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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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对改革过程的回顾中，通常注重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国有经济的规模、国民经济的运行与调控方式等角度来分析。这些分析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制度变迁的宏观层面。不确定性是转轨经济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表现在目标的体制模式由于受到转轨的初始条件与路径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确定性；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经济中的微观个体难以预料未来的体制走向，从而难以对个人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收支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宏观经济虽仍保持了平稳的增长趋势，没有出现类似于俄罗斯、东欧的大起大落。但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大量职工下岗，收入水平下降；原有的社会福利政策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欠完善。这就意味着对居民来说，经济中的风险因素有所增强而不是减弱。

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也就是对微观主体经济利益的调整，即个人收入与支出的相对增减。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导源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增量调整逐步过渡到存量调整。在增量调整时期，新的体制是在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损的条件下产生的，新体制的建立也不直接触及原有的体制，也不对原体制覆盖下的居民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新的体制对经济效率的释放在一定时期内几乎可以提高经济中所有个体的收入，这一过程表现出帕累拖改进特征。而存量调整阶段，原有的某些体制逐步被淘汰，这就意味着原体制覆盖下的个人的利益也逐步丧失。这一过程已不具备帕累拖改进性质。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居民的支出形式与支出范围发生深刻变化。收入分配的形式逐步货币化；为减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负担，原有的社会职能逐步剥离，导致职工原来所享有的暗中补贴等逐步取消，相关部分的隐性收入被逐步取消、甚至转化为居民的支出内容。相应地，从居民收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转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居民收入增加，但居民支出福利基本上没有减少，居民对收入的增加具有稳定的预期；在后一阶段中，虽然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仍在增加，但对收入的增加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居民支出福利被逐步取消，实际的支出项目和内容有所增加，并可能导致实际支出水平有较大幅度上升。

Friedman曾从收入的非预期性下降与支出的非预期性增加的角度来理解不确定性。本文将基于这种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以城镇居民的收入支出状况变化为依据，从居民这一微观角度描述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确定性的演变。本文的讨论仅限于收入、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

一、居民收支的基本特征

1.居民收入的总体变化

从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总体变化趋势呈持续增长状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加至2002年的7702.8元，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4.1％，年均实际增长率为6.8％。在1979—2002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波动幅度（这一期间名义增长率的最大值减最小值）达32.6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波动幅度达16.2个百分点。尽管收入的增长率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波动，但无论是名义量还是实际量，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基本的变化趋势。从1994年开始，尽管城镇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变化比较平缓，但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则在整体上趋向于下滑。由于存在“货币幻觉”，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的下跌同样可能产生消极的效应。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高于实际增长率。1998年以后，城镇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仍然略高于实际增长率。

表1居民收入增长率（1979—2002）

注：括号内为相应年份。

人均收入的波动也具有一些阶段性特征。1979年—1989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部比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显得更为严重。1979年—2000年及1990年—2000年期间，城镇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率比名义增长率波动更严重。由于1994年开始出现的人均收入名义增长率的降低，以及1990年—2000年期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比名义增长具有更大的波动性，这将对居民收入预期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收入名义增长率的降低与实际增长波动性的增强还意味着收入的增长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2.就业变化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居民的收入构成中，劳动收入仍是最主要的部分。居民的就业机会与就业结构显然对居民劳动收入有重要影响。表2大体上可反映家庭的就业状况与收入等级之间的关系，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与就业状况之间有比较密切的正向相关关系。在我国现阶段，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由于劳动收入仍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而就业机会的相对不足将构成制约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不同年份的纵向比较也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的就业人口数量及就业面总体上都有所下降。从全国范围来看，户均就业人数从1995年的1.87人降低到2002年的1.58人；就业面也从1995年的57.68％降低到2002年的51.59％。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就业机会变得逐渐稀缺。

