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田制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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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田制”作为现行农地经营制度的一项重大创新，四川、山东、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方已经开始试行，这种最新的探索很好地解决了土地分散与农业现代化、分户经营与产业化、小生产与大市场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矛盾。本文认为，“股田制”的实施有助于我国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一、“股田制”概述

1、“股田制”的内涵

（1）定义所谓股田制，也叫做农村土地股份制，是指在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家庭承包权、放活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以土地承包合同为依据，以土地收益为基数，以土地使用权做股，使得按人承包的土地集体所有变为社区农户的土地股份共有，再经过公开竞争投包经营的一种土地制度。

（2）内容坚持农民自愿，让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对土地的经营权作价入股，建立“土地股份公司”，在土地入股过程中，实行土地经营的双向选择（农民将土地入股给“公司”后，既可继续参与土地经营，也可不参与土地经营），农民凭借土地承包权可拥有“公司”股份，并可按股分红；“公司”则作为财产的法人主体，将土地既作为一种价值化的资产，可直接投入生产经营中实现增值；又可作为一种资本投人，实现土地资本经营的企业化、集约化、市场化，从而较好地促进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离”，更有效地合理配置资源，努力提高经济效益，真正使国家、集体、农民三者都找到合理定位和合法的利益保障。

2、“股田制”的产生

广东南海市土地股份制改革试验开始于1992年。南海市实行土地股份制有其特殊的环境和条件。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掀起了经济建设的新高潮，大量资本流入广东，开发区大量兴起，南海市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地价开始飞涨，农民的“惜地”心理受到强化。而当时土地承包经营制导致的土地分散经营的格局导致了一系列矛盾。

（1）土地家庭承包制与农村工业化的矛盾。乡镇工业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区域集中问题，而在征用土地建立乡镇开发区过程中遇到农户和经济合作社的抵制；由于土地价格的飞涨，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原来部分已经农转非的农民还要求倒流回农村。

（2）土地的产权分散在自然村、农户手中，制约着镇一级和管理区对村镇建设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形成土地家庭承包不利于城乡一体化的局面。

（3）农村土地被征用后，征地补偿引起尖锐的矛盾。

（4）农户分散经营，户均耕地仅为2.9亩，而且好坏搭配远近插花，难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

然而为了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必须打破土地分散在农户手中的局面，集中土地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但是采取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剥夺农民的承包权和社区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势必引起强烈的社会矛盾，而采取赎买的政策，成本又太高。只有采取一种农民参与、共同获利的制度改革方式，才能避免上述矛盾，而土地股份合作制恰好能满足土地集约化利用又让农民共同获利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可以将土地集中，土地价值按股份界定到人。对农村而言，土地集中有利于城市化的发展。对农业而言，土地集中有利于产业化的实现。对农民而言，一方面可以享受股份分红，从而使农民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土地集约利用使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从土地中转移出来从事第二、三产业。土地股份合作组织的建设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将讨价还价的范围限定在社区之内，容易形成“集体的一致行动”。

1991年底，南海市罗村镇下柏管理区把股份合作制引人到农村土地经营体制，首先进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试点。该管理区辖4个自然村，1748个农业人口，有水田1600多亩，旱岗地和宅基地2000多亩。实行股份合作制后，把已经分包到户的土地和集体组织的其他财产统一集中到管理区的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然后按年满16周岁以上的农业人口分配一个土地股份。16周岁以下的分配半股的标准折股到人。公司保证按国家当年粮食收购价格的80％每人每月供应25公斤稻谷，每年给予每股400元以上的现金分红。全区土地集中后．管理区把土地划分为基本农田保护区，工业开发区和商贸住宅区，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农业基本保护区按照特定的经营项目对专业队进行定额承包。1993年初，南海市进一步扩大了试点范围，增加了里水镇沙涌管理区和平洲区夏北管理处洲表村两个试点单位，各镇区自发组织了14个试点单位，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分四批铺开土地段份合作制改革，到1994年底全市共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组织1590个，占区社总数的96％。

截至2000年，南海市已经先后建立农村股份合作组织1870个，其中以村委会（原管理区）为单位组建集团公司191个，占该是村委会总数近80%；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组建股份合作社1678个，占全市村民小组的99.8%。

从南海市1992—2000年的经济发展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绩效明显：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第二、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使大部分村社有能力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从实践上看，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地方政府、社区、农民“共赢”的制度安排。

1994年4月，广东省政府决定在珠江三角洲由点到面地推广土地股份合作制。继广东之后，福建、浙江等沿海省市也开始进行土地股份合作制的试点。二、“股田制”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1、我国农村劳动力现状

