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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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农”问题的科学内涵

所谓“三农”主要指农民、农村、农业，而“三农”问题则是指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总称。可以说“三农”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的一组问题。“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点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着国民素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富强。历史形成的二元社会中，城市的现代化、产业的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和农民的小康。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重大的经济问题都依赖于三农问题的突破，因此“三农”问题实质就是城乡发展不同步问题，结构不和谐问题。1.农民问题。从长远来看，农民问题还应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不仅仅是以从事农业为主的劳动阶层，而且是中国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主要问题。2.农村问题。可以归结为农村综合发展问题，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3.农业问题。主要是指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也就是经济问题。体现在适应国情的农业发展模式和经营模式选择问题。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能力。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在之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4］从2004年开始，中央连续五年下发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都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重要战略思想。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历来都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进入新世纪，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小康社会，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却在扩大。党的十六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5］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五个统筹”首要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6］。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4］。这些都体现了我党对现代化建设进程和规律的新认识，为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把实行“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指导方针。针对农民增收困难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在2003年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对“三农”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在以后的多次会议上，、又强调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以促进农业不断增收、农村加快发展、农民持续增收。［8］P1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支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4］我党对工农城乡关系的科学把握，对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建设新农村在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改革开放以来，曾多次出现在中央的文件中，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是建立在新的背景和新的思路基础上提出的。强调：“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同时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为全党全国的共同行动。”［7］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强调：“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现阶段农村发展阶段的实际，以我国农业发展还处在艰难爬坡阶段为切入点，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史高度作出的顺应潮流、深得民心的战略决策，是符合国情，利国强农的战略部署和战略举措。

三、创新发展“三农”的现实意义

新理念创造新思路，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高度，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意义的强农、利农、惠农的重大举措，其具有丰富的内容，较强的可操作性，其力度之大，含金量之高，受益面积之广，是多年来所没有的。一是明确了十六大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定位。从2004年起，中央连续五年下发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重中之重”的战略定位，体现了我们党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和对“三农”工作的科学定位。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实际仍占大多数、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解决好“三农”问题任重道远，必须把“重中之重”的要求贯彻于现代化建设始终。［10］P13二是明确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解决“三农”问题由城乡有别向城乡统筹的转变。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6］2007年6月，中央决定重庆市和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家为贯彻统筹城乡发展所采取的重大措施。只有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城乡经济实力才能同时增强，农民综合素质才能向着市民提高，国民收入分配才能趋于公平。三是明确方针才能为“三农”问题真正减负。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惠农补贴资金也多达1028.63亿元，比上年增加一倍。［11］与农业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12］通过不断推出的惠农强农政策，逐步建立起来的“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稳定的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强力地推动着城乡协调发展，给农业、农村减负的同时，让农民更好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四是新农村建设是对“三农”问题的细化与具体化。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9］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使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更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更是推进农村改革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顺应潮流、深得民心的历史选择，是符合国情、利国强农的重要部署，是加强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战略举措。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从“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到统筹城乡发展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采取了“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重农、惠农、强农举措。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政策体系。对过去的“三农”指导思想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与态度，集中体现了尊重农民物质利益和农民民主权利的准则。对做好今后“三农”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同时更让我们看到了“三农”问题美好的明天。

本文作者：毕虹琳徐鹏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