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乡村产业振兴空间路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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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西进参与福建省乡村产业振兴的2980家乡村台企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扩散模型，揭示台商“西进”的空间路径演变。研究发现：①国际经济形势和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变化促成了泉州的晋江市和石狮市、厦门的海沧区和同安区、漳州的龙海市形成台商“西进”的高密度聚集区，以及福州的闽侯县和福清市、莆田的涵江区形成中密度聚集区；②在企业内部因素的主导下，台商“西进”轨迹呈现近“S”形增长态势，并形成以沿海福州和厦门城市群的郊区县（市）为核心，向内陆地区扩展扩散的格局；③空间扩散路径模拟显示，当前台商“西进”已达到数量扩散的阈值，未来台商“西进”路径将由反“E”字型向“日”字形转变，沿海地区仍是空间扩散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乡村台企；乡村产业振兴；空间扩散；路径演变

1引言

随着民族复兴、两岸统一进程的加速推进，让台湾同胞愿意来、留下来和经常来，是习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精神的核心，而搭乘大陆经济发展的顺风车是吸引台胞“西进”的最佳方式[1]，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则为台胞“西进”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2]。改革开放以来，台胞主要以台商的角色“西进”[3]，人口数量已超过200万，其中近1/3从事与乡村产业相关的职业[4]。事实上，台湾地区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5-8]，在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发展阶段先后差异的驱动下，经验丰富的台胞通过“小三通”和“大三通”等渠道，在祖国大陆乡镇企业[9,10]、台湾农民创业园[11,12]和休闲农场[13,14]等正式或非正式场所创新创业，传播台湾地区乡村振兴的经验和模式，成为大陆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力量。然而，以往文献多从台商投资、少从空间扩散的视角关注这一现象，导致对台商“西进”空间扩散机理研究滞后于乡村产业振兴理论和实践的需要。随着大陆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15,16]，尤其是“惠台31条措施”的逐步落地，厘清台商“西进”空间扩散的格局与过程成为当下借鉴台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经验、吸引并留住台胞的当务之急[17]。台胞一直以来都是大陆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参与者。鉴于海峡两岸尚未统一的特殊状况，当前学者多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视角关注台胞群体[18,19]，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制度改革之前，台胞主要通过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的方式参与大陆乡村产业振兴，多扮演企业家的角色[20,21]。相关研究显示，乡村台企以独资企业为主，合资企业为辅；投资规模多数在100万美元以下，小的企业规模只有3万美元[22]；投资方式既有园区集群模式和台湾农民创业园模式，也有台湾农民个体小额创业项目[23,24]；投资产业已从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向农产品深加工及观光休闲农业等第二、三产业发展，并已涉及大陆国民经济行业各个领域[25]；投资区位主要选择沿海地区的广东、江苏、福建、浙江、山东和内陆地区的湖南省和四川，并在广东、江苏和福建形成集聚区[26]。台商“西进”属于跨境空间扩散现象。国外对跨境主体的研究，在研究主题方面多集中在跨境资本、跨境技术、跨境语言、跨境犯罪、跨境文化产品等方面，其中对跨境资本和技术的空间分异、驱动因素和溢出效应的研究是热点[27,28]；在研究视角上，多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跨境金融资本流动的制度设计、风险防范、影响因素和路径[29]；在研究方法上，多从统计学的视角，基于面板数据揭示跨境资本流动规律，并提出对策与建议[30]。