表2收入等级与家庭就业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1999年及2003年。

居民的就业机会可以用宏观就业状况来表现。当一个社会中的失业现象大量存在时，个人的就业机会也就相对较小。在劳动力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居民的就业机会可以通过失业率来反映。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性意味着，企业可以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的需要对所需劳动力人数进行调整，这种调整既包括对既有劳动力的存量调整，也包括对新增劳动力的增量调整。但在我国，公有制条件下形成了劳动者的“天然就业权”，这就意味着对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存在着制度上的障碍。这种制度障碍导致的结果是，劳动者一旦就业就不会被雇佣单位解雇，即不会失业。当劳动力市场出现供过于求时，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失业人员增加，而是新增的就业人员得不到工作岗位，即形成所谓的“待业青年”（注：事实上，即使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从业人员的数量仍然有可能增加，因此下面试图反映新增劳动力就业状态的就业弹性比实际的情形仍有可能低估。）。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并不是由劳动力的存量状态来反映，而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增量状态来体现。

现以从业人员就业弹性（注：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计算公式为：就业弹性=从业人员增加数/经济活动人口增加数。对这一指标需要做出两点说明。首先，本文中的就业弹性反映的是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这与通常的产出—就业弹性不同。其次，利用从业人员就业弹性描述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状况是有条件的。不存在劳动力的存量调整时，就业弹性对新增劳动力就业状况的反映越充分；如果存在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则这一指标所包含的意义可能有变化。）来反映劳动力增量的就业状态变化。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大于或等于1，则意味着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新增的劳动力都能得到就业，并且如果大于1则意味着部分非经济活动人口进入就业状态或存在外来劳动力；如果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小于1，则意味着从业人员的在增长速度低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一部分新增劳动力不能就业。1980—1984年期间，从业人员就业弹性均高于1，但此后各年份基本上都在0.9左右徘徊。1995年，这一指标首次低于0.9，只有0.847.1996年又有所回升，达0.973，但随之急剧下滑，到1998年只有0.635，1999年又达到了1.075.从90年代后期以来，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波动表现得非常剧烈。2000年及2002年分别低至0.575和0.770；而1999年及2001年则分别为1.075和2.136.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总体变化趋势表现出两个阶段性特征，1995年以前稳中有降，即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指标值基本稳定（大约在1左右），同时也显示出极其轻微的下降倾向，从业人员就业弹性的变化非常平缓。这一特征表明，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逐渐变得相对稀缺。1995年后，则大起大落，波动剧烈。后一种特征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是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二是对劳动力的存量调整，即失业下岗等使得参与就业的人员结构有较大变化。

从90年代末期开始，劳动力就业的存量状态有所变化。在国有企业改革趋向深化的过程中，企业开始裁撤冗员。部分国企破产或濒于破产，导致就业的存量被迫调整，下岗职工增加。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自主权与市场约束力也在增强，也导致部分企业对就业存量主动调整。下岗职工人数变化可以反映劳动力存量就业状态的变动的一些特征。从1997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开始公布每年的下岗职工人数。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也许下岗职工人数相对于从业人员数量、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并不占有非常显著的比重。但即便如此，下岗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仍不可低估，下岗不仅意味着下岗职工本人的收入将缺乏保障，而且还将对在岗人员就业稳定性的预期产生影响。

表3历年下岗职工人数（万人）

注：转引自陆铭著：《劳动经济学》第1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001与2002年的数据来自当年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报告。虽然2000年以后，新增下岗人数有所下降，但下岗人数的存量可能仍然很大。

由于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只包括城镇登记失业率。许多学者指出，这一指标低估了我国的失业状况3.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也许能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为了对居民就业机会进行更为客观的描述，本文利用了住户调查资料4.在问卷中，就业机会体现在两个问题中：“成员现状与身份”和“在XX年的就业时间”。这两个问题是对就业状态的不同反映形式，前者强调的是时点数，即一定时点上的就业状态；后者强调的是时期数，即一定时期中的就业状况。

