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因素影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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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作为一种全球化进程，它的发展应当丰富和充实社会主义内容，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应当是一致的。不然，中国人民就不会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努力向现代化迈进。对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吸收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巨大成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巨大推动作用。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与现代化这一世界性文明进程完全是一致的。现代化进程会丰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同时又会对社会主义发展起着推动作用。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又会使中国现代化道路形成自身特色。

现代化如何丰富社会主义因素，应当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在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应当促进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发育和成长，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在得到迅速提高的同时，自身社会主义因素也得到发展。按照马恩经典作家理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愈发达，它离社会主义不是更远了，而是更近了；在落后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则进一步促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丰富，进一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

按照马恩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但20世纪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几乎都是在落后国家产生。这就给现实的社会主义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一个资本主义因素都很不发达的国家，当有利的革命形势出现后，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宣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而是通过自身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因素。这是一个较为漫长过程。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要使社会主义因素极大丰富是不现实的。

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国家性质的判断却不能以意识形态为依据，马克思在论述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时曾有以下经典论述：

“在考察这些(历史)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

马克思这段经典论述说明，必须把表述变革的意识形态表象与变革的真正历史内容区别开来。当一国社会主义因素还十分缺乏，一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进入社会主义，而历史又为共产党人提供了夺取政权的机会时，共产党人自然不应当放弃这一历史机遇，不应等待到社会主义因素极大丰富时才夺取政权。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后，可以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努力的同时丰富社会主义因素。这说明，革命可以使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但共产党人却无法超越现实的经济基础。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类，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什么是合格的社会主义呢?合格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因素极大丰富，并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因而这种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优越、更先进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也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合格的社会主义，一般说来，应当是从资本主义母体中产生，因而吸取了资本主义全部文明成果，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相对于资本主义具有全方位的优势。

如果社会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母体中产生，而是从较为落后的社会形态通过夺取政权而建立的社会主义，要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则需要通过漫长的道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丰富社会主义因素，并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才有可能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

落后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由于这种社会主义不是从资本主义母体中自然产生的，而是跃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这些国家原先基础极为薄弱，因而社会主义因素严重缺乏。这些国家虽然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但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因素还处于弱势，需要一个较长过程丰富自身社会主义因素。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目前仍属于不合格社会主义。应当说，这是一个十分科学的论断。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没有达到合格社会主义水平才这样称谓的，自然属于不合格社会主义范围。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长足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得到了极大丰富，但人均收入水平仍排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之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距离，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主义仍属于不合格范畴。

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是相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对于同样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选择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其发展的速度，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程度是大不相同。在这方面，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可更多显示其优越性。

二

要说明什么是社会主义因素，涉及到对社会主义自身的理解，需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作一简要回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有一清醒认识。

恩格斯在1880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一文中认为，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社会主义已经从空想变成了科学。[2]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发表已经一个多世纪了，社会主义百年来的实践说明，特别是20世纪社会主义兴衰历史表明，经典作家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现在看来仍然有一些局限性。正因为此，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问题。

在马恩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只所以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是因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有计划的生产，而这种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就能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序混乱的缺陷，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此，公有制和生产的计划性长期以来是作为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社会主义重要因素来看待的。

马恩的设想是，社会主义革命应当首先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国度中产生，一旦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社会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消除商品货币关系就是一种必然。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首先发生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薄弱环节、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首先产生。在这些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由于自身的社会主义因素严重缺乏，按照经典作家的构想，通过消灭商品货币、消灭私有经济、通过“一大二公”等方式建立的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时，从长期发展的趋势看，并没有显示出多少优越性。

按照马恩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就可以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就可以消灭私有经济吗?现在看来，且不说19世纪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不可能，就是21世纪最发达国家的美国，也很难设想这个答案能够成立一种科学的思想，即使能够全面反映当时的实际，也未必能够反映变化了的实际，特别是马恩逝世后的这一百多年，资本主义本身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而这些变化是经典作家当初没有想到的。马恩的继承人，包括列宁、斯大林、在内，虽然他们在很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长期的实践中也对社会主义消灭商品和货币基本上持一种保留态度并试图进行一些改革，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总体上都没有克服马、恩的局限，即认为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的观点。由于自身社会主义因素的缺乏，这是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竞争时，没有显示过多优越性的基本原因。

