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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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年来，英国农业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这些进展除了加深我们对英国农业史这一专门领域的理解外，还大大修正了自马克思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诞生的理论。首先，仅仅工业革命本身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之间的依赖关系。里格利（E.AnthonyWrigley）的研究显示，从1600年到1800年间，英格兰的人口从411万上升到866万，增长了210%，但农业人口却从总人口中的70%下降到36.25%。根据艾伦（RobertC.Allen）的计算，从1700到1800年间，英格兰农业人口的总数基本没有变化，单位面积的劳动力投入降低了5%，但农业产量却翻了一倍多。也就是说，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值倍增，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工业化的劳动力，而且能够保证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这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基本条件。第二，这些农业上的进步或「革命」，并不是生产关系突然改变的结果。甚至农村剩余人口涌向城市，也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圈地运动」所能解释的。因此，人们在探求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时，越来越注重十五、十六世纪的农业发展，而非仅仅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第三，就生产关系而论，所谓「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即直接生产者）与剩余价值的剥夺者（即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这样的简单二分模式，无法解释农业革命期间生产关系的变化。

这些新的认识对于中国史的研究也具有深远意义。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展开以来，明清社会经济史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显学」。目前虽然许多学者力图摆脱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但还是习惯于从租佃关系（即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来解释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许多美国与日本学者也跳不出这一局限。他们的主要理论参照系统，显然还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理论。因此，挑战这一理论架构，必然会给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带来有益的启发。

本文的目的，是围绕着惠特尔（JaneWhittle）的新着和相关研究，提出笔者对英国农业革命的解释。首先，笔者应该交代惠特尔新着的意义。在惠特尔看来，马克思所谓的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在欧洲史特别是英国史领域还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界定清楚，对封建主义的界定却非常含混。比如，马克思正确地指出封建农奴制在十五世纪初就已经结束，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到十八世纪晚期才充分发展起来。中间这一段时期，既无法用封建主义、也不能用资本主义进行解释。惠特尔所试图描述的，正是这一理论「空白期」，即工业革命前的「农业资本主义」。这一时间跨度，也打破了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中世纪」与「前近代」的分期（一般的分界线是1480或1500年）。第二，惠特尔解放了被旧分期所束缚的研究方法。传统上，欧洲的中世纪学者都克守根据具体庄园文献进行地方性研究的「家法」，注意描述一个庄园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前近代学者则喜欢使用多种多样的史料，跨越广泛的地域。不过由于案例分散、史料粗疏，他们往往集中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个侧面，忽视庄园文件，牺牲了地方研究的完整性和细致性。惠特尔的研究，则既能回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问题，又能基于具体的庄园史料，作出独树一帜的地方个案研究，可谓融中世纪史和前近代史研究的长处于一炉。第三，她的结论，强调佃户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带头作用，领主只不过是被佃户逼上商品经济的「贼船」而已。这正是对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修正。