估计就业机会的样本选择的基本范围为16至60岁的经济活动伤口。失业的时点数中只包括工作或就业、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情形，不包括离退休、内退、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和其他等情形，并将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都视为失业（注：2002年调查问卷对家庭成员就业与身份状况的问题选项的设计与以往有较大区别。该年的时点效失业状况中包括工作或就业、下岗、离岗（或放长假）、失业、待业青年、高中毕业及以上的待分配和待升学者及其他非就业者，不包括离休、退休、丧失劳动能力者、提前退休、内退、家务劳动者、在校学生等，年龄范围仍限定在16至60岁之间。失业的时期数根据年底就业（在岗）与失业成员的回答分别计算汇总，失业数包括年底就业人员选“部分时间失业”（513人）再加上失业人员对2002年就业时间的有效回答数（1148人）。将内退人员与家务劳动者排除在经济活动人口范围之外可能存有争议，本文认为内退人员基本上相当于自愿失业人员，根据经济活动人口的定义可以将他们排除；而在调查问卷中发现家务劳动者基本上都不回答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1995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45位家务劳动者中只有了位回答了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1999年问卷调查中的274位家务劳动者只有12位回答了全年就业状况的问题，其中只有7个有效答案。2002年问卷中的454位家务劳动者只有1人回答了全年就业的问题。因此将家务劳动者排除在经济活动人口之外是与我国的经济环境、社会公众的普遍认识相一致的。失业的时期数中包括“部分时间失业”与“全年失业”。

从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就业状况对比中可以看到，1999年的就业机会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1995年的数据中虽然有过失业经历的比例也较高，但在调查登记时点上的失业率并不高，这可能说明当时的再就业机会也较高，失业下岗在当时对居民并未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但1999年的数据中，时点与时期意义上的就业机会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都较高，这就意味着再就业机会也较低，个人一旦失业则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再就业。而2002年中，虽然时期数也高于时点数，但两个数值仍都处于较高的水平，有失业经历的人数仍在增加，时点意义上的失业率也较高。比较1999年与2002年的就业数字可以发现，这两年的就业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宏观经济层面所表现出的持续的就业机会稀缺可能导致居民对未来收入的悲观预期。

表4就业基本状况（注：1999年的住户调查样本中包括两种类型：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样本框的随机抽样和专门针对失业下岗家庭的调查。为了避免因选择性偏差导致对失业率的高估，在计算1999年的就业状况时，本文只选取了随机抽取的样本。）

资料来源：1995年、1999年与2002年的城镇住户调查资料。

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人们长期对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就业具有某种偏好。在国有企业中的就业不仅被视为身份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并且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收入。因此，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中的就业人数在从业人员总数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尽管从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所有制成分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各类所有制中，国有企业中的就业人数依然占有较大份额。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就业也具有较大的贡献率。

国有与集体企业内部开始剥离其社会职能，这也意味着原有的社会保障方式被打破，居民在原有体制下所可能得到的福利将为居民自身的实际支出所替代。因此，经济转轨过程中所出现的就业结构变化不仅影响居民的收入，同时也对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有了较大程度的下降，尤其是90年代的后半期。从表5中可以看出，1996年以来，国有企业对社会总就业的贡献率一直小于0，在1998年甚至达到-2.431，同时，1998年开始还出现了国有企业就业人数的绝对下降。而集体企业则从1992年开始，对社会总就业的贡献率就为负数，1998年为-1.126，也是从1998年开始集体企业的就业人数出现绝对下降。这一变化特征显然与同时期中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举措直接相关的。从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特征或许正符合改革决策者的初衷，但是在国有和集体单位就业机会减少的同时却没有出现其他形式就业机会的相应增加。原有的就业机会在减少，却没有相应地增加新的就业机会，这两种方向同时作用的结果是导致社会就业机会的整体性下降。

表5就业结构变化

注：X[，i，t]为各部门（指农村、城镇；国有单位、集体单位、乡镇企业）在时期t的从业人员数；X[，t]为全国的年底从业人员合计。各年份中城镇与农村的数值相加等于1，但国有、集体，乡镇企业的数值之和不等于1，因为按照后一种分类，还有许多未包括的部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