由于中国在港澳地区实施“一国两制”特殊政策和海峡两岸尚未统一的现状，国内对于跨境主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资和台资方面，香港和澳门方面较少[31,32]；在研究主题方面，多关注跨境资本和跨境技术，特别关注大陆台资空间分异、驱动因素和溢出效应[18,33]；在研究视角上，多从经济学、政治学和地理学融合的视角，关注台商投资（TaiwanDirectInvestment,TDI）对大陆经济影响的积极效应[19,34]；在研究方法上，多从计量地理学的视角，关注TDI的区位选择与影响因素[35,36]。综上所述，国内外跨境主体相关研究，较少从空间扩散的视角关注跨境主体空间扩散的格局与过程，缺乏构建模型模拟空间扩散路径演变的案例借鉴。因此，本研究以台商“西进”的主要聚集地福建省为例，基于空间扩散理论，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扩散模型，揭示台商“西进”参与福建省乡村产业振兴的空间扩散路径演变，以期借鉴和总结台商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经验和模式，提升大陆乡村产业振兴内部的活力和动力提供科学依据。

2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本研究台商数据来源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台湾福利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长期和稳定的统计数据。由于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工作是在2018年9月1日之后启动，之前西进台商主要通过设立独资或者合资企业参与大陆乡村产业振兴，本研究选取已在大陆投资，并注册在福建省乡村地区的台商企业（以下简称“乡村台企”）作为研究对象，共有2980家。2.2研究方法。2.2.1GIS空间分析。采用ArcGIS10.3软件，构建乡村台企数据库，包括公司代码、所属行业、所处地区、企业类型、注册资本、成立时间、存续状态等信息。利用专题地图工具分析乡村台企空间格局，利用核密度分析工具计算乡村台企在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特征，利用地统计分析工具预测乡村台企未来空间扩散的路径。2.2.2空间扩散模型。台商“西进”既是经济交流活动，也是空间扩散现象，可以用基础扩散模型方程来描述[37]。假设在任何时间t，乡村台企的扩散率是在这个时间点所存在的可能设立企业数与该时间点先行设立的企业数量之差（[Nˉ-N(t)]）的一个函数。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17,25]，台商在大陆空间扩散既有企业内部成本、经营和管理扩张的需要，又有台币贬值、大陆改革开放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宜采用混合影响因素扩散模型。因此，乡村台企空间扩散模型可以用公式（1）表达[25,37]：dN(t)dt=(a+bN(t))[Nˉ-N(t)]（1）式中：a和b为模型的外部和内部影响系数；Nˉ为乡村台企空间扩散曲线的渐近线。采用判定系数（CoefficientofDetermination）R2来判断乡村台企空间扩散模型的解释力[31]。判定系数用于度量因变量的变异中可由自变量解释部分所占的比例，R2统计量越接近于1，模型的拟合优度越高。2.2.3乡村台企空间扩散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构建乡村台企空间扩散评价指标体系，以反映台商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空间扩散能力。选择企业类型、注册资本、成立日期、存续时间和登记状态等5个指标[25]，作为乡村台企空间扩散指数主要评价指标。评价指标标准化。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解决评价指标的量纲及其物理意义存在差异和参数不可比的问题。采用极差法对评价指标与空间扩散的关系进行赋值，评价指标正向关系越大，扩散能力就越高，评价指标负向关系越大，扩散能力就越低。根据台企跨境空间扩散相关研究成果，在投资方式选择模式方面，合资方式比独资方式有更低的控制度，更易产生技术扩散[33]；在投资规模方面，规模大的企业往往实力较强，自然成为当地各界关注的重心和亮点，具有较强的文化传播能力，更有利于企业文化的空间扩散[38]；在经验积累方面，成立时间较早，存续时间较长，登记为存续和在业状态的企业，往往有较长时间经验积累，更熟悉企业所在环境的风险程度大小，更有利于减少空间扩散的成本和不确定性[39,40]。因此，乡村台企为合资企业、注册资本越大、成立日期越早、存续时间越长、企业当前为存续和在业状态，越有利于西进台企的空间扩散。