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下乡的经济学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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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朱劲松和徐勇在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探讨中，提出了简化补贴程序的建议，并且此建议也已经具体实施，即可以考虑在农户购买家电产品时由销售网点按补贴标准直接支付给农户补贴资金，再由销售网点凭销售有关证件集中到财政部门领取补贴资金[4]。虽说如此可以提高补贴资金的拨付效率，但是，政府和销售商家的委托机制所产生的商家“道德风险”却使得政策偏离初始目标，同时也损害农民消费者的利益。原因在于：一方面，销售商家给农民直补以后，更换价值更高的产品标识卡到财政部门申领补贴，增加收益，如商家销售1台价值2700元太阳能热水器，直补额为2700×(0.13)=351元给农民，然后用另外一价值为3600元的产品标识卡向政府申领补贴，所得为468元，商家从中净取117元；另一方面，因为政策规定每户农村消费者可享受两次同类产品补贴，商家在得到销售证明（消费者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后，增加申报补贴次数，造成政府财政损失，也使得农民消费者失去了二次消费该类产品的机会；最后，更为普遍的是商家对销售给城市用户的产品，千方百计收集农村居民信息后再进行补贴，一个城市销售网点，所销产品却能够实现很高的补贴率，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惠农政策，实则是商家赚的盆满钵满，农民不仅很难享受到利益，自身利益还要遭到蚕食。其一，家电下乡补贴产品施行价格统一和固定制，增加了农民的机会成本，因为这种价格机制使得商家在农村销售终端占据主动，农民消费者失去谈价的权利，同种型号的产品在城市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得；其二，农村恶劣的消费环境，增加了农民消费者对附属产品的购买和额外支出。到2006年年底，全国仍然有约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有近3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绝大多数村庄没有下水道系统，六成以上的农民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1.5亿农民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3%的行政村不通电话，截至2009年年底，许多地方没有实现城乡之间用电同网同价，13%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共客车，近2亿农村人口存在不安全问题[5]。以太阳能热水器为例，农村不通自来水或者自来水压力较小，需要安装增压泵和不锈钢水箱，这两项额外产品的支出在500元以上；由于农村特殊的住房条件，使用此类产品要比城市用户用更多的材料，多出的这部分花费却在补贴价格以外；另外，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运输条件差，气候恶劣从而售后服务频繁，使得售后服务成本偏高，影响商家的售后服务的积极性，农民消费者要多次支付费用。以上因素使得农村消费者享受到的实惠相对于为此而付出的成本，仍然是低水平的，以一款价值2600元的太阳能热水器为例，农民消费者得到的补贴为338元，消费者为此而购买的额外产品和支付的额外费用至少为600元，则实际费用为3200元，实际补贴率仅10%左右，造成农民购买补贴产品的积极性不高。农村消费者对产品了解较少，缺乏品牌意识，以太阳能热水器为例，很大一部分消费者认为优等品和劣等品差别不大，只要有太阳，水都可以热。这些均造成其选择商品时的逆向选择倾向或决策误区，同类产品，农村消费者更愿意选择未中标的低价格产品，这也给劣质产品在农村留有发展空间，不利于产业整合。从1989年到2008年20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99%，而最终消费率迅速下降。20年间居民消费率由当初的64.5%，下降至2008年的48.6%，年均下降0.795%[5]。虽然内需的疲软以及后危机时期外需的不足使得我国制造业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是一味夸大拉动需求、刺激消费的主张不但不能有效消除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而且可能造成虚假需求，供给方可能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此类战略性产业来说，供给方的问题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战略目标的实现。以太阳能产业为例，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国家电协会秘书长姜风曾经表示，如果农村地区的太阳能热水器普及率达到20%，将会给全行业带来1200亿元以上的销售额，行业前景的看好必然导致盲目扩张。根据重庆农业农村信息网公布的统计信息，目前全国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厂家有6000多家，年产值500多亿元，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厂家是在家电下乡政策出台以后进入的，行业的快速膨胀导致产能过剩已经开始显现。另据北京清华阳光新能源公司总裁薛祖庆介绍：目前销售额排在全国前十位的大企业的产量之和只占国内太阳能热水器年总产量的20%～30%，产业集中度低。恶性竞争导致产品质量层次不齐并且技术改进缓慢，同样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在家电下乡产品竞标中失败的企业，通过使用低廉的原材料或者偷工减料等刻意降低成本，以低批发价吸引中间商，提高市场占有率，而且此类产品的中间商往往具有短视性，其游击战式的网点设立策略使产品的售后服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然，也不排除下乡中标企业通过低成本产品进而低批发价吸引销售商家，在补贴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商家利润大增，生产企业也借此提高市场占有率，销售商家和生产企业沆瀣一气，结果是产品质量良莠不齐，损害农民消费者利益。另外，生产企业为了吸引销售商家的加入，会刻意放宽准入条件，不仅对销售商家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条件不予考核，而且免除经销合同的签订环节，造成商家责任意识的缺乏，商家取得销售特许权以后，不予重视品牌的培养，售后服务大打折扣，尤其是当经营出现困难时，快速退出市场，先前的消费者将面临售后服务难以实现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多种家电行业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行业规范，约束的缺乏更增加了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发生的可能性。目前，家电下乡补贴政策包含的产品有：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摩托车、电脑、热水器和空调。以太阳能热水器为例，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研究报告，2008年，我国太阳能热水器使用量和年产量均占世界一半以上，太阳能热利用行业已经成长为我国新能源产业知识产权最多、生产规模最大、普及面最广的骨干行业。虽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太阳能热水器还真正处于市场导入期，尤其是在西部农村地区，由于恶劣的消费环境和收入水平的低下，其平均市场普及率不到10%。对这种产品进行消费补贴，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燃油补贴，其结果可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这种消费补贴会拉大贫富差距，产生财政补贴的从富效应。

