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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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庄的背景

因此这里并没有发达的宗族组织或祠堂，也没有像样的能号召全村参加的公共活动。虽然各个姓氏之间有直系或旁系的亲属关系，但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此地并不凸显。各姓氏之间及同姓之间并没有复杂的利益关系及冲突，评判“在理不在理”的标准也不会因为是“大姓”和“小姓”而有所改变。这里的“在理不在理”主要是指是否遵循孝顺、善良、克己、忠诚等传统价值观念。这里饮食以小麦为主，玉米、高粱为辅，加上自家耕种的蔬菜、花生、芝麻基本上能满足家庭消费。不但消费能满足自给，而且生产要素也基本上是自给，以人力和畜力为主。加上该地区高密度的人口，农民精耕细作，把耕作集约性发挥到极点，从而形成了一个十分苛刻而有独特的的农业体系。总之，知足、安分、克己这一套价值观念和传统的匮乏经济相配合（费孝通，2012），共同维持着这里的社会生活静止的状态。

二、经济作物的生产、交易和分配

（一）西瓜和辣椒的广泛种植

90年代初，沈庄引进西瓜种植。由于西瓜和辣椒的种植面积占沈庄种植面积的比例较大（占全村总面积的90%左右），故本文只选取种植西瓜的流程来说明村民生产要素的自给性。每年刚过完年，村民就开始为西瓜种植忙碌起来。整个流程是瓜棚正月十五过后，村民开始为养育西瓜苗作准备。男劳力把水、泥和在一起，垒一个半人高的三面围墙，上面蒙上厚的塑料布，叫瓜苗棚。瓜苗棚的大小根据种植西瓜的亩数而定。在棚里的地下挖三道火坑，中间那个与棚外的洞相连，用瓦或者木柴盖上火坑，然后用土覆盖上。这样做是为瓜苗加热。瓜苗棚整好之后，村民开始筛土，把肥料拌进土里，用塑料碗一个个的装满土，洒上水，盖上塑料布和草苫子开始在棚外烧火加热，加热一天一夜之后开始下瓜芽。瓜芽是在整理瓜棚期间用温水加热培育出来的。建造瓜苗棚一般至少需要2—3个劳动力。播种瓜芽则女性为多，一般3—5个男女劳力皆可，需要村民间的互相帮忙。在瓜苗生长期间，村民就开始翻地、施肥，弄成较宽的田埂，田埂上打上眼，覆盖上塑料薄膜，用小竹竿握成一个弓棚，上面再覆盖上厚点的塑料布，整个过程复杂而细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瓜苗移植到地里之后，村民开始整理瓜枝，一个月左右，开始每天给西瓜授粉，如果天气好的话，没有碰到连阴雨天气，大概持续半月到20天左右，所以这个时候村民是非常害怕下雨。等到每颗瓜秧都结出一个西瓜一直到西瓜成熟。这段时间一直是村民的农忙季节，从农历1月份到5、6月。从开始培育瓜苗到西瓜成熟一直到西瓜全部卖掉，整个过程都需要村民耐心而细致的劳作，这期间村民间的合作非常密切。劳力的自给性在村里内部就可以完成。由于村民的普遍贫困，生产技术和机械化并没有在沈庄推行。随着西瓜嫁接技术的引进和科学选种，西瓜产量大幅上升，逐渐成为村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西瓜之后是辣椒，大概一两个月后，村民开始忙种辣椒、反季节番茄等纯经济作物。