（1）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

我国农村目前劳动力大约为5亿人。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农村只需要1亿劳动力，另外乡镇企业和农村工商业约能容纳0.5亿劳动力。因此农村有3.5亿劳动力，这其中有1.2亿常年外出打工,余下的2.3亿则滞留在农村。同时，我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庞大的农业大军与有限的耕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伴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数量必然越积越多，形势越来越严峻。（2）农村劳动力素质较差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占到44%，初中以上的占56%，其中高中以上的占11%，大专以上的占0.4%。而美国农民大部分是从州立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专文化；德国6.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日本农民中5%是大学生，高中毕业生占74.8%。显然，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3）农村劳动力空间分布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态势由东向西逐步递减，东部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西部地区比较落后。也就是说，东部地区经济水平高，农村非农产业发达，因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低，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因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弱。

（4）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缓慢

从就业结构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以农业劳动力为主的传统结构。1978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比重为90%，到1998年仍占70.26%，20年间只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

2、我国农村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历史原因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出现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纵观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其工业化过程总是与城市化相伴随的，工业在不断地吸纳农业原料，促进农业商品化的同时，也不断把农民吸纳到工厂转化为产业工人，农村地区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就必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城市提供大量的农产品，城乡经济也渐趋于协调。而我国在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缺乏原始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采取了依靠剥夺农业剩余，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特殊的工业化道路，而且工业的优先发展选择的是“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而言，重工业与农业的产业联系少，对农业的拉动效应小，对农业人口的吸纳能力相当弱，因此，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的数量很少。此外政府为保证工业化的进行，从政策上严格限制了农业人口的流动，因而形成了今天工业比较发达，农业相对落后，城市居民少，农村人口多的“二元”局面。

3、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原因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决不仅仅是因为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对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3.1我国国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客观基础

人多地少，是我国农村最大的问题。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开发区、实验区不断兴起，交通、城建、厂矿等各种基建占地不断增加，导致土地不断减少，而人口还在增加，农业生产根本用不了这么多劳动力，实际上是半耕半闲，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3.2比较利益的驱动

(1)产业比较利益

农民首先感受与关注的是农业比较利益。与非农产业相比，与城市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均偏低。一方面，我国各类的粮食单产可以说都高于世界水平，也就是说土地生产率高，可是因为还不到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却很低。近年来，由于粮食购销改革出现曲折反复，粮食等农产品的流通不畅，价格连年走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减少，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产业被分割，农业部门留下产中环节，将增值的加工和运销环节归让工商部门，实行多部门“条条”管理，中间环节多，交易成本高，致使农业比较效益低，成为市场农业发展的体制障碍。农业比较利益偏低是一种客观存在，当农民意识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强烈的离农倾向。

(2)地区比较利益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早己存在，东中西梯度至今不仅没有改变，相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地区性收入差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另一个基本动因。

乡镇工业发达的地区，也有少数人流向外地，其中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他们在外地城乡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西方古典推拉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由迁入与迁出地的工资差别所引起的。现代推拉理论认为，转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力是农业低收入，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缺乏，对本地社会条件满意度低等多种因素。

3.3工业化的动力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工厂的设立和不断扩大，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需要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摆脱出来，转入工业生产。从农村劳动力变为工人形成农民减少的动力。

3.4农业生产的推力

农业生产装备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民的体力得以延伸，为单个农民种植更大范围的农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农业向集体化增长方式的转变，农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形成农民减少的推力。

3.5城市的吸引力

农民在农村收入水平低，生产和生活条件差，城市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是综合性的经济社会活动密集地，工作机会多，收入水平高，工作生活条件好，一个农民一年中即使中在城市工作部分时间，也比他在农村工作一年所获得的报酬多。

城市化的要求在于通过人口、经济、科技等资源的集聚，不断提高现代化，实现空前巨大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农村劳动力正是适应这种历史要求向城市转移。许多新兴城镇和经济开发区的崛起，民工是拓荒者。平地起高楼，是他们一砖一石砌起来的，功不可没。城镇上新兴的各类服务业，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工厂里的累、脏、险工种，大商场大公司的售后服务机构派出的人员，绝大多数是民工在干。有许多人进城已四五年、七八年，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他们，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也融入了城市社会。

4、“股田制”有利于推动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而农民收入的高低与农民数量的多少密切相关，因此，要想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在当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诸多制约因素明显的情况下，必须寻找有效途径加快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股田制”作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形式，在我国各地的实施已经证明其强大的生命力，本文认为，实行“股田制”是推动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的有效方式。

