相对完整，因此既实现了乡村文创经济的自生动力与效益循环，也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全方位多层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3-4]。明月村的实践令文化产业真正沐浴于“明月”清辉之下，与原有的乡村生活融为一体，既促进了乡村经济飞跃，又完好地保留了乡村本来的文化与组织形式。这无疑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乡村发展又推进和丰富了文化内涵。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务必立足于内在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充分盘活已有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将多种资源统领在一个文化主题之下协调发展，不仅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同时也提升其创新能力，形成多类型产业之间的联动，以期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同时只有整理与归并资源的统筹发展才能有效利用乡村丰富多样的资源，真正形成彼此互补、有机互动的创意体系。之后，成都崇州道明竹艺村、郫都唐昌镇战旗村、彭州龙门山镇宝山村都借鉴明月村经验整合与深掘自身特色资源，系统规划各项目协调发展的模式，战旗村更成为视察后点赞的新时代乡村振兴示范村。除却前面两种资源型发展模式之外，成都乡村也尝试着创新型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三种模式，即主动创意打造乡村的文化景观，规划文化创意项目，从而助推乡村旅游发展。这种“无中生有”的创意模式对于文化产业的创意赋值与统筹规划都提出了超高难度的要求，当然这也是一部分资源极度匮乏、周边配套不完善的乡村不得已所选择的发展路径。但这样的“文化戏法”却绝非易事。成都龙潭总部经济城最大的配套项目龙潭水乡风景区就是一次失败的尝试。约2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历经4年打造的龙潭水乡2013年正式开街使用，同年被四川省旅游局纳入年度重点旅游项目。水乡自东风渠南支渠引都江堰活水入园，水面面积达20000m2，水渠全长2.2km，整体园区按照“大融合”的建设思路铺展，以苏州园林为参照，将川西民居融汇其间，营造出“西南水乡”的独特韵味。除却别具一格的布局之外，设计者还为龙潭水乡景区文化赋值———12条主干街道名称取自《红楼梦》“金陵十二钗”，酒店皆以“家府”命名；景区遍植名品古木，水乡门口两颗乌柿树已近千年，为其经典化与历史感增色。尽管设计者意在描画成都“清明上河图”，打造比肩“周庄”“乌镇”的西南水乡；但实际运营与产出并不理想。2018年龙潭水乡沦为“空城”，入驻的50多家商业机构全部撤出，文化产业运营宣告失败[5]。高规格和大手笔的资本投入和产业运营也意味着“高风险”，事实证明乡村与文化产业的整合发展既不是简单的“砸钱”，也并非是一厢情愿的“创意”，乡村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审美，也有运营资本的特殊要求。乡村文化创意并不是主观随意的文化嫁接与乡村景观的粗糙拼合，也不是盲目迷恋资本堆积和只图短期利润的经营短视，更不是围绕文化概念的营销噱头。乡村文化产业的科学规划与创意赋值是发展的双翼，缺一不可。上述成都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三种典型模式，以点带面地呈现出成都乃至西南地区乡村文化产业近年发展的实际。文化产业并不是“资源”与“文化”的简单叠加，也不是资本与商家的数量聚集，更不是盲目的复古与复制。乡村文化产业务必立足乡村本位的文化资源，在科学规划与有效创意指导下扎实产业化运作，深度融合式发展，才能实现乡村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促进新时代特色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从而助力于乡村振兴。