提起英国的农业革命，我们马上会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圈地运动」：大领主把在自己的土地上享有传统的封建权利（耕作权）的佃户赶走，将土地用于牧羊业，于是有了所谓「羊吃人」之说。但是，在描述这一过程时，马克思留下了一句非常谨慎的话：「我们暂且把农业革命背后纯粹的经济动力放在一边，集中讨论这一过程中使用的暴力手段。」言下之意，「圈地运动」只是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一个因素，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同时，在讨论「圈地」的一章之后，他还写了一个非常短的章节──「资本主义农民的起源」，指出在几个世纪的缓慢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式农民。他们一方面给领主付地租，另一方面又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本雇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农民，造成了农村的贫富分化，在农业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一《资本论》中常常被人们忽视（也确实不被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面向，不断在马克思的挑战者的著作中获得证实。第一，所谓「圈地」，从十四世纪末农奴制解体后就一直在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这使得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远不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富有戏剧性1。第二，这些前期的「圈地」，是出于佃户之间的自愿，而非领主强制的结果2。第三，十六世纪的人口增长，是农村「无产阶级化」的主要原因3。惠特尔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展开。她具体挑战的，是马克思学派学者布伦纳（RobertBrenner）解释农业革命的一个结论。布伦纳认为妨碍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障碍主要有两个，一是在使用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的条件下，领主仅依靠封建权力即可增加自己的收入，而没有通过技术改造来提高产量的动机。简单地提高地租、增加剥削率，毕竟比投入大量资金改进生产方便得多。第二，在农奴制解除后，自给自足的小农因为隔绝于市场竞争之外，没有提高生产效率的动机。但是，领主在农奴制瓦解之后，丧失了靠封建特权剥夺土地上的剩余价值的手段，于是只好寻求别的途径增加收入。最后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按市场价格提高地租，逼着佃户竞争，使那些最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佃户，因付得起高额地租而保有并扩大了自己的租佃权，那些无法提高生产效率的佃户，自然付不起日益高涨的地租，最终成为无地的无产者。一句话，领主阶级所制造的「租佃的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第一推动」4。和马克思对「圈地运动」的描述一样，布伦纳强调的是领主如何运用他们的权力。惠特尔则明确指出了布伦纳对小农的偏见。她的研究表明，小农完全不像布伦纳所说的那样与市场隔绝。在她的个案中，土地市场在资本主义农业成形以前就非常活跃。如在十六世纪初年诺福克郡的HevinghamBishops，大部分小农是通过购买土地自立门户5。小农也并非没有改进生产的动力。桑顿（W.T.Thornton）曾有力地证明：小土地所有者由于能够独自享有自己的劳动回报，因而有特别强的动机改进生产，甚至把一切空闲时间都投入到土地上6。杨（ArthurYoung）则注意到，即使在有市场机制刺激的条件下，法国的小农也无法改进生产。理由不是动机不足，而是缺乏必要的资金7。所以，我们不妨修正一下布伦纳的理论，提出阻碍资本主义农业成长的两大障碍：领主缺乏改进生产的动机；小农缺乏改进生产的能力和手段。

来自领主方面的障碍很快被以下两个因素所克服。第一，农奴制度的解体斩断了领主与农奴之间的传统纽带。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又把英格兰的人口减掉一半。人少地多，使得农奴可以轻而易举地逃离领主的控制，到别的地方找到土地生存。这就逼着领主用更好的租佃条件吸引佃户来种地。第二，到了十六世纪，人口增长引发通货膨胀。根据惠特尔的研究，佃户之间交易的土地价格上涨了三倍，但领主从自己庄园中获得的收入，却因为固定的惯例地租的束缚而没有明显增长8。失去传统封建权力的领主，对佃户的抗租常常感到一筹莫展，要超越惯例提租收税更是难上加难9。

为了在通货膨胀中维持自己庄园稳定的收入，领主必须想办法提高地租。他们中有些人采取了把庄园中的「习惯租佃」（customaryland）转化为「租赁租佃」（leasehold）的措施。「习惯租佃」中的地租是根据惯例固定的、终身的，甚至是可以继承的，领主无法改变地租金额。因而经过长期的通货膨胀后，这种地租无法反映土地的市场价值。「租赁租佃」则有一定年限，领主可以在续租约时按市场价值提高地租。但是，这一转化非常困难。一般而言，领主只有在佃户自动放弃自己的习惯租佃权、或者佃户死亡甚至成为绝户时，才可能将有关土地从「习惯租佃」转化为「租赁租佃」。而惠特尔在其诺福克郡的个案研究中，甚至发现了完全相反的趋势：十六世纪，领主买下「租赁租佃」的土地，将之转化为「习惯租佃」！因为领主可以通过「习惯租佃」获得终身的、世代的佃户，而「习惯租佃」在租约一完时就得让领主费心再找佃户，甚至会有打不完的官司。在「庄园法庭」随着农奴制一道解体之后，领主即使在自己的领地内也未必有甚么司法上的优势。同时「租赁租佃」的地租很少明显高于「习惯租佃」，有时甚至还低一些10。这一发现提醒我们：领主在提高地租时，必须考虑为与之而来的不稳定性所付出的管理费用。有时因为得不偿失，领主索性放弃了提高地租的企图，甘愿继续遵循惯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十五、十六世纪的租佃关系有多种矛盾的发展，不可一概而论。但是，这些不同的趋势中却有一个共同点：领主没有力量单方面改变租佃关系、提高自己在土地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即使把「习惯租佃」转化为「租赁租佃」，也并不是领主维持收入的有效方式。