3.支出结构变化，恩格尔系数的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降至2002年的37.7％。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变化的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在1978—1988年期间略有下降，最大值（1983年，59.2％）与最小值（1988年，51.4％）相差7.8个百分点，但在此期间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从1989年开始持续下降。恩格尔系数的整体变化趋势是趋于下降。

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食物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的增加，恩格尔系数将不断降低。因此，在收入的增加与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之间应该存在着负向关系。单纯从恩格尔系数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时间序列变化关系上看，这一期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增长，而恩格尔系数则随时间推移而下降，因此在收入增长与恩格尔系数之间似乎存在着反向变动关系。将收入（或收入的变化量）作为解释变量，恩格尔系数（或恩格尔系数的变化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方程分别设定为：

ENG[，t]=βO+βY[，t]，△ENG[，t]=βO+β1△Y[，t]

其中，ENG[，t]、△ENG[，t]分别表示恩格尔系数绝对量及其变化量（一阶差分），Y[，t]、△Y[，t]分别表示对数收入及其一阶差分（收入含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如果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所引起的，则回归系数β[，1]＜0，并且回归系数与回归方程显著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恩格尔系数与名义/实际收入的绝对量回归中存在着自相关，因此我们也将恩格尔系数的一阶滞后作为解释变量。在绝对量回归中，收入对数的符号为负（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309、-4.718）且较溪显著，但由于这两个变量都带有趋势性变化，因此可能存在“伪回归”现象，即恩格尔系她的变化与收入的变化之间可能存在“共趋势”现象；为此，我们对相关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但回归结果表明，系数与回归方程都不显著，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9、-2.081，但都不显著，调整R2及F统计量都很低。整体而言，收入的变化对恩格尔系数的下降缺乏解释力度。这也意味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可能并不是居民收入增加所诱致的结果，而可能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转轨强制作用的结果。在业已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医疗保健、教育、住房支出的增加将迫使消费者不得不增加有关方面的支出而压制食品消费支出，从而可能成为导致恩格尔系数下降的原因之一。

表6恩格尔系数与收入变化关系检验

注：方括号内是，统计量。***、**、*分别表示1％、5％、10％水平上统计显著。

表7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括号内为所占消费支出总奉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

消费支出构成的变化

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中，食品与衣着支出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具有上升倾向的是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在这四项中，医疗保健、娱乐文教和居住支出具有较强的制度变迁特征。医疗保险、教育体制与住房制度改革导致了这些支出的较大幅度上升，这些变化具有强制性特征，即居民不得不支出。

1990年—2002年期间，医疗保健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上升了3.55倍，2002年的医疗保健支出相对于1995年增加了2倍以上。2002年医疗保健支出的绝对数则是1995年的3.91倍，1990年的16.75倍，1985年的25.74倍。娱乐文教支出在1985年就占有较大的比重，但由于在统计上这一项所包含的内容较多、也较为繁杂，这一指标有可能掩盖教育体制改革所导致居民教育支出增加的幅度。此外教育收费改革的起步时间也较早，所以在1985—2002年期间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不很明显。但即使是这样，2002年娱乐文教支出的绝对数还是比1985年增加了15倍，比1990年增加了8倍以上。居住支出所占比重在1985—2002年期间也增加了1倍，绝对数增加了18倍。住房制度改革对居民支出的影响是显然的。但这里的居住支出不包括居民的购房支出，只包括与居住相关的日常性支出，如房租、水电煤燃料等。

二、经济转轨对居民收入水平与稳定性的影响

从80年代开始，为了对企业职工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国家逐步对企业内的收入分配方式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至少在现实中表现为如何通过增加某些职工的收入以对其工作积极性提供物质刺激，而不是减少职工收入对其行为施加一定的约束。1991年底，全国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29.7％，亏损额达310亿元，政府的规定仍仅限于亏损企业不能增加工资和发放奖金（注：白和金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辑要》（1978—2001），第315页，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版。）。国家对亏损企业的各种补贴仍至少能支撑职工基本工资的发放。职工仍基本上不存在因企业效应不佳而被解雇的可能，其基本工资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联性可能也不很密切，因此尽管这一时期中的企业盈利能力已经有所差异，但职工的基本收入仍是有所保障的。