对策与建议

对生产企业的监管，应当首先制定严格的行业规范，尤其是针对农村地区恶劣的消费环境，细化产品标准，增加售后服务规范，并且有必要制定相关政府行政条例，增强行业规范的权威性，切实保障农村消费者权益；对销售企业的监管，首先要改进政策细节，如对补贴产品标识卡的配给和同类产品补贴次数严格要求，根据城市销售网点范围内农村住户所占比例规定产品标识卡的配给率，根据家电产品的使用寿命，对销售网点的最短存在时间提出合理要求，不可随意撤销；其次，实时更新和改进家电下乡销售信息系统，增加系统本身的监督和排查功能，杜绝人为排查行为，减少相关从业人员的腐败和投机行为；最后，有必要建立政府、生产企业和销售商家的协调机制，政府在提供完善的服务平台和有效监督的同时，协调好后两者的职能，如售后服务共担机制，以此提升服务农民消费者的效率和质量。卢至燕在研究家电下乡价格补贴形式的效率时，提出“财政政策的目标层次必须提升，不能只停留在反经济周期的层面，而应该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财政政策的实施，应该在增进社会效益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应该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和谐发展”[6]。在此结合以上分析，将此建议具体化。提高消费环境恶劣地区的补贴比率以减少高昂的费用或者将额外产品的花费纳入补贴范围，使农民享受到真正的实惠；根据区域收入水平的差距以及区域消费特点决定的不同区域不同产品的普及率，以普及率对等为标准划定区域补贴重点，强化政策的针对性，避免一刀切现象；考虑到家电下乡补贴政策施行期为四年，在有限的时间里，广大农村地区能否改善消费环境进而实现消费尚不确切，不如及时调整政策结构，降低富裕地区补贴比率，节省的支出可以用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公平性，不失为一种补救。对家电行业来说，农村虽然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是滞后的消费环境甚或是不存在的消费条件使其只不过是画中饼，所以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打开农村家电市场来说是重中之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集中在水、电、路三方面，交通改善可以提升售后服务质量，而水、电问题的解决，则直接关系到家电产品的实际使用价值，减少农民消费者的额外支出。

本文作者：寇娅雯张耀东工作单位：甘肃联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