（二）经济作物的交易

在经济作物丰收的季节，出现了部分专门自收或者代收的群体。由于交通条件的便利，这些人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农产品的价格受天气或者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市场。西瓜交易一般持续一个月左右，辣椒持续的时间更长，从农历7月份到10月份，但主要集中在7、8月份。西瓜成熟大概在农历5月份左右，这时候已经是夏季，天气炎热，西瓜的市场需求量大，大量外来商贩涌入李口镇。这样，每个家庭开始以家庭为单位进入忙碌阶段。由于每个西瓜的重量在15—20斤左右，西瓜的每亩产量在1万斤左右，整个过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时村民间又出现随机性的合作关系。这些外来商贩由于不熟悉当地的环境，必然会与当地村民合作，在利益的驱使下，必然增加商贩合作对象之间的竞争性和矛盾。代收者的人品、威望、和人际关系非常重要，与其说村民把西瓜卖给商贩，还不如说卖给代收者这一“中间商”群体，这时候的交易村民所考虑的并不是完全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扩散的亲疏关系，离自己越近，交易成功的次数越多。西瓜从收获到卖掉，看似是经济行为，实际上是村内整个内部关系网络在其作用，也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到收满车时（一般在10吨左右）“，中间商”会找和自己关系较近的人装车，而不分什么姓。装车付费之后，这些外来商贩把西瓜拉到湖北、湖南等地，有些是在省内出售。比如在省内，从村民收购的价格是每公斤一元左右，到消费者手中却是每公斤三元左右。如果遇到连阴雨，需求量相对减少，无论批发商或者商贩在赚取利益不变的情况下，都向村民压价。辣椒的交易和西瓜还有点不太一样，虽然也有外来商贩，像湖北、江西、广东等地，但以当地人自负盈亏的收购为主。这些小商贩大都是当地的村民，每次收购几千斤，到二三十公里外卖掉。辣椒的收获不像西瓜，需要不断的成熟，不断地摘取，每隔两三天摘一次，时间会持续数月之久。这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计，有些劳力不够或者做中间商的家庭会雇佣本村及外村的村民，给予一定的雇佣费。在消费上，村民会把大部分钱存起来：一是攒钱备不时之需；一是供子女上学。村民只拿出一小部分供日常的开销。在经济活动中，村民间的互动对象较随机，关系不太密切，村民回报别人帮助的方式也不像传统的在家里请人吃饭，回报方式多样化。在整个交易的过程中，老人和孩子只是做辅助性的工作，参与的主体是20—50岁之间的青壮年人。这样，在村民间或者在与外界互动的过程中，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实际上在村里，老人只是长辈的“象征”而失去了传统的权威。

三、社会文化的变迁

经济作物的种植改变了沈庄原有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沈庄原有劳动力的分布格局。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村民的生产和生活逐渐缩小到以家庭为中心，而不太注重村庄内部村民间的亲密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加强了村民对市场的依附性，增加了风险性，村民在面对这么多不确定因素时，仍然要求助于他人，以获得保护。然而，沈庄内部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由于各姓氏内部之间并没有形成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团体，各姓氏之间也没有较突出的利益矛盾，因此，这就为村民间的交往以及村民形成一套自制体系创造了条件。人与人之间不是以血缘关系而区分亲疏，而是以“人情世故”建立起彼此的交际范围。这种范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扩大的范围并不主要的是以传统的“人情世故”的观念为主导，而是兼有商品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比如说在传统的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以“感情投资”为主的互帮互助，而商品经济的到来使得沈庄出现了短期的雇佣人员，雇佣人员并没有因为拿到“雇主”的劳动报酬而心理会愧疚，相反的是，雇佣费用越高越好。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中国的农村经济是匮乏经济，在匮乏经济中，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在位育方式上是修己以顺天，控制自然来应付自己的欲望。[3]当商品经济袭来时，知足、安分、克己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搁置。这种搁置造成了沈庄村民思想的混乱，原因是各种不安份的思想在这里交织，在传统的“人情世故”的自律性已不能满足当前村民的需要时，一种新的可替代的统一价值观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明沈庄在富裕了之后，反而在思想上出现多神灵的信仰（专门的基督教堂，白奶奶庙等）。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沈庄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没有造成沈庄的村民生活秩序的混乱，这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的物质享受，“多神”信仰暂时把这种状况维持在一种平衡状态。这是当地人的一种生存智慧。

本文作者：李河星工作单位：西南民族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