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猪养殖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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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生猪养殖业政策由最初的引导型政策向引导和支持并重型，最终向全面支持型政策转变：财政政策对生猪养殖业的影响范围和支持力度越来越大，支持环节越来越多，在产业增长阶段的支持效果明显，在产业的成熟阶段则不太明显；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贷款贴息和保险补贴等财政政策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尤其对规模化程度高、负债比高的养殖组织的影响更大；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影响投资和通货膨胀来影响产业政策支持、引导的效果，这两种政策之间的作用关系越来越紧密。

二、通货膨胀与猪肉价格上涨

客观地说，猪肉价格的飞速攀升把通胀的压力陆续传导到了鸡蛋、鱼和其他食品之上，由于肉价占到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一篮子权重的7%左右，再加上对其他食品的带动效应，确实带动了CPI指数的上涨。如下图表所示：

然而，单靠表面的相关性来得出猪肉上涨与通货膨胀互为因果的结论是不够谨慎的，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来解释通胀的形成的话，原因可能如下：

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1)需求拉动通货膨胀(2)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又分为工资推动通货膨胀和利润推动通货膨胀。

显然，我国连续5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原因正是内需不足，下游产品供过于求，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上半年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430种，占71.7%，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理性判断：目前的通货膨胀并非由于需求过剩引起的。

利润推动通货膨胀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如果是猪肉价格上涨引起了通货膨胀，利润推动型通胀给出的理由应该是：猪肉销售利润颇丰，在利益驱使下，养猪者扩大规模，招募新员工，提高工资，从而引发了这一轮的通货膨胀。去年养猪者普遍亏损，不约而同减少了投入，可见通胀的缘由不在这里，猪又被暂时通告无罪。

那么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呢？——排除以后，我们的目光终于落到了它身上。在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看来，价格调整内在逻辑的链条是很清晰很完整的：一个快速增长多年的经济体，生产率持续上升，收入持续上涨，必然带来价格调整的内在压力。“通胀与升值，在我这一生中是一定会发生的事。”他很早就如此预言，“不是今天缓慢上涨，就是积压在某天突然爆发。”工资的持续上涨是通胀的内因，由此看来，猪肉价格的上涨除了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以外，又加上了通胀的因素。猪肉涨价不过是通胀的一个信号。

从货币数量的观点来看，货币供给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而菜篮子里的物品正是居民消费的必需品，价格弹性较小，因而几乎所有的菜篮子商品都同步上涨了。这意味着猪肉涨价部分是通胀所致。

三、构建生猪养殖组织的利润损失模型

货币从紧政策可以通过抑制通货膨胀和影响生猪养殖组织的利润水平改变生猪养殖业的供需状况。货币从紧政策通过提高银行储蓄利率，刺激消费者调整偏好结构，将部分消费需求转移到储蓄中，进而达到抑制生猪需求持续增加、减缓通货膨胀的目的。货币从紧政策可以通过影响生猪养殖组织的利润水平进而改变生猪供给状况。本文构建了生猪养殖组织的利润损失模型:

其中，t代表时间δt代表生猪养殖组织的利润损失率；k(t)代表利率变化后的生猪养殖组织利润系数;ηt代表生猪养殖组织的资产负债率；αt代表生猪养殖组织的资产收益率；βt代表生猪养殖组织的成本系数(成本或收益)；rt代表货币从紧政策采取后的利率；rt-1代表货币从紧政策采取前的利率；bt代表政府补贴系数：jt代表银行交易成本系数。

上述模型表明：不同类型的生猪养殖组织受货币从紧政策影响的利润损失率不同。对于规模化、专业化养殖组织而言，资产结构中银行贷款所占比重相对较大，货币从紧政策将造成其资金成本上升、投资收益水平下降，投资扩张规模的动力不足；对于众多普通散户养殖而言，因其多以自有资金为主，受货币从紧政策的影响反而相对较小。

四、针对通货膨胀和货币从紧政策的生猪养殖业发展对策

1.增加生猪产品有效供给的对策

加大养殖技术的推广力度，通过培训提高养猪主体的饲喂、管理等相关技术水平，适度降低我国养猪业的平均生产周期。进一步完善基层疫病防控体系，降低疫病风险；建立和完善生猪养殖业保险体系，降低养猪主体的疫病损失，保护养猪业的经验资本。进一步完善生猪养殖业信息体系，提高产业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充分性，充分发挥信息对生猪生产的指导作用。大力扶持适度规模化生猪养殖和生猪养殖合作组织的发展，降低生猪价格波动对生猪供给总量波动的过度影响。扶持能力较强、发展意愿强烈的生猪工贸企业进行跨区域发展，适度提高生猪工贸产业的集中度。

2.抑制生猪产品价格上升的对策

就短期而言，在生猪和猪肉价格过高的时候，政府应当加强对生猪贸易、猪肉经销和加工环节主体哄抬物价行为的控制，避免价格虚增给消费者带来不合理的消费支出。鼓励和支持生猪养殖产业链龙头企业在国外建立玉米、大豆等饲料原料种植基地，提高饲料供给能力，降低饲料价格。有效进行规模化和专业化养殖场布局，降低产业链环节之间的物流成本，同时充分利用饲料原料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降低饲料原料价格波动幅度。建立基于产业链各环节产品质量和技术关系的价格传导关系，正确估计各环节之间的价值分配，提高各环节主体价决策的理性程度，进而提高主体供给决策的敏捷性，有效避免环节物价哄抬和暴利。

3.从猪肉价格上涨透视政府宏观调控的缺失

在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政府在这方面的措施是不到位的。对此，我们认为政府应该从这轮猪肉价格上涨事件中得到启示，做好相关工作，以保护养殖户和城市困难群众等各个群体的利益。

首先，生猪市场的周期性非常强，价格波动剧烈。养殖户的行为一方面是对现有市场价格的反应，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养殖户没有充足的知识和信息来分析猪肉价格的走势。从政府角度来看，则是由于国家对生猪市场的宏观调控缺失，畜牧业信息体系不健全，生猪生产和价格数据采集不完整，且没有及时对养殖户进行有效的指导。其次，导致猪肉供给过少的原因之一是猪瘟的出现，而不管是散户还是养殖专业户，对猪瘟的抗风险能力都是有限的，如果风险过高而收益不足，他们会选择退出市场。因此，国家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规避风险，当地政府要加强服务意识，做好防疫工作。再次，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导致了城市居民工资的普遍上涨，却无法惠及没有工资的农民。要提高农民养猪积极性，必须让其有利可图，政府在关注城市困难群众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出台的政策应对农民这一群体有所倾斜。最后，玉米价格的上涨是摊薄养殖户利润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玉米进口国的优势，鼓励多种植饲料玉米，严格审查玉米的深加工、出口项目，取消玉米的出口退税优惠，从而保证饲料的平价和足量供应。

五、结论

货币从紧政策对农业、能源、环保、医疗健康、节能减排、公共事业等民生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而对金融、贸易、房地产等产业的负面影响巨大。就生猪养殖业而言，可以

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抑制生猪价格上升为抑制通货膨胀做贡献；通过在政策金融支持、担保、保险和财政贴息方面采用相应的财政、产业政策，把货币从紧政策的不利影响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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