三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世界经济总体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优势地位。它们通过其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推行以新自由主义和贸易自由化为旗帜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继续攫取着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好处。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自身也总是处在不断的变革中，这种不断的变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包括吸收社会主义的很多做法，这是资本主义至今仍然保持顽强生命力的奥秘所在。

《共产党宣言》问世到现在已经有150多年了，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50多年，资本主义自身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而社会主义因素则在其中的一些变化中显现出来，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马克思时代，股份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应当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以后的100多年，股份制形式有了新的发展，而且不断出现新的资本组织形式。与原先的个别资本相比，大股份公司、大垄断资本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他们的“社会性”、“社会化”程度要大得多。马克思之所以把股份公司看作是资本主义私人财产的“消极扬弃”，是因为作为新的资本组织形式，它直接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则是对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的进一步扬弃，表明资本的社会性、社会化大大提高。而这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其中含有一些的社会主义因素，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

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化还表现在，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不断自觉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使得生产的计划性大大增强。这既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需要。例如，在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方面，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将计划因素引入市场经济，实行政府调控，也就是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政府主要利用财政、金融等经济手段调节着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趋于缓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一直在平稳增长，即使出现70年代的滞涨局面，但总体来看，没有出现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现象。

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经理阶层出现。20世纪，资本主义的一大变化是经理阶层的出现，经理阶层的出现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能是一致的，表明资本并不是追求的企业的位置，而是利润。让能干的人去管理，这样就出现了财产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经理阶层的出现，管理者不再是资本家，而是管理方面的专家，也就使得股权多元化，因为资本家必须让出一部分股权才能够吸引和激励管理人员。而股权多元化，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已经改变了模样。从股权广为分散的角度可以说，资产阶级人数增加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整个社会生产的矛盾大为缓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愈来愈呈多样化和社会化。

二是中产阶级出现。中产阶级，也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并呈日益扩大趋势，这是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的新现象。随着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加速，大量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中产阶段已经成为就业人口的主体。在主要发达国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贫困状况》中所揭示的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从整体上说已经不复存在。即使一些国家目前仍存在一些一贫如洗的贫困人口，但数量很少，已不是原来意义的雇佣劳动者，很多是非法移民等因素所致。经典作家关于雇佣劳动者，即无产阶级是指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工人所得的工资只能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的劳动力的价值。

由于目前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经向信息化、高科技化转变，与此相适应，劳动者的科技知识和文化也有了很大提高，并向脑力化、知识化、白领化发展，有知识的劳动者正成为发达国家劳动者的主体。以美国为例，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已成为消失或正在逐渐消失的阶级，美国的工人、农民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3、社会所有程度的提高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个人积累财富的绝对量在增加，通过各种经济和社会手段将公民个人的部分财产转变为社会财产，转化为社会所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新现象。如通过遗产继承税、对高收入者征收收入累进税等经济手段使个人的部分财产转变为社会所有；通过发展慈善事业，通过第三种调节——道德调节方式等社会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收入调节等。社会所有程度提高实质是资本和利润的社会化和公有化程度在提高。

资本和利润的社会化程度提高是整个社会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形成社会主义因素在增长的重要标志。资本和利润的社会化程度提高，也意味着公有化程度提高，这对社会主义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资本和利润社会化或公有化的程度。

社会所有程度的提高，具体表现是福利国家的出现。随着社会所有程度提高，社会大多数成员都可以较为充分享受社会财富的积累给个人带来的好处。例如，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和社会福利事业使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可以充分享受社会财富的增加对自己生活质量提高所带来的益处。诸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济、最低收入保障线的确定等。由于普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者最低生活得到了保障，最低贫困线的划分，最低工资标准的确立，每周工作时间的确立，这一切，就大大缓和了劳资对立，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很多国家的法律明文规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要有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参加。这些措施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这应当看作是对私人资本和私人财产扩张的限制，是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一种扬弃。

