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商品经济发展历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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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

许檀、经君健的《明清时期山东生产资料市场初探》一文以山东集市交易为中心，考察在市场上的棉花、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销售情况。生产资料市场的出现，表明市场由纯消费型向生产型的转变。近代农业等生产技术的改良，使得提供给市场的商品增多，在这方面投入精力较多的是庄维民。而他的《论近代山东的市场经济》总结了自明清到近代，市场系统经历了封闭、流向单一到半传统半开放的发展过程。除省内市场外，与山东相关的省外市场和对外贸易市场被学者关注。赵树廷在说明海洋贸易对清代山东沿海地区的重要影响时，将对外贸易的兴盛表现总结为形成莱阳(后来为烟台)、胶州(后为青岛)为中心的外贸港口体系、直接对外贸易范围的扩大，贸易规模明显增长等方面。庄维民的《贸易依存度与间接腹地:近代上海与华北腹地市场》利用直接腹地与间接腹地，提及口岸与腹地间经济互动所形成的区域市场网络。同时不同腹地间的交叉重叠，腹地间的竞争，促进了新的商路、贸易和商人资本流动的新格局。

二、商品流通的勃兴与商人队伍的壮大

(一)运河与铁路沿线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流经山东西部，关于运河研究的综述类文章，王云和胡梦飞进行了总结，内容不再赘述。除运河、海运外，贯穿山东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成为深入山东腹地新的交通线。两条铁路在山东境内形成“十”字交叉，所经地区有如济南、青岛的经济大市，也有如淄博、兖州的矿产大区，还有如泰安的旅游城市。最初的铁路修建与外国侵略有关，但它们的存在也客观上加快了货物和人员的地区性流动。以津浦线为例，1915年其运输货物为1345461吨，载客旅客为1271140人次，1934年货运为3921460吨，客运3083520人次，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虽两项数据的起伏较大，但基本上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江沛的《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1979－2009》一文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近代铁路发展史有了很好的总结，近年来南开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成为对晚清民初的华北区域的铁路和港口建设的重镇，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在城市史方面，相对于青岛这一陆海枢纽城市，济南城市商业的专门性研究较少。除档案、《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类的资料集、《济南史话》类的通俗读物外，创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鲍德威的《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一书将明清时期山东府治所在地济南为研究中心，探讨了其在成为华北地区铁路枢纽后，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相对好地结合的现代化历史过程。而王琨《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研究(1929－1948)》探讨了在二十年时间里，同业公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王瑞琪的《近代济南开埠与城市转型———以商埠区为中心》对开埠后商埠区经济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开埠与铁路，成为济南城市现代化发展及商品流通种类、速度、方式等改变的重要原因。

(二)商帮和商人的发展壮大

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其大致可分为“生产者－消费者”的直接流通渠道和“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的间接流通渠道两种。古代村镇集场中不乏牙行、牙人一类的中介机构和中介者。而省内和省际间商品的流通过程中，商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所见，专门性研究少，通识性读物多，是山东商帮研究的一大特点。较早且较为全面专门研究山东商帮的，当属李华的《山东商帮》一文。而针对山东商人何时形成商帮，范金民做出了“至迟明末山东商帮便已存在”的推论。移民潮与商业的发展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系。而提及山东的移民，往往会联想到“闯关东”，但是以往的研究多孤立分析移民潮对移出地和移入地人口、社会方面的影响，对于由移民潮带来的商业发展及商品的流通关注度不高，尤其是山东地区移民所形成的山东商帮，鲜见专著。程美秀的《清代山东商人在东北经商述略》一文中举清末营口、大连公议会中山东帮之例意在说明山东商人对东北经济的促进作用。余同元、王来刚《关东鲁商》论及明清民国时期的关东鲁商主要包含“东三府的黄县商帮、掖县商帮、蓬莱商帮以及西三府在东北经商的一些地域性或家族性商业团体。”东三府在地理位置上濒海，这一客观因素促使三府人民有出外的传统和条件。移民所带来的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影响是双重的，官美堞的《清代山东黄县的发展》则引用了方志史料分析黄县人外出经商的原因、地点等，而由于黄县商人的外出，其本地行业也被带动发展。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儒商气质是该群体的特点。《儒家文化与山东商人的经商特性》一文认为，儒家文化培养了山东商人诚信等优良的商业品质，但“无商不奸”的传统观念还是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山东商人与其他沿海商帮相比，其冒险意识不突出。李金山《先秦两汉齐鲁商贾传统研究》与胡广洲的《明清山东商贾精神研究》举郑板桥和李化熙之例，用以说明地方官吏整顿市场、促进商业发展、保护商人利益。而对于商人的构成，作者采用三分法，经商者中官僚的加入，也表明“贱商轻商”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宋志东《近代山东商人的经营活动及其经营文化》以近代山东工商业界的革新为切入点，举面对革新三种典型商人企业章丘孟氏、桓台苗氏、青州宋氏，意在说明在革新下山东商人的经营文化。韩丽的《鲁商文化解读》以文艺学的视角，追溯鲁商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同时借助现代企业海尔公司，用以说明鲁商“仁、义、礼、智、信”优良文化的传承。

(三)流通格局的演进

开埠的发生，逐步改变了山东的商品流通结构，随之而来商人资本也了一定的改变。庄维民的《近代山东商品流通结构的变迁及其意义》一文认为，与传统商品流通时期土货是运输大宗，商品的单向流通性特征相比，进入近代后，由于通商口岸的开辟等，商品流通呈现出“土洋货商品和进出口商品为商品大宗并双向流通”的特点。庄维民《近代山东商人资本地域分布结构的变动及影响》一文认为，随着开埠，山东商人资本由运河、胶东登莱及胶州三个地区，向沿海和内地开埠城市进行了三次大的转移，伴随着转移，逐渐形成以开埠城市为中心的分布结构。庄维民《近代山东行栈资本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指出，由于山东旧有流通格局的改变，引起近代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以上变化的大趋势又进一步促进行栈业和行栈商人资本的兴起发展，与买办相比，行栈商人的独立性较强。

三、商业城镇的发展

与江南“市镇”的丰硕成果相比，山东的城镇研究还是较为薄弱的，且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按照许檀的观点，山东的商业城镇可以划分为“运河、东部沿海、内陆”三类，这种城镇格局的形成也与山东的地形和交通大动脉的分布有关。在三种城镇中，就目前所见的研究成果看，运河沿线和东部沿海商业城镇成果数量多，具体的城镇研究可参看《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第一节。商业的繁荣和人地矛盾，也对农村人口结构产生影响。《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认为该时段山东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及“城乡市场网络形成”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无疑对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带来积极意义，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趋势增强，出现“离土不离乡”和“离土离乡”两类。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及清前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赋役制度的变迁、城乡市场体系网络的形成使得人口的流动性增强，非农业人口的比重在城镇中也有所增加，而山东经济重心则由西部运河向东部沿海转移。进入近代后，随着铁路的修筑，山东腹地经济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传统市镇由于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也经历了各自的兴衰历程。山东北上可抵京津，南下可达苏沪，东部濒临海洋，地理位置优越。其内部受到地形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运河区、沿海区和内陆区三个大的经济区域。运河经济开发区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格局，其实在近代中国便已有迹可循。

作者:高莹 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