采用分等级赋值法评价企业类型、注册资本、成立日期、存续时间和登记状态。首先，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NaturalBreaksClass）对注册资本、成立日期、存续时间进行五级标准化处理，分别赋值2、4、6、8、10；其次，对企业类型和登记状态按照空间扩散规律直接分级赋值[25,41]，企业类型为独资，空间扩散能力比合资类型弱，又比设立办事处等类型空间扩散能力强，赋值6；企业登记状态为吊销和注销，空间扩散能力比存续和在业状态弱，又比迁出等类型空间扩散能力强，赋值6，如表1所示。指标权重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确定五个评价指标的权重。邀请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各5位专家对五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比较，采用yaahpv10软件对专家打分结果进行统计，得到五个评价指标的权重[25]，分别为0.28、0.40、0.05、0.10、0.17。空间扩散指数。构建乡村台企空间扩散指数（SpatialDiffusionIndex，SDI）以评价乡村台企空间扩散的能力。基于空间扩散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各评价指标对乡村台企空间扩散的影响，进一步计算SDI，公式如下：SDIn=0.28Xn+0.40Yn+0.05Zn+0.10Sn+0.17Tn（2）式中：SDIn为第n个乡村台企空间扩散指数；Xn、Yn、Zn、Sn、Tn分别为第n个乡村台企的企业类型、注册资本、成立日期、存续时间、登记状态指标数值。

3结果分析

3.1乡村台企的空间格局。3.1.1时空格局。时间序列方面，福建省乡村台企数量增长呈现双峰结构，如图1所示。具体分析，1984—1993年间，乡村台企呈现快速增长，年均设立83家，并于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后的1993年达到高峰期，年增304家；1994—2003年间，乡村台企呈现“U”形增长态势，年均增长167家，并于大陆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003年进入第二高峰，年增307家；此后，乡村台企数量增长呈现快速回落态势，并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海峡两岸“大三通”后进入低谷期，年均增长不足10家。空间布局方面，福建省乡村台企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如图2、图3所示。沿海地区聚集了82.65%的乡村台企，并在泉州的晋江市和石狮市、厦门的海沧区和同安区、漳州的龙海市形成高密度聚集区，在福州的闽侯县和福清市、莆田的涵江区形成中密度聚集区。其中泉州集聚了36.07%的乡村台企，这与泉州作为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的因素有很大关联。早在1983年，泉州就批准成立了第一家台资企业，并于1984年在晋江市安海镇成立了第一家乡村台企“福建晋江鸿利电子塑料工艺有限公司”，此后在1987年海峡两岸扩大交流后，台商开始大规模进入泉州，随后在1993年达到扩散的高峰期。3.1.2分类型空间格局。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准，福建省乡村台企以从事第二产业为主，如图4所示。属于第一产业的乡村台企仅有99家，占比为3.32%，主要分布在漳州的漳浦县、南靖县和东山县；属于第二产业的乡村台企有2758家，占比为92.55%，主要分布于泉州的晋江市、石狮市、南安市和惠安县；属于第三产业的乡村台企123家企业，占比为4.13%，主要分布在厦门的同安区。可见，投资加工制造业是台商“西进”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最主要渠道，这与台湾地区乡村企业高度发达的特征息息相关。20世纪80—90年代，台湾地区制造业不论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有逐渐乡村化的趋向，尤其是中小规模的制造业企业大多分布在乡村地区，可以就近吸纳农村劳动力到非农部门就业，既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20]。台商“西进”将这一生产模式和产业类型特征扩散到大陆地区，推动了沿海地区的乡村工业化，并形成了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带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晋江经验”，也造就了晋江市探索出享誉海内外的“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模式[42,43]。