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抗争和网络经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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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梳理了目前网络抗争与网络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现互联网经济给网络抗争性活动带来了一定空间。但商业媒体会自我审查，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后也主动避免“政治红线”；网络推手和商业炒作使得互联网上的抗争性话题有被商业企业操纵的危险；网络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是不平等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利用网络进行抗争的程度不同，达到的效果也不同。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网络抗争；网络经济

一、概念界定

（一）网络抗争

我国对网络抗争的研究，多选取某一或多个案例，结合定性、定量的分析手法，从行动的某一结点出发进行研究。有学者选择发生在2009年的“杭州飘车事件”为例，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和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在网络抗议中如何通过意义构建进行动员。［1］还有学者选取2011年至2012年间发生的四个网络抗议事件，对网络集群抗争行为“缘何”衍生、“如何”激化以及后续“为何”消解等问题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解答。［2］

（二）网络经济

新闻传播学对于网络经济的研究，主要是把网络经济作为媒体发展的大背景，对传统理论的变化进行讨论。诸如，有学者讨论网络经济形态下网络舆论的特征，提出了在政府、媒体、网民、技术层面上的网络舆论引导原则；［3］也有学者关注我国纸媒在网络经济背景下网络媒体对纸媒造成的巨大冲击，探讨纸媒应该如何改善营销策略，在媒体竞争中获得优势竞争地位。［4］

二、网络抗争和网络经济的关系

（一）网络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政治空间

对媒介商业化和抗争运动关系的讨论，可追溯到商业出版初期人们民主意识的崛起及社会运动的发展。工业革命前，伴随着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商业媒体的发展让过去的受众变成媒体内容的消费者。DavidShambaugh在研究中国的宣传体系时，“认为市场化发展让中国市民消费群体可以选择更多元的媒介的内容，媒体商业化的商业底线正在不断侵蚀‘党的路线’”。在网络经济中，网络公司也以吸引客户作为行为准则，市场定位更加差异化。中国的商业门户网站在媒体社会性方面已经开始市场化经营尝试，对新闻议题的反应更加灵敏，尺度也更大胆。比如通过抗争性活动的新闻来提高流量。郑永年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发展，并让政府有能力向民众提供商品，这保证了政府自身的合法性，给国家赋权。政府便对网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政府是市场培育调控的主体，起着调整媒介市场结构、规范媒介市场行为的作用。”［5］同时，信息技术增加了国家压制给予信息的社会运动的代价。网络经济的急速发展和政治控制的相对滞后，为网络抗争运动带来了时间窗口。

（二）网络降低抗争行动信息成本

从20世纪90年代网络技术走向民用起，大众不再需要倚赖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的广播和电视的权力，任何公民都能利用它进行政治组织行动。互联网降低了政治动员的信息传播成本。公民参与抗议性活动的最低成本只需拥有一台电脑和缴纳一定的网费。大型的抗议行活动更可以利用网络进行大范围的联动，相较传统媒体更廉洁、便利。比如电子邮件的发展降低了网络抗争团体组建的组织成本。之前需要通过募集资金来做宣传，而现在只需要一个善于协作的核心团队来发放邮件就足够，无需承担高额的广告传单费用。

（三）追逐利益削弱抗争性

关于商业对公共性的侵蚀，哈贝马斯有过相关论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渗透到大众媒介，“私人批判变成了电台和电视上明星的节目，可以圈起来收门票，当作会议出现，人人可以‘参加’时，批判已具有了商品形式……共识成为多余之物”。［6］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网络媒体，尽管欢迎抗争性议题带来大量流量，但当涉及政治敏感问题时，会先进行自我审查，不会为此冒政治风险。以微博为例，“微博与中文推特圈有所不同，非政治性话语占绝大多数。新浪有意将其微博打造成分享个人情感的平台，一个温情的所在”。［7］“同国内其他的网络服务一样，微博删帖也是家常便饭。”［7］同样，不少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一样，出于各种市场原因，不得不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例如，已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外国互联网公司雅虎、谷歌和微软，都已服从中国政府某些隐性条款。

（四）抗争被操纵的危险：网络推手与商业炒作

互联网的经济价值激发了网络推手和商业炒作。炒作是通过制造媒介事件，引起公众轰动而创造消费者兴趣的一种手段。网络推手是通过企业运作模式，组织雇用人发帖来影响互联网上的信息舆论动态。为吸引大众眼球，公关公司和营销推手有时通过谣言来引发网络抗议，从而扩散话题影响力。由此，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网民的抗议与认同都可以被作为一门生意，网民的抗争性活动存在被操纵的危险。例如，在7•23动车事故后，微博名为“中国秦火火”的博主说事故中遇难的意大利籍旅客家属获赔3000万欧元，在事故原因、赔偿方案等还未公布的情况下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秦火火并不是一个人单干，其背后有网络推手公司做支撑，公司内部“被炒者、策划者、者各司其职”，外部“公司还会和网络大V、网络水军、网络媒体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谣言传播体系”。［8］

三、结语

网络经济的发展可以给网络抗争性活动带来一定空间，互联网企业对抗争活动的支持可引来大量流量，获得经济利益。但是，仅依靠企业扩大网络空间只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商业媒体在发表政治敏感话题时会先进行自我审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跨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也会自主遵循避免触碰“政治红线”。此外，网络推手和商业炒作公司以制度化的手法主动发表抗议行谣言或者制造话题进行炒作，使得互联网上的抗争性话题有被商业企业操纵的危险，长此以往将损害社会信任度。

作者:郑慧 单位:武汉大学

参考文献：

［1］付亮.网络维权运动中的动员［D］.安徽大学，2010.

［2］方彦蘅.网络抗争研究：变迁，机制与消解［D］.南京师范大学，2014.

［3］易崇英，陆瑶.试论网络经济时代的网络舆论引导原则［J］.新闻界，2010（6）：40-41.

［4］朱宁宇.网络经济下的报纸媒体营销策略分析——以温州日报报业集团为例［D］.浙江工业大学，2013.

［5］刘洁.中国媒介产业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5.

［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91.

［7］杨国斌.连线力［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41-242.

［8］高亮.网络谣言传播的特征，动因和防控路径探究——以网络“秦火火”为例［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32（10）：11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