4.1实施“股田制”建立具有现代产权制度的土地制度有利于推动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1）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阻碍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为流动提供了比较利益的制度前提，促使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然而，现在却成为妨碍农村土地流转，阻止农业规模经营，将千万农民与土地束缚在一起的“脐带”。加快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是迫在眉睫。否则，中国原本已十分紧张的人地矛盾将更加尖锐，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处于要转移但又进不了城，留下来种地但又无基本利益保证的艰难境地，从而造成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土地制度从实质上说是土地产权制度，是社会对以土地为对象的各种权利的安排和规定，并借以影响和激励人们的行为。在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变的条件下，能否合理划分多种产权界限，理顺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关系，规范各产权主体的行为，直接影响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现行土地产权制度还未完善，农民获得的土地产权远远不是完整的和有保障的。现行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土地所有权主体事实上模糊。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是集体，这一点在理论上、法律上是明确的，但集体这个所有权主体，在事实上又是模糊的。集体的边界具有极大的弹性。集体所有实质上应该是集体成员共同所有。而集体成员有进有出，有生有死，处于经常变化之中。究竟是静态上的集体成员所有，还是动态上的集体成员所有，没有明确。二是土地产权期限不足。农民持有土地期限的长短是由国家规定的，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家庭承包制实行以来，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使用期限的要求，国家先后规定5年、10年和30年不变的承包期。尽管土地使用期限是不断延长的趋势，但仍然表现出土地使用期限不稳定性和可变性的内在特征。三是由于目前国家还没有明确赋予集体和农民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因而使土地的流转趋于凝固化，影响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尽管中央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但农民仍然没有通过法律的形式获得土地权益的保护，也就是说农民不能作为土地占有者自由使用、转让、出租土地。同时，目前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缺乏对转让(放弃)地权(土地承包使用权)者进行合理经济补偿的成熟规定，被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就可能蒙受一种转让(放弃)地权而造成的额外经济损失，这进而阻碍了农民彻底离开土地。因此，尽管现时农村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在脱离农业务工经商的同时，仍然需要继续保留农业承包地的兼业状态，这就造成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也势必成为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的障碍。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来看，他们大多数都对传统农业进行了改造，都出现了农地制度的调整和变迁，经历了从限制土地流动、保护小自耕农，到建立土地市场、鼓励土地流动的转变过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现阶段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应是明确土地所有权，在稳定承包制的基础上放活土地使用权，增强土地经营功能，打破平均承包制，促使土地使用权流转，实现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股田制”作为一种创新的土地制度形式无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2）“股田制”的产权特点有利于推动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针对现行农地产权结构的缺陷，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向应特征是土地股份化。农民不愿失去土地，本质上是不愿失去生存的保险，而这恰恰成为土地流转的障碍。实行“股田制”，让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对土地的经营权作价入股，建立“土地股份公司”，在土地入股过程中，实行土地经营的双向选择（农民将土地入股给“公司”后，既可继续参与土地经营，也可不参与土地经营），农民凭借土地承包权可拥有“公司”股份，并可按股分红；“公司”则作为财产的法人主体，将土地既作为一种价值化的资产，可直接投入生产经营中实现增值；又可作为一种资本投人，实现土地资本经营的企业化、集约化、市场化，从而较好地促进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离”，更有效地合理配置资源，使国家、集体、农民三者都找到合理定位和合法的利益保障。既保证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又促进了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转移。

土地资源的重组引发劳动力资源重组，推行“股田制”后，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使土地的承包权与经营权从原来不可分割关系转变为可分离关系，不仅为部分有资金有门路的农民放弃对土地的“依恋”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那些由于农业受益低，期望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解决了后顾之忧，使他们从被“束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一心一意从事二、三产业，加快了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实现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组合；另一方面，农民拥有土地股权以后，不论自己是否仍然从事农业，土地怎样开发利用，用于农业还是发展二、三产业，土地增值有多大，都可以凭股参加集体收益分配，并得到法律上的永久承认和保护。这使得农民与集体在物质利益的联系上更加密切了，农民对土地实物的观念将会逐渐谈化，比较容易放弃土地承包，退出承包土地，将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转移到非农产业，迁居到小城镇落户，有利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

4.2“股田制”的实施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有利于农村过剩人口的转移

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分析，“股田制”的实施有利于农村过剩人口的转移。前文已经论述了“股田制”的实施有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产业化对我国农业问题的解决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农业产业化不仅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是扩大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农村过剩人口的有效手段。

农业产业化以市场为导向，以加工企业或合作经济组织为依托，以广大农户为基础，以科技服务为手段，将农业再生产过程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这是农业系统内与系统外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基本经营方式；是以多元参与者主体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共同体。在产业一体化经营条件下，农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已不再孤立，成为紧密相联的产业链条的不可分割的一环。在这里，“农”是指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微生物开发利用及其他特殊生产在内的“大农业”；“工”是指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商”是指与农产品运销有关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产”是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成品制作；“供”是指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运销，包括收购、集货、储藏、运输、批零销售。把一个农产品升格为一个系列，使农业成为包括加工、流通在内的完整的产业系列。这就使农业从原来的第一产业领域扩大，涵盖到第二、第三产业领域，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形成，把一、二、三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门路，促使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农村内部就业。各地的实践也证明，在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产业一体化，通过农业产业一体化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不仅由于其特有的利益共享机制使农业生产的利润更高，还由于农业产前、产后产业的发展，拓宽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门路，大幅度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农业产业化，是近期和中期内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转移农村过剩人口的有效手段。