真正能够维持甚至提高收入的方式，是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土地的产值。佃户所得有明显增加，领主的收入才可能水涨船高。在这方面，大佃户（即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农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根据奥弗顿（MarkOverton）的研究，大佃户经营大农场平均每英亩所需的投资要比小农场低得多。例如经营150英亩所需的资金与经营60英亩大致相同，并且在合理的劳动分工上占有优势11。惠特尔更指出，在土地市场上，大块土地的单位价格可以比小块土地低一倍12，这无疑降低了大佃户的生产成本。当然更重要的是，大佃户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改善生产效率13。奥弗顿还计算出，受益于歉收年份粮价的上涨，大佃户收成虽减，收入却反增；小佃户则因无足够口粮而不得不从市场上高价购粮14。所有这些因素相加，使大佃户越来越有竞争力，小佃户则因难以为生而渐渐丧失了土地。与领主相比，大佃户甚至也享有种种经营优势。首先，如前所述，领主从庄园中获得的收入，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租。庄园的习惯租金常常轻得微不足道。领主没有权力提高这种形式上的租金，佃户却可以自由买卖自己的租佃权。结果，租佃权在佃户间的转移是按市场价值进行，而领主方面微不足道的租金，只能使这种土地市场的交易成本大为降低，促进农业的商业化。也就是说，大佃户可以按市场价格转租他们租佃的土地，并从中谋取利润，领主则没有这样处置土地的自由。大佃户的转租，才更接近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土地出租。领主的「出租」，只是形式而已。第二，佃户为了获得经营自主权，常常自发圈地，因此在马克思描述的由领主发起的「圈地运动」之前，大佃户已经完成了相当程度的「圈地」和土地独占。

农业革命发生的先决条件，是土地中产生的价值，能够作为资本再次投入土地，进而改善经营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十八世纪以前，领主并没有完成这一使命。他们甚至难以维持从土地中获得的传统收入。而在十五、十六世纪颇具商业化的农业发展中，英格兰产生了一个大佃户阶层。正是这个阶层把从土地中获得的价值重新投入土地之中，引发了农业的技术进步，增加了土地的实际价值。也正是因为他们从土地中获得了更多的收入，于是要扩大再生产，为获得更多的租佃权互相竞争，最后在租佃的竞价中，把地租抬得越来越高，使领主最终获益。在这个意义上说，农业革命并非由领主领导，而是由大佃户发起和推动的。惠特尔的结论也支持了这一点。她令人信服地证明，农业革命并非如布伦纳所说的，是起源于领主所制造的「不稳定的租佃关系」，而恰恰相反，是发端于「稳定的租佃关系」。农业革命常常在领主权力最弱、习惯租金最低的地方获得突破。因为这种弱化的领主权力使得佃户从经营中获益，刺激他们改进生产经营15。

由于英格兰最早实现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英格兰的模式一直是研究其它地区前近代社会经济史的重要理论参照。惠特尔的新着，无疑使这一理论参照获得了更新的意义。比如，作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生，我们过去一个重要的「问题性」是：为甚么英格兰的领主阶层能够对自己的土地进行资本主义式的规模经营，而中国的地主常常把地租花在城市，用于奢侈品的消费和科举考试的投资？参照惠特尔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领主的经济行为与明清时代的地主也许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他们最初也并没有进行资本主义式的经营。而且，即使是马克思和马克思学派的学者，也一直用领主─佃户─农业劳动力出卖者这三极结构解释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我们在解释明清时代的农业时，常常把这三极变成地主与佃户两极。最近方行等学者在对清代租佃制的研究中，提出佃农的「中农化」问题，为打破这一两极模式开了先声16。参照英格兰的经验，我们应该问的问题也许是：中国的中农佃户与英格兰的大佃户有甚么不同？为甚么大佃户的经营在中国没有发生？

注释

1；3；11；14MarkOverton,AgriculturalRevolutionin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148;180;173;20-21.

2KeithWrightson,EarthlyNecessitie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