对居民的收入真正形成逆向冲击的或许是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开始采取新的措施。“抓大放小”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使国有经济在保持或强化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的同时，国有经济的数量或规模有所下降。部分亏损国有企业被破产，留存的国有经济内部也开始减员增效。1994年，国有企业开始试行破产制度，原有职工面临着被解雇的可能。1997年，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措施的重要方面。在企业改革的同时，国家机关与事业单位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国家机关精简机构，事业单位也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大量的冗员被释放。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现有的就业人员（劳动力存量）也面临被解雇的可能。由于就业的不稳定性，居民收入的稳定性大大降低。

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导致居民就业机会下降，从而对居民收入水平产生逆向冲击；而且对居民的支出也产生了冲击。长期以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机关事业单位都对其职工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要在国有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中获得了工作机会，不仅可以得到稳定的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细致的保障制度可以使职工免除许多后顾之忧。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开支几乎由工作单位包揽。

如果把公有制、国有经济称为体制内经济，把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体制外经济，那么从劳动就业的角度来看，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之一是体制外经济的成长速度低于体制外经济的收缩速度。这无疑将导致就业机会的锐减。此外，即使失业或下岗人员能够得到再就业机会，就业的稳定性与收入水平都将受到较大程度的冲击。

尽管存有争议，但我们仍不可否认农民工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显著增加但劳动力需求却没有显著提高。这将一方面导致工资水平受到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导致就业机会的进一步稀缺。

不仅就业机会在下降、在职职工的收入风险在增加。不仅个人随时都存在被解雇的可能，由此将丧失获取收入的机会，而且即使处于就业状态，工资水平的刚性特征被逐步打破，个人从企业中所获得的收入也将随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而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样受到许多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处于特殊状态的个人的收入也在减少，例如年老退休人员、患有疾病或残疾的人员等。在原有的体制下，这部分人的社会保障实际上由企业或工作单位提供。在企业效益欠佳、甚至亏损时，他们的收入将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显然严重滞后。

在此过程中，政府也开始努力建立失业保险体制，试图缓解因就业机会的减少而导致的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如失业救济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线等。但至少在2003年之前，其效应并不十分明显，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失业及低收入者缺乏有效的生活保障。

三、经济转轨对居民支出结构的影响

对居民的支出产生影响的主要措施大多也与企业改革相联系。直接的原因表现在为了剥离企业的社会职能、增强其生存能力，使得低工资制度下的某些福利措施被逐步取消；间接的原因则表现为企业用人制度的变化导致了居民与企业（工作单位）之间的联系变得较为松散，居民也无法再要求企业为其提供相应的社会服务，而只能通过增加自我支出进行弥补。

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也导致某些特殊行业的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升。医疗机构、教育部门等单位都以各种形式增加本单位的经费来源，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提高医疗费用、药品价格或增加教育收费。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在拨款方式上将医疗机构划为自负盈亏单位，并鼓励学校的各种创收活动，实际上在政策导向上鼓励（或默许）相关来源经费的迅速增长。

医疗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住房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改革对居民相应的支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原有的体制下，职工的医疗、养老以及住房基本上都由工作单位包揽，医疗费用由工作单位支出、退休人员仍可以获得较高的退休工资（甚至高于在职工作人员）、住房通常也由工作单位无偿或低价（低租金）供应。在改革过程中，这些福利被逐步取消，取消的方式既有直接的改革措施，如医疗包干等，也有间接的方式，如企业被破产兼并等。这些福利取消后，对居民所产生的影响是居民必须相应增加自我支出水平。