规模类型空间格局特征。福建省乡村台企平均规模不大，高规模等级乡村台企主要分布在泉州市、福州市和莆田市，如图5所示。乡村台企总注册资本为863057万美元，平均注册资本为289.40万美元。从成立时间上看，26家注册资本规模为4和5级的乡村台企成立于2000年之前，其余的15家成立于2000—2007年之间，2008年后没有高等级规模的乡村台企设立。这种现象既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影响，也和福建省乡村企业转型升级的区域发展策略有很大的关联。空间格局方面，高注册资本等级的乡村台企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注册资本为5级的乡村台企有只有1家，注册资本为62289万美元，占比为7.22%，分布在泉州晋江市龙湖镇，所属行业为C制造业；注册资本为4级的乡村台企有40家，总金额为163918万美元，占比为18.99%，主要分布在泉州市（16家）、福州市（9家）和莆田市（7家）；注册资本为3级的乡村台企有124家，总金额为192046万美元，占比为22.25%；注册资本为2级的乡村台企有363家，总金额为224352万美元，占比为25.99%；注册资本为1级的乡村台企有2452家，总金额为220452万美元，占比为25.55%。1~2级乡村台企数量占比为94.46%，注册资本占比仅为51.54%，平均规模为158.01万美元，显示福建省乡村台企在企业规模上，呈现两极分化态势，这与“除农产品加工企业外，大多数台商涉农企业的投资规模在100万美元以下”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22]，同时也凸显了少部分非涉农乡村台企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特征。企业类型空间格局。福建省乡村台企企业类型以独资企业为主，如表2所示。独资企业2552家，占比为85.64%，总注册资本为743944万美元，平均注册资本为291.51万美元；合资企业428家，占比为14.36%，总注册资本为119123万美元，平均注册资本为278.30万美元，略低于独资企业。空间格局方面，沿海地区2872家企业中，独资企业数量占比为85.76%，注册资本占比为86.43%；内陆地区108家企业中，独资企业数量占比为82.41%，注册资本总额占比为75.91%。独资企业无论是在数量和注册资本规模上均远远超过合资企业，这与大陆对台商的特殊政策有关，台企在大陆被视为外资企业管理，各地区设立的台商投资区和台湾农民创业园，以及配套的惠台税收政策与措施，独资企业往往比合资企业更便捷地享受和惠及[26]。3.2乡村台企的空间扩散过程。3.2.1空间扩散指数的特征。时间特征。福建省乡村台企空间扩散指数年度特征呈现先扬后抑态势，平均扩散指数则保持在4左右波动，如图6所示。空间扩散指数高峰期出现在1993年，次高峰期出现在2003年，随后进入衰减阶段。其中，1984—1993年是高空间扩散指数等级乡村台企扩散高峰期，1994—2007是低空间扩散指数等级乡村台企扩散高峰期，2008年后则进入低扩散指数等级乡村台企低水平扩散，这也反映出早期台商全面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呈现数量多、规模大、行业单一等特征；中期部分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呈现数量多、规模小、行业多元等特征；后期则是选择性参与，呈现数量少、规模小、行业单一等特征。空间特征。福建省乡村台企空间扩散指数等级呈现反“E”字型空间特征，如图7所示。以沿海地区的“闽侯县-福清市-涵江区-惠安县-晋江市-同安区-龙海市-漳浦县-东山县”为纵轴，以“漳浦县-南靖县-永定区-上杭县”、“晋江市-南安市-安溪县-永春县-大田县-永安市-宁化县”、“闽侯县-古田县-顺昌县”为横轴，形成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展扩散的过程。产业特征。福建省乡村台企空间扩散指数产业特征呈现第二、三产业先扬后抑和第一产业低位波动的特征，如图8所示。第二、三产业扩散指数高峰期出现在1993年，随后进入衰减阶段；第三产业扩散指数次高峰期出现在2006年，晚于第二产业的2003年；第一产业高峰期出现在1999年，次高峰期出现在1993年和2003年。2008年以后，空间扩散指数呈现第二、三产业低位波动的特征。3.2.2空间扩散路径模拟。空间扩散模型模拟。采用MATLAB对福建省乡村台企空间扩散模型进行最小二乘参数估计。由于1984—1987年乡村台企数量较少，为避免模型拟合数据异常，采用1984—1987年四年均值作为模型初始值，求解模型系数为：a=0.0121；b=0.0001；Nˉ=2970。空间扩散模型拟合曲线的判定系数R2=0.987，非常接近参考数值1，显示模型有较好的拟合优度。这也进一步说明，1984—2018年间福建省乡村台企累积数量空间扩散轨迹符合“S”形曲线特征。