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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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诉求。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既要不断健全和完善乡村的治理体系，还要着力提升乡村的治理能力。针对乡村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产业发展、矛盾纠纷、文明乡风、生态环境等方面出现的不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的突出问题，从以协同、科技、理性、价值、美丽为特征的现代化视域，重新审视乡村治理的能力问题，最终以乡村社会本身为“母本”，从多元主体协同的共治、科技支撑产业振兴的智治、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法治、建设文明乡风的德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美治5个方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努力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战略目标要求。

关键词：乡村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总体目标。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速度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生产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精神文化生活逐渐跟上了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步伐。但同时，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相比，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仍然滞后，如何提升乡村的治理能力，成为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重大课题。对此，迫切需要在厘清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意涵及其现实价值的基础上，针对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供路径方向及有效对策。

一、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旨在突出有效治理乡村的能力应当满足现代化进程的要求。2019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了乡村治理的目标要求：“到2035年，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①这个目标既是对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做出的具体分解，也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深入回应。（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涵。现代化作为18世纪以来人类文明的实践主题，已经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领域、各部门、各行业、各方面，被赋予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国防等现代性意涵，并在与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融合中生成以科学、多元、智能、云端、融合、生态等为核心的现代性内容。这些现代性因子在与乡村的时空联结中，由于人口的流动、分工的细化、社会联系的日益趋紧，而不断使乡村褪去传统的色彩，并逐渐走上现代化的时代轨道。面对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诉求，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成为首要问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少包括5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乡村治理主体能力的现代化。构成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主体自身能力是否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以及主体之间是否能够通过高效合作、互动联通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都是现代化能力的集中体现。第二，发展乡村产业能力的现代化。现代乡村仅仅依靠传统的第一、第二产业以及单一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高科技含量、高知识含量、高人文价值含量的产业集群发展的要求，因此从科技方面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产业模式转变、产业效能增值，成为提升乡村产业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第三，乡村法治能力的现代化。在乡土情结浓郁的中国乡村，要克服传统的人情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带来的困扰及治理障碍，需要提升依法善治的能力。第四，乡村德治能力的现代化。通过提升乡村治理的德治能力，引导乡村居民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对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的积极适应，构建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文明乡风，促进乡村精神文明的进步。第五，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于对工业化发展带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反思，生态环境治理逐渐成为现代化能力的重要内容。现代化的生产生活越来越渴求回归自然的绿色生存空间，而乡村曾经在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代价，如今的乡村治理势必要把生态环境治理当作一项主要任务。以上5个方面的治理能力如何，将决定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和水平。（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诉求。中国是一个生成于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在中国的文明进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但由于在历史演进中曾遭遇农耕文明局限性和海洋文明扩张性的双重影响，中国乡村社会在近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中迅速走向衰落，并在工业化进程中与城市发展迅速拉开距离。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中，中国乡村社会逐步进入现代化的轨道，但也同时进入矛盾凸显的社会转型期。从中国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看，乡村社会本身和乡村管理体制或制度是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两个重要变量①，就乡村社会本身而言，乡村较城市发展滞后的客观现实已成为现代化治理所关注的对象，就乡村管理体制或制度来说，中国乡村治理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为推进乡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依据。现在更应当关注的是，乡村社会本身如何通过治理能力的提升促使不断完善起来的制度释放活力，并转化为实际效能，也是在此意义上，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诉求。这一内在诉求还进一步决定了，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选择和必由之路。