1.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与居民医疗支出的自我支付

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不仅导致居民的实际医疗支出增加，居民还将自我承担因个人健康、医疗费用等而造成的支出风险。在公费医疗制度下，个人虽然需要承担疾病所导致的痛苦，但基本上无须承担医疗费用的支出风险。医疗制度改革首先是使个人的医疗支出比例增加，公费比例不断缩减，此外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又导致药品价格、医疗费用的增长，这两方面的医疗支出风险都逐步转化为个人承担。

在建国之初，我国建立了低货币工资、高福利保障的收入分配体制。就医疗保险而言，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公费医疗制度。这种公费医疗制度并不是指由工伤而引发的医疗费用支出全部由国家或企业负担，而是指职工因一般性疾病与非因工伤所导致的医疗支出由国家或企业负担。所覆盖的群体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单位职工本人，还包括职工家属。根据50年代初的劳动保险条例，职工在病假期间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工资和疾病救济费；治疗费、住院费、普通药费由企业负担；贵重药费、就医路费、住院膳费由本人自理；供养直系亲属在企业医疗所、医院、特约医院免费诊治，普通药费由企业负担一半。而实际上，个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得医疗支出的自我支付部分大大低于规定的数量。在这种体制下，对城镇职工基本上实行的是免费医疗制度，居民不存在医疗支出风险，相关的风险全部由国家或企业承担。

对这种体制的改革可以认为经历了两种方式，一是对医疗费用管理体制的局部调整，但不从根本上打破由国家或企业承担医疗支出风险的社会保障体制；二是将医疗支出的风险承受者由国家或企业转向居民个人或家庭。第一种方式是与职工和企业之间具有稳定的组织形式相联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劳动力的流动性逐步增强，国有企业实施破产兼并重组等原因导致职工与企业的关系松散化，原有的社会保障机制所发生作用的渠道被打破，在新的医疗保险制度缺乏有效性的情况下，居民个人不得不自我承担医疗支出风险（注：但我们很难发现有关取消公费医疗的直接措施，而只能间接地从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体制中去推断。）。

疾病风险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在现代社会中，通常利用商业保险或社会保障等形式将此类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化解，较为完善的保险体系使得医疗费用的居民自我支付部分因另一类型的原因导致下降（注：这是相对于公费医疗制度而言的。在公费医疗制度下，居民自我支付的医疗费用较低，这是由于国家或单位支付了相应部分；在医疗保险体制下，居民的低医疗支付则主要来自于个人所面临的医疗支出风险在横向或纵向范围内被分散的结果。因此居民医疗费用的两种下降形式是由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原有的医疗保险方式被打破后，尚未建立起新的替代性机制（注：饶克勤指出，1993年至1998年期间，城镇居民各种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由53.73％下降至42.09％（见饶克勤：《转型经济与卫生改革——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思考》，载卫生部网站）。），医疗支出风险主要由居民个人或家庭承担。

根据1988年、1995年、1999年和2002年的住户调查资料，公费医疗的覆盖范围在不断缩小。没有成员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的家庭比重在逐步增加。1988—1995年、1995—1999年期间，这一比例均分别增加了6.7和4.2个百分点。到2002年，大部分的家庭中已没有享受公费医疗的成员，这一比重达到了62.71％。在原有的公费医疗范围逐步缩小的同时，其他形式的医疗保险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从全社会范围来看，1995—1999年期间公费医疗的覆盖面下降了6.73％，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则只增加了1.04％，替代公费医疗制度覆盖面缩小的是自负医疗费的人口比重上升了5.69％，被排除在原有公费医疗体制之外的85％的人没有医疗保障，需要自我承担医疗支出风险。公费医疗的覆盖面在2002年则只有21.28％，比1999年下降了约28个百分点。在这一期间，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增加了18个百分点，而自负医疗费的家庭也上升了10个百分点。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这可能是居民的风险意识增强、社会医疗保障体制发达程度提高的结果。