三、成都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建议及对策

第一，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深度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充分整合与规划协调其产业发展，丰富成都文化产业内涵。文化产业始终不变的核心即为“内容”的生产与打造，文化产业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IP（IntellectualProperty的缩写，即知识产权）的创意与丰富。因此，对深厚积淀的乡村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至关重要。实际勘察与整理现存的特色文化资源，并对其进行开发潜力的初步评估，有条件的情况下生成数据系统，与国内乃至世界发展案例比对是文化资源整理的第一步。指望资源天然形成产业“内容”并带动产业发展的“靠天吃饭”的思路行不通。而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动能还需要对资源再次创造性的整合，以有机系统的资源组合丰富和深化文化产业的内涵。成功如明月村始终立足本地特色文化资源深掘，确立了“陶艺、茶艺、乡居体验”三足鼎立的文创重点，围绕三种艺术项目深耕细作、引资聚才，逐渐规模化、产业化，形成资源合理科学的持续开发与正向流动。反观龙潭水乡则缺乏清晰的文化创意。项目停留在各种文化元素的机械堆积，而非资源本身生发出活力；外在景观与本地生活生硬嫁接，“貌合”而“神离”。究其本质，乡村文化产业并不是扣着“文化”头衔的商业地产，必须打造真正的文创项目；不是止步于经济利益的资本聚合，而是诉求文化旨趣的创意者汇集；不单是乡村外在物质形态的改观，更是乡村内在文化灵魂的升华。其实，成都有潜力深掘的文化资源并不匮乏——青城山“道教文化”、三星堆“太阳神鸟”文化、都江堰“水利”文化、古镇文化、驿道文化、公馆文化等，不仅品类丰富，且积淀深厚。而手握多元文化资源，却又困囿于资源本身；仅重复现存资源的平面展示，而缺乏现代性的创意赋值；文化创意项目各自为政，缺乏相关产业的关联性开发；各村镇自成一格，而缺乏集群效应。这些势必会导致“有资源无产业，有文化缺发展，有传统难创新，有项目难聚群”的尴尬局面。而突破其发展困境的关键还是科学有效的盘活资源，凝聚资源的文化意义，创造性地整合利用资源，用真正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来“讲好”中国乡村的文化故事。第二，充分利用乡村的自然特点和人文风俗，使用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的发展模式，形成成都乡村文化产业集群。细察明月村的成功，不难发现其更得益于熟稔文化产业的经营模式：有意识规划并生成了“资源开发（300年历史的明月古窑的修复）—创意生成（一百余名陶艺家驻村，设立陶艺工作室和艺术专业实践基地）—创意落地（陶艺体验馆与陶艺拍卖所）—品牌推广（明月村官网与新媒体宣发）—产品销售（陶艺纪念品、陶艺茶室及陶艺村民宿）”这样一条清晰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围绕着“陶艺”主题聚集了产业发展集群，与周围村社联动，带动周边乡镇企业协同发展，利用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有效增强了产业整体实力，又带来正向的极化效应与回流效应。而龙潭水乡较之明月村，设计脱离了龙潭园区、成华区乃至成都市本身的文化特色和产业发展定位，缺乏明晰的文化产业发展链条和凝聚力强的文化产业集群。实际上，目前成都文化产业发展大多都面临着集群化不够、园区凝聚力不足及产业上下游关联度不高的问题，大部分中小型文化企业收益并不高，其社会经济效益难以放大；在面对突发经济社会大变动时，其抗风险能力极为有限，易导致大规模的产业坍塌。而乡村自带的集聚性与文化的接近性，既在地理位置和自然风貌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又与文化精神和村社组织具有密切的关联度。因此，在“乡村振兴”背景之下，以乡村文化产业作为成都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以乡村的关联形成产业的关联，以乡村的集聚归置产业的集聚，以乡村的文化激活产业的动力，则是成都新一轮文化产业创新的契机，也是文化产业规避高风险的一种可行模式。第三，立足差异化发展的思路，多抓特色，少聚热点；多找创新，少做仿造；贵立品牌，少用“炒作”。从梳理文化资源出发，重点开展具有吸引力的特色文创项目，着力打造标识鲜明的成都品牌，充分结合乡村文化及乡村特色，寻求具有市场号召力和乡村形象宣传力的成都文化产业发展创新点。明月村、竹艺村、战旗村都摒弃了四川传统“农家乐”的简化形式，将文化资源以多元深度体验式项目落地。融合“学、玩、住、食”多角度，用博物馆、体验园、民宿、餐饮等多种形式，依照资源的实际特点准确呈现，打造了特色鲜明的村落文旅品牌，得以持续拉动消费，促进乡村文旅增值扩容。而龙潭水乡尽管立意打造成都水乡，却在落地形式上简单复制、炒作概念，既乏水乡的“西南特色”，也缺差异化的项目卖点。因此，若能在充分挖掘地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辅以具有创新性的资源变现路径，形成标识鲜明的品牌和诉求明确的消费，这无疑将成为成都文化产业长期发展最具竞争优势的新动能。第四，紧随时代技术更迭进程，优化产业管理方式，充分利用“创意”集合力量，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其实，大部分乡村文化创意项目采取了以赚取租金的方式，靠其商业价值吸引商户，而鲜有与创意相关的内容产出式项目，呈现为直接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文旅”被“拆台”，经济也难唱“好戏”的尴尬。同时，文化产业管理方式的紊乱和低效更催生出投资变现难、资本使用率低的恶性循环。很明显，智慧资源并没有被妥善导入乡村文化产业领域，专业市场营销人才及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储备不足。创意与创意管理皆重在人才，只有调动专业人才的创意能力与积极作为，以创意集聚资本与企业，才是乡村文化产业高质发展的必由路径。第五，高新技术的投入无疑也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但在考察成都乡村文化产业的典型案例中，鲜有新兴科学技术的投入。其实，随着科技的普及与成本的回落，高新科技也能落地乡村文化产业项目。比如，AI或者3D技术乃至全息投影技术，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浸入式的新体验。这不仅可以赋予文化项目更鲜活的生命，而且完全有潜力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浸入体验版《清明上河图》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从项目管理及吸收资本角度，区块链的去中心化、高透明化及分布式记账技术既能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创意版权的争议，还能促进资本吸收和运作管理的规范化。第六，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观，坚持以保护自然资源和文化内涵为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无论是自然山水还是人文景观，无论是历史建筑还是技艺传承，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乡村文化资产，都维系着乡村生态与结构的平衡，传承着乡土中国的文化命脉。历史在乡土中沉积，未来也同样发轫于乡土，所以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与文化的双重导向，寻求乡村现代化转型之路。然而，随着成都旅游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进一步引爆，商业目的也愈发凸显，文化资源保护问题也更易被有意或者无意的弱视和忽视。与保护其他文化资源一样，成都市林盘资源及乡土资源的维护不应被缓置，更应提早谋篇布局，适当适时、有序合理地科学开发，以维持成都文化产业长期发展的内生力与源动力。

四、结语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之下，乡村文化资源期待着合理有效的开发与创新性的现代赋值。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能为成都文化产业增加新内容，提供原动力；更是以村落自然集聚形式为依托，为成都文化产业集群生成提供新模式。同时，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昭示着成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路径：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观照下，以保护文化资源为目标深入持续挖掘“新内容”；将“创意”贯穿于知识产权创造、项目实践及品牌宣发的全过程；辅以科学高效的资本、产业管理模式和新兴技术的投入最终促成整个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从而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区域发展。

作者:黄益倩 刘晓婧 向平 单位:西南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