4.3“股田制”的实施可以提高农民素质，有利于农村过剩人口的转移

英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农村过剩人口能否转移成功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农民自身的素质。

（1）农民自身素质低成为农村过剩人口转移的障碍

农村劳动力素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村劳动者具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总和，它是劳动者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的统一，具体表现为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技术业务素质、政治思想素质等。人的身体素质一般可从体力和精力、生命力和寿命等几个方面来衡量。文化科学及技术业务素质体现为智力，智力水平反映在劳动者认识客观事物的深度、正确性和敏锐程度上，也体现在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速度和质量上。智力水平既与先天生理因素有关，更与后天的教育训练有关。影响劳动力素质的因素有优生优育状况、营养水平、教育水平和文化、体育、卫生、艺术事业发展状况及普及水平等。身体素质、政治思想素质是基础，科学文化素质、技术业务素质是劳动力就业竞争中最重要的因素。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农外就业和企业等单位吸收劳动力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这种双向选择的机制决定了一个劳动力要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目前，在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着严重的低素质屏障，主要是指文化素质低、技术素质缺、心理素质弱、竞争意识淡和创业意识差所决定的转移主体对职业的低竞争力和对环境的低适应力，从而使转移受到阻碍，致使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因为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素质的要求，已由过去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由于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低，即使就业也只能选择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岗位。比如，大多数民工目前在城市里，主要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最累、最脏和最苦的活，这些工作的报酬一般也都十分微薄。进城务工的农民大部分没有稳定的收入和足够的经济实力，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稳定的工作，就不会取得稳定的收入，就不会有维持城市生活的经济来源。打工收入虽然高于种田收入，但工作环境艰苦，生活质量较差。劳动的回报难以提高，而劳动收入少又反过来抑制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的热情。

我国加入WTO后，农业生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更加严峻。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占到44%，初中以上的占56%，其中高中以上的占11%，大专以上的占0.4%。而美国农民大部分是从州立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专文化；德国6.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日本农民中5%是大学生，高中毕业生占74.8%。显然，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农村过剩人口能否成功转移的关键。而提高农民素质的关键又在于加大农村教育的力度，搞好农民教育。

（2）“股田制”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

虽然我国很早就提出了“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口号，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教育投资状况却一直不尽如人意。据有关调查，全国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在基础教育中，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平均经费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2年，农村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为城市平均水平的40%。另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体短缺，公用经费更是极缺。据调查，我国约有一半的县生均小学公用费用支出不足10元，18%的县不足30元。另外，据世界银行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在中国农村的各项基础投资中，教育投资对减贫的作用位居第一，排在第二、第三的是通讯和农业科技推广，道路、电力、水利等位居其后。

由此可见，教育对于农民摆脱贫困，提高素质，增加对未来的职业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资金短缺却成为致命的障碍。对此，本文认为，在农村实施“股田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对于农村集体组织而言，“股田制”的实施实现了农村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农村集体组织作为财产的法人主体，既可将土地作为一种价值化的资产，直接投入生产经营中实现增值；又可作为一种资本投人，实现土地资本经营的企业化、集约化、市场化，还使得集体与农民的利益都找到合理定位和合法的利益保障，从而使得农村集体组织能更有效地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经济效益的提高必然使得农村集体组织的财政支出能力得到提高，因此，在此情况下，作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投入者，农村集体组织必然有能力对农村教育给予更多投入。另外，由于农村集体组织以企业的形式经营全村资产，企业的效益与职工的素质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所以农村集体组织也有动力对农村教育给予更多投入。由于实施“股田制”的农村是农业产业化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作为专业化生产的组织必然需要其职工具有一定专业技能，所以农村教育不仅局限于义务教育，而且还包括职业教育。因此，无论是成年劳动力还是未成年人的素质在农村集体组织的大力投资下必然会得到提高。

对于农民而言，“股田制”将农民的集体成员权益用股份形式表现出来,作为股东的农民通过获得股金红利享受土地经营收益。而且农民还有权选择继续参与土地股份公司的经营还是从事其他职业。不管怎样选择，农民的收入必然会增加。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投资，也是农民能获取较高收入的基本保障。农民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对其人力资本的投入也会增加。因此，农民的素质会有所提高。

总之，“股田制”的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教育资金短缺，使得农民的素质在较多的教育投入下有所提高，增强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