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②这表明，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基础和根本在乡村，只有补足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这一短板，才能振兴乡村，最终实现完整意义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在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中，随着乡村社会的变化发展，乡村社会本身复杂的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交织形成多重矛盾，为新时代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带来了以下5个方面的困难和挑战。（一）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能力仍显不足。伴随着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重大的社会转型。一方面，由于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以农民工的身份大量流动到城镇与城市，既造成乡村青壮劳动力的流失，也加剧了乡村人口流入与流出的不对等，出现了乡村人口素质与现代化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另一方面，乡村社会的成员结构发生着变化，除了传统的农民之外，新型职业农民、农民工、农业企业主、个体户、“双创”团队等群体日益壮大，并随着乡村治理的探索逐步形成以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社会组织、乡村居民等为主要主体的成员结构，凸显出乡村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的现实。但是，现有的成员结构又与乡村社会的建设基础及现代化内需存在不相协调的矛盾。因此，在多元主体共治乡村的过程中，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及优化成为“共治”的一大难题。乡村主体的个体利益诉求、家庭背景、教育经历、成长环境、思维方式、生活状态等方面的不同，都是达成主体共识和促成主体共同行动的基础性障碍。加之，现代化中以个性化、多元化为主导的价值观念在信息技术载体的助力下“飞入”乡村，过去那种纯朴的集体主义、团结协作的思维方式及活动方式正在被消解，而构成乡村治理主体的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社会组织、乡村居民等，都面临着如何协调相互关系、如何达成思想共识、如何统一乡村治理行动的问题。（二）乡村产业振兴的科技支撑有待加强。作为生产力高度发展及社会分工的产物，产业的变迁也是国家经济现代化的内需使然。对于乡村社会而言，传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也遭到新一轮社会分工的冲击，如何搭上现代化快车实现乡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体系的融合发展，决定着乡村产业乃至整个乡村的振兴。随着乡村创业创新环境的改善，不少新产业、新业态在乡村起步和发展，但产业门类不全、产业链条较短、要素活力不足、质量效益不高等问题仍然突出，难以满足乡村居民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进而也就难以满足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顺利转型和快速适应。从乡村产业持续陷入低迷的现象来看，乡村产业的科技含量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所谓科技含量不足，一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二是缺乏含金量高的技术支撑。与此同时，乡村产业的技术含量整体偏低，只在农业生产领域和生产加工部门显示出相对的科技优势，如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现了植保无人机、无人监测农田器等。除此之外，乡村的特色产业、文化产业、服务产业、生态旅游业等，也都还缺乏有力的科技支撑。因此，陷入乡村产品吸引力不足、特色产品无特色、品牌产品无名声的困境。要走出这样的困境，需要通过提升科技振兴产业的智治能力。（三）化解矛盾纠纷的法治能力亟需提高。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的社会”①。在这样一个因土地聚集生长起来的“熟人社会”里，“人情”始终是乡村治理过程中绕不开的重要因素，也因为“人情难绕”，往往引发鸡毛蒜皮的纠纷和清官难断的家务事，这些事往往起因简单，但其所涉及的人际关系又较为复杂，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容易激化矛盾纠纷，最终影响乡村的和谐发展。因此，有效化解乡村社会中沉积已久和不断新生的矛盾纠纷，是促使乡村从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并在这一转型中实现乡村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在乡土情结浓郁的中国乡村，除了传统的婚姻家庭纠纷、邻里关系纠纷和债权债务纠纷外，在宅基地使用、农村土地承包流转、劳务合同、挂靠经营、村务管理、民主选举等方面也出现了新的矛盾纠纷。并且，还有以上各类矛盾纠纷的相互交织、并发，加剧了矛盾纠纷的复杂性，也加剧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这些矛盾纠纷都离不开“熟人社会”的“人情思维”和宗族亲缘关系的本质属性，如果不从依法善治的思想观念转变入手，就难以触及乡土性矛盾纠纷的根本。当然，乡村法治建设的内容并不仅于此、止步于此，但是，把法治思维植入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中，是依靠法治推动建设法理乡村、加速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切入点。（四）以德治厚植文明乡风的作用不够突出。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还包括精神层面的现代化，而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则诉诸于以文明乡风为内核的乡村德治。德治就是依靠道德教化进行思想领域的治理，帮助人们树立与社会进步要求相一致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从乡村社会的现实中看，在德治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传统民风民俗与现代移风易俗的矛盾。在乡村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天价彩礼”“孝子厚葬”“大摆宴席”等婚丧嫁娶的民风民俗，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理性”要求，人际关系、消费模式、生活方式都面临解构。二是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价值观念的矛盾。当诸如理性、自我、民主、法治、自由等关涉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出现时，就意味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血缘、宗族、家族、伦理等传统道德观念遭遇挑战，在自身价值观念尚未安稳过渡的同时，乡村居民对现代性价值观的过度追求，容易导致乡村社会原有价值体系的崩溃，进一步使乡村社会的精神生活处于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之间，阻碍了乡风文明的进程。因此，要以德治厚植文明乡风，就要诉诸于乡村治理中德治能力的全新提升。（五）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形势依然严峻。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是总结工业化发展道路上破坏生态环境并引发生态危机的深刻教训而开辟的人类生存发展的绿色空间之路。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及深入落实的进程中，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处于向好发展的态势，但乡村与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不平衡、乡村内部的生态环境治理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在生态环境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还存在着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来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依然不同程度地在乡村社会中延续着，部分乡村民众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生态平衡必要性、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显然不足。