表8家庭中享受公费医疗的成员数分布

（注：①1988年的数字是根据问卷中“家庭中享受公费医疗的人数”计算得到的，其中有许多缺失值，在这里我们把这些缺失值作为0值看待，因此有可能高估没有成员享受公费医疗的家庭的比重。但如果不这样处理，这一比重为1.4％，显然被严重低估。其他年份的数字都是根据个人享受的医疗保障情况按家庭汇总得到。）

资料来源：根据1988、1995、1999年的住户调查资料整理。

表9医疗保险形式的覆盖范围（％）（按个人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1995、1999年的住户调查资料整理。1988年数据中的医疗保险形式没有类似的分类。

为了排除个人的身体状况的差异对医疗支出增长的影响，说明因医疗保障制度变化导致医疗费用的个人支付比例的增长。我们分别考虑健康的和有疾病个人的人均医疗费用支出情况。（注：在1995年的调查问卷中没有健康状况评估的问题，我们把病假天数小于30天的个人视为健康，大于30天的视为有疾病。这样，在1995年的样本中，健康个人的比例为90.88％，有疾病的为9.12％。而1999年的健康状况则根据个人的健康自评确定，健康的比例为91.21％，有疾病的为8.79％。1999年的健康状况是根据“现在身体健康状况”这一问题来识别的。2002年的健康状况则根据“您今年是否曾经患有较为严重的疾病”识别。）无论是健康还是有疾病的个人，医疗费用中的自费比重都在上升。在1995年—1999年期间，人均医疗支出中的自费部分在增长而公费部分则在下降。特别是，比较健康个人与有疾病的个人可以看出，有疾病的个人的自费医疗费用部分的比重增长比健康个人更快，而公费部分的比重下降得也更快。2002年中，在未患严重疾病的个人的医疗费用构成中，自费部分已经高于公费部分；而在患有较为严重疾病的个人中，虽然自费/公费的比率比1999年略低，但比1995年则显然高得多。一旦个人遇有疾病，主要的经费来源并不是医疗保障体制而是个人的自我支付。这也无疑增加了个人医疗支出中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医疗体制改革的一个结果是导致医疗支出风险的承受者由国家或单位转向了居民个人或家庭，而社会性的风险分散机制的建立则明显滞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将构成家庭行为决策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

除了体制性的变化以外，还有一些导致医疗费用增长的一般性因素，如预期寿命的延长、因医疗技术进步导致医疗器械与药品价格上涨、慢性病发病率的上升等。而我国正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这也将导致家庭医疗费用的增长，因为老年人的医疗支出需求相对较高。

表10人均医疗支出增长

资料来源：根据1988、1995、1999年的住户调查资料整理。

卫生保健支出在GDP中都占有相当的比重。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一比重也会相对较高。因此，医疗支出的增加及其相伴的支出风险并不仅仅是转轨经济所独有的。但在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中，卫生保健支出中的公共支出也将占有较高的比重。但个人支出的比重则可能因为各国的保险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从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国际比较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医疗支出水平仍然较低，在一定时期内，居民的医疗保健支出仍将呈现出增长的态势。

2.教育机会的增加与教育费用的增长

教育制度的改革的主观愿望在于力图提高居民的受教育机会、增加教育的经费投入。原有教育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通过严格的筛选机制让少数人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个人所负担的教育费用也较低。如果要增加居民受教育的机会，在公共教育支出有限的前提下，则必然要求增加私人的教育支出水平。