继续采用混合影响因素空间扩散模型，按照当前模型系数水平预测福建省乡村台企2019—2030年空间扩散水平，如图9所示。预计2019年福建省乡村台企数量为2970家，低于2018年实测数值2980家。这说明在当前强度的内外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下，福建省乡村台企空间扩散已遭遇数量扩散瓶颈，也显示出受福建省乡村人口红利减少、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影响，台商“西进”的动力有进一步减弱的趋势。对混合影响因素空间扩散模型的系数a和b分别扩大1倍，以确定内外部因素中，哪种影响因素对模型模拟起主导作用，如图10所示。a系数扩大一倍后，曲线拟合优度R2=0.735；b系数扩大一倍后，曲线拟合优度R2=0.473，曲线更加偏离实际轨迹，显示内部因素对空间扩散模型起主导作用，说明影响福建省乡村台企空间扩散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内部因素，包括经济方面的经营成本、台币汇率，社会方面的投资氛围，文化方面的管理水平和研发能力等[1,17,19,35]。GIS空间扩散模拟。基于福建省乡村台企空间扩散指数，在ArcGIS10.3软件中采用地统计分析方法模拟2018年后福建省乡村台企空间扩散路径，如图11所示。福建省乡村台企空间扩散的核心区保持在沿海地区不变，空间扩散形态由反“E”字形向“日”形空间格局转变。其中，沿海地区呈现扩展扩散的特征，纵轴逐步向宁德周宁县和福鼎市、漳州的平和县和诏安县扩展延伸；内陆地区由点连片扩散，龙岩市以永定区为核心，东向新罗区、西向上杭县和武平县扩散，三明市则以大田县为核心，东向尤溪县，西向永安市、龙岩延平区、宁德古田县扩散。

4结论

台商通过设立企业的方式“西进”参与大陆乡村产业振兴，将台湾地区振兴乡村的经验和模式在大陆进行空间扩散，福建省是西进台商的重要聚集地。本研究以福建省2980家乡村台企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扩散模型，研究台商“西进”的空间路径演变，主要结论如下：（1）台商“西进”的时空格局与国际经济形势、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变化息息相关。时间方面：在海峡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和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关键节点，台商呈现快速西进的态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海峡两岸“大三通”后进入扩散低谷期；空间方面：台商“西进”首选福建沿海地区，并在泉州的晋江市和石狮市、厦门的海沧区和同安区、漳州的龙海市形成了高密度聚集区，在福州的闽侯县和福清市、莆田的涵江区形成了中密度聚集区；企业类型方面：西进台商以从事第二产业为主，并具有规模小和独立性强等特点。（2）台商“西进”的空间扩散过程轨迹符合“S”形曲线特征，并主要受企业内部因素影响。空间扩散指数在时间方面，早期台商全面参与乡村产业振兴，呈现数量多、规模大、行业单一等特征，中期部分参与，呈现数量多、规模小、行业多元等特征，后期选择性参与，呈现数量少、规模小、行业单一等特征；在空间扩散方面，以沿海福州和厦门城市群的郊区县（市）为核心，呈现反“E”字型空间扩散特征；在产业方面，呈现第二、三产业先扬后抑和第一产业低水平扩散等特征。（3）台商“西进”的空间路径模拟显示，当前福建省乡村台企已达到空间扩散的数量阈值，急需进行内外部影响因素和产业政策的调整；台商“西进”的路径将由反“E”字形向“日”字形空间格局转变，沿海地区仍是空间扩散的主要方向。本研究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首先，除了扮演企业家角色外，西进台胞还通过技术咨询与服务等非正规就业途径参与乡村产业振兴，而这部分台胞信息在海峡两岸官方和协会均没有登记，需要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获取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其次，影响台商“西进”的内外部因素有待于进一步细分，以确定不同发展阶段的主导因素及其发挥作用的差异。致谢：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乡村台企概念界定、分等级赋值方法选择、空间扩散机理解释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作者:王开泳 黄跃雯 王孝振 伍世代 单位: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2.台湾世新大学 3.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 4.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