在认识不足的基础上，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或者片面追求乡村政绩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或者由于贫困思维的限制而以浪费资源为代价，这些问题都不断加剧着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难度。建设美丽中国，广大乡村既是关键环节，也是薄弱环节，没有乡村的生态建设，就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如何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严峻形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也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

三、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五维路径

从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来看，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治理内容、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等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需要从治理能力上进行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为此，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从以协同、科技、理性、价值、美丽为特征的现代化视域，再度审视乡村社会这个“母本”，从多元主体协同的共治、科技支撑产业振兴的智治、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法治、建设乡风文明的德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美治5个方面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能力，以进一步释放现有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制度的活力，最终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战略目标要求。（一）提升多元主体协同的共治能力。治理能力说到底是治理主体的能力，主体所运用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途径、治理资源的整合，决定着治理实践的效果。对此，需要在厘清乡村多元主体及其关系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乡村多元主体协同的共治能力，来更大限度地激发主体的创造性，形成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社会组织、乡村居民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以创造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文明成果。一方面，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一个前提是，各个主体要认清自己的主体角色，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优势。其一，基层党组织需要深入理解熟练掌握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重点任务、具体做法，在探寻乡村治理规律的基础上，为乡村现代化建设因地制宜地进行科学规划，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指导下分解乡村治理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在科学规划的指导下找准具体乡村及其具体问题的突破口，排出矛盾问题的优先顺序，着力攻破主要矛盾，切实解决实际问题，主动担负起振兴乡村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其二，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需要推进服务理念和监督方式的转变和创新，进一步发挥基层民主协商的作用，增强村民的民主观念和提高民众的协商意识，让问题在民主讨论和民主决议中得到解决，使矛盾在友好商量和协调解决中得到化解。同时，通过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的理念和技术，增强高效服务、智能管理、民主监督的能力，从时空上体现效率性，从态度上体现亲民性，从结果上体现实效性。其三，不断提升其他经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不断激活妇联、团支部、残协等公益性、互助性、服务性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力促社会组织协作出力。其四，引导公众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增强社会服务意识、拓展公众参与渠道、搭建公众参与交流平台等方式汲取众智、汇集众力。另一方面，在发挥各自主体优势的同时，还要着重提升主体之间的协同能力。首先，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应当形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治理共识，在乡村治理中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治理手段与治理目标的协同关系。其次，形成多元主体互助协商、良性互动、共同解决自身矛盾的乡村治理共力，打破私利纷争、相互推责、零和思维主导的主体关系模式，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共识引领下加强沟通、通力合作。最后，形成人人参与大家分享、共同创造财富和共同享有财富的乡村治理成果共享机制，使乡村治理成效惠及广大乡村人民，惠及参与乡村治理的各个主体，不断激发乡村治理主体的斗志。（二）提升科技振兴产业的智治能力。振兴乡村产业需要突出科技的支撑作用。科技本身作为观念与技术的合体，既有科学思维之意，也有科学技术之义。依靠科技振兴乡村产业，就需要在科学思维和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增强科技振兴产业的意识，提升科技振兴产业的能力。一方面，用科学的思维重新审视乡村产业的内涵。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深入演进，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与信息技术、网络媒体、人工智能的联系不仅日益密切，而且在交互影响中不断生成全新的认识视野和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乡村产业的时空联系、构成要素、经营模式、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现代化的乡村产业至少更应当凸显现代化科学思维的特征，如规划性、知识性、技术性、融合性等。这意味着，乡村产业的振兴需要具有规划性的科学理论指导，确保乡村产业的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就要对众多产业要素中的知识性要素进行更深透的掌握，促使乡村产业的主体不断完备相应的知识体系。在这两个基础上促进产业技术的开发、应用、创新，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区块链的“相关性”“联动性”“互补性”思维把乡村产业看作新兴产业的集合体，打破已有的、小规模产业之间的合作壁垒，让新的种养业、乡土特色产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休闲旅游业等新业态、新兴产业实现融合。另一方面，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做实做强乡村产业。从产业对技术化的需求看，培养科技创新技术人才是一大关键。