从80年代开始，中小学的学费等教育费用开始增长，90年代开始，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高等教育所普遍实施的“并轨”使得高等教育的学费等教育费用支出迅速增长。1997年—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生均公共教育经费年均递减5—6％，2000年普通高校平均学费比1994年提高了4.6倍（方凡泉，2003）。同时，由于教育机会的增加，筛选程序的简化，也意味着个人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在延长，个人一生的教育总支出也在随之增加。在市场化过程中，教育部门也在提高居民接受教育的费用。（注：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教育收费混乱对居民教育支出所造成的影响。2003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共查出教育乱收费案件12634件，违规收费金额21.4亿元。据称，教育收费问题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头号热点。（见《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4日第11版）。即使考虑到这些现象可能仍不能全面反映教育的全部实际支出情况，因为有关后勤服务的收费通常是以“公平交易”的形式出现的（但实际上交易的双方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有关部门完全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收取高价），而这些支出将导致在校学生的相关生活支出大幅度上升，但从教育支出调查项目中难以得到反映，无论是调查者还是被调查者都极容易忽视该问题，在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资料中也没有对该项内容予以专门反映。）根据住户调查资料（表11）也可以看出，1995—1999年期间，各阶段的教育费用都有相当大程度的提高，其中高等教育的学杂费及全部教育经费几乎上升了一倍。

表11相同阶段人均年教育费用比较（居民自我支付）

资料来源：根据1995年与1999年住户调查资料整理计算。

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结果，各层次教育的升学率在大幅度提高，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长尤为显著。高等教育迅速地由精英型教育转向普及性或大众化教育。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与较大范围内的教育产业化，则进一步扩大了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应的教育支出也有大幅度上升。从表12中可以看出，各层次教育的升学率在90年代都有大幅度的上升。1999年以来，高中的升学率上升幅度尤为显著，此后一直保持在60％以上，2002年达到了83％，这就意味着对于大部分含有在校高中生的家庭来说，接受高等教育的开支将几乎成为其近期内必然发生的支出项目。

表12升学率与教育经费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2000）》，教育部教育发展司总第26期《教育统计公报》有关数据整理。

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教育经费的公共投入比例显著下降，不仅对教育的公共投入在教育经费中的比重显著下降，公共教育支出在GNP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在现有的教育投资体制下，教育经费公共投入的下降将只能由私人支出的增长来弥补。私人教育经费有两种基本形式：学杂费与社会力量办学。后者又有两种可能，个人的捐资助学和私人投资办学（注：个人捐资助学既包括个人对教育的捐助，但现实中也包括因考生分数不够录取标准或选择学校而向招生学校支付的额外费用（后一种形式可能更为经常）；私人投资办学指民办学校等。）。学杂费与捐资助学支出的增长直接构成居民的教育支出增长。私人投资办学比重的上升同样也意味着居民教育支出的增加，因为这类学校是企业化运做的，不仅学校的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学生支付的费用（当然也许存在某些组织的捐款与赞助等），还试图从中得到利润，这些资金显然也是来自于居民的私人教育支出。从表12中可以发现，教育经费中的财政拨款份额逐年下降，由1991年的84.5％下降至2001年的65.9％，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学杂费份额逐年上升，由1991年的4.4％增加至2001年的16.1％，增长了12个百分点（注：财政拨款份额的下降与学杂费份额的增长之间还有一差额，从表面上看，这一差额可由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来解释，即其他教育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公共教育经费的不足，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来源很可能最终仍转化为居民的教育经费开支）。这两种教育经费来源的增长率的比较则进一步显示，学杂费的增长率远远高于财政拨款的增长率，1993年财政拨款的增长率只有19.1％，而学杂费的增长率则达到了98.4％，后者几乎翻了一番。

根据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与各层次教育水平的入学率的国际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公共教育支出的比例相对较低，公共教育占GNP的比重由1980年的2.5％降低至1997年的2.3％，与我国这一轻微下降的特征相对应的是，其他国家的公共教育占GNP的比重都有所增加；跨国比较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国公共教育占GNP的比重甚至严重低于低收入国家。同时各层次教育水平的入学率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如1980年—1997年期间，小学与中学的净入学率分别增长了16、7个百分点，高等教育的总入学率也由1980年的2％提高到1997年的4％。这两种变化特征也可为这一期间居民教育支出增长提供间接证据。我们还应看到，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这可能成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的理由。但国家教育投资倾斜于高等教育的做法已经受到了多方批评，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可以想见，居民为接受高等教育而发生的支出数量至少在短期内难以有下降趋势，甚至仍会表现出明显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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