对此，可以通过开设技术学习和技术培训在当地发展“田专家”“土秀才”“农产品匠人”；可以依托某一产业或某一项目基地，根据具体产业或项目的实际需要临时组建服务乡村产业建设的乡村创业团队、乡村技术指导团队、乡村科技创新团队等；可以采取更灵活的流动人才管理模式，大力引导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个人通过网络服务、项目服务、小时服务等自由灵活的方式为乡村产业提供技术指导。更值得一提的是，应当克服技术化带来价值虚无的负面效应，乡村产业在科技支撑中的振兴更需要依赖科技创新人才的情感投入，通过产业衍生产业的价值链，创造出体验自然、接受自然教育、感受新型乡村变迁的人文价值，让具有山水诗意、田园雅趣、乡土气息浓郁的特色乡村产业及乡村产业品牌成为科技振兴乡村产业的内涵延伸，而振兴乡村产业及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也将成为科技创新人才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效益双向统归的有益实践。（三）提升化解矛盾纠纷的法治能力。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的方式是多样的、途径是多元的，而善用法治手段和途径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是其中的一种主要方式和有效途径。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把法治融进乡村矛盾纠纷的化解过程中：第一，深入开展乡村法治宣传教育。由于深受“诉讼等同于告状，而告状等同于撕破脸”这一固有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乡村居民并不习惯也很少采用法治手段解决矛盾纠纷，要么让矛盾止于“心胸大度”，要么让纠纷隐于“积怨成灾”。对此，应当帮助乡村居民转变认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进一步更正乡村居民对法治认识的偏颇，增强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法治意识。第二，健全乡村居民调解员队伍，培育一批以村干部、人民调解员为重点的法治带头人，及时掌握不断更新的国家法律法规，善于用发展着的法律解决乡村发展中的矛盾纠纷，做好乡村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推动构建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和谐乡村。第三，发挥法治化解矛盾纠纷过程中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探索建立“互联网+网格管理”服务管理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强化乡村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完善信息收集、处置、反馈工作机制和联动机制，利用信息技术掌握客观的矛盾纠纷实际，使依法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的实践更服人心、更得人心。（四）提升涵养文明乡风的德治能力。以德治厚植文明乡风，可以从3个方面提升涵养文明乡风的德治能力，发挥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柔性作用及人文价值。第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形成新时代的乡规民约。在现有的“村民约定”“乡村文明公约”等丰富形式的基础上，把重点转移到乡规民约的内容提升上，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把平等、公正、友善、诚信等价值理念作为乡村居民解决利益冲突和观念冲突的价值标尺，使乡规民约的具体内容更加贴近民情、贴近民意、贴近民心，同时克服形式主义带来的诘难。第二，充分挖掘乡村教育的乡村资源，从现代化的另一种视野重新审视乡村的变化发展所带来的教育新契机。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国乡村的整体风貌有了较大水平的提升，并在“摘除贫困帽子”的切实行动中积累了宝贵的教育资源。一方面，要从政策上和思想上引导从事乡村教育的主体进行思想观念的转变，从过去依赖自上而下的教育资源分配转变为就地整合教育资源，把基础教育与大自然教育、乡村生产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唤醒乡村教育的自然本性。另一方面，创新党组织、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社区街道等在乡村的联动教育模式，建成乡村文化的高地和农民的精神家园，使教育真正触及乡村的精神内核。第三，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整合。既要保留传统文化中孝、信、义等方面的精华，还要运用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熏染乡村民众，在生产生活的实际过程中贯穿现代文明的科学、理性、有效、多元、开放等积极因子，使乡村民众在实际感受和实践过程中衍生出转变观念意识的内需动力，打破原有思维方式的局限和界限，更好地适应乡村现代化的建设发展。（五）提升优化生态环境的美治能力。面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形势，应当从转变治理理念着手，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乡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优化。“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①，绿色发展理念的核心在于保护生态环境“山青水绿”的生命底色，这也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因此，要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促进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融合。第一，把“绿色”融进乡村生产。从生产源头防污减排，做好污染物处理，减少对空气、水、土地、林木等自然资源的破坏。同时，不断探索、开发和推广农村绿色农用节能技术，生产出绿色、环保、安全的产品。第二，把“绿色”融进乡村生活。在垃圾分类指导下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的环保处理，从源头上引导村民对垃圾分类进行再认识，在处理过程中推行“户集、村收、乡运、县处”一体化处理工程，以及开展粪污、秸秆等的无害化循环利用工程，让村民生活在环境优美的乡村大地上。在绿色消费理念的引导下，减少乡村生活的资源消耗，养成节能减排、消耗适度的绿色生活方式。第三，把“绿色”融进乡村生态。在绿色生产和绿色生活的基础上打造生态宜居的农家乐、旅游点、度假村、养老院，吸引城市的优质资源转向乡村，共同构建环境优美和生态优化的乡村空间，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②美丽乡村。第四，把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生态融合起来。这种融合不仅是乡村内部的自我整合，也是与周边乡村进行跨区域的交互整合，通过把各自生产中的优质要素加以融合，扩大乡村绿色生活的“生活圈”和绿色生态的“生态圈”，既可以不断满足现代化进程中多元主体的需要，还可以使乡村社会走出原有封闭场域的束缚。在绿色乡村的美治中，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将成为美丽中国的靓丽名片。综上所述，作为拥有古老农业文明的人口大国，中国人的根脉和情怀大都在乡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根基也必然在乡村。要写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这篇“大文章”，迫切需要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在提升多元主体协同的共治、科技支撑产业振兴的智治、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法治、建设乡风文明的德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美治5方面能力的过程中，还要结合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发展，不断反思治理能力本身的问题，以及治理能力与治理效能的关系问题，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让处于动态变化的乡村治理能力不断适应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

作者:马志翔 单位: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