4、社会公正程度的提高

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政治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的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程度提高，资本主义在社会公正方面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主要表现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市场公正、司法公正、新闻舆论公正等方面得到了较大程度改善。

社会公正程度提高，主要由于以下一些因素的作用：全社会教育、文化、科技水平的提高，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新闻监督作用的发挥，社会各阶层利益能够得到较为充分表达，政治制衡机制的进一步健全。

上述资本主义新变化，其中含有的一些社会主义因素的增强，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中呈现的必然过程，也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规律性现象。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上述新现象和新特点，可以从两个层次上进行考察。一是适应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生产高度社会化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和体制模式有必要作相应调整和发展；二是在资本主义自我调整和发展中，扬弃和否定资本主义自身的某些新的经济因素也在发展，这些新经济因素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主义因素。正是这两个层次的变化与发展，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看，资本主义新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了，而是更接近社会主义。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因素——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

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因素会不断发展与扩大，并将不断扬弃和削弱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本身。当社会主义因素积累到一定规模时，就会通过较长期的自然发展过程，通过部分质变的不断积累逐渐转向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趋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也是历史发展必然规律。

四

现代化进程对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和推动，可以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社会做一分析看出。

1、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

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可以看出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因素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生产的组织形式愈益社会化。股份公司、股份制集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公司，是生产愈益社会化由低到高的不同形式；在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上，相继出现了从个人直接占有向个人间接占有，再向非个人占有的转变趋势，特别是雇员股份所有制呈蓬勃发展之势；

二是混合经济的出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即“用看得见的手”引导“看不见的手”，从而提高了市场的计划性，避免了经济出现较大波动，提高整个社会效率；

三是较为完善的社会制衡体制，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人们的言论、出版、集会、集社自由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标准；

四是较为成熟的新闻舆论监督体制，正是通过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体制的建立，使得社会公正成为主流社会必须遵循的原则；

五是社会保障体系几乎覆盖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人口，由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社会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有了较为充分保障；

六是不断完善的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措施，如遗产继承税的征收等，市场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体现效率的同时也兼顾到公平，使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够控制在较为合理的、可接受范围内。

2、社会主义因素在中国的培育和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中国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努力的同时，自身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得到极大丰富。特别是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社会主义因素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比如，贫困人口大面积消除，人民基本生存权利得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导致人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改善，政府调控经济手段的成功运用等。

但也应当看到，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还很不完善，要向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还需较长过程，因而这必然影响到社会主义因素的出现和发展。比如，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部门差距所致，中国收入差距呈现严重不公平，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收入差距过大显然不属于社会主义，但这种收入差距过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贫富差距过大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不完善所致。以部门差距过大为例，部门差距过大，一个重要因素是垄断，垄断不属于社会主义，因为它抑制了竞争，容易产生腐败，属于市场不公正。

社会主义因素在中国的培育和发展，受到生产力发展限制。比如，全民的社会保障无疑属于社会主义因素，但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还很不完善，几亿中国农民还难以享受到社会保障。即使一些地方考虑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如一些地方为农民提供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但保障水平也很低。中国的社会保障，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城市居民享有社会保障，几亿农民很少享受社会保障，这无疑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合格程度。

社会主义因素在中国的培育和发展，也受到转型时期体制不完善的制约。比如，对高收入者征收收入累进税，将个人的过多财富转为社会所有，这无疑应看作是社会主义因素，但由于受到财产的申报制度和税收征收制度不完善的影响，很多高收入者的收入难以得到征收，这也是导致中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原因。而要将高收入者的过高收入征收为社会所有，依赖于市场体制下一系列制度建设，依赖于市场体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社会主义因素在中国的培育和发展，还受到不完善的政治体制的限制。比如，党所代表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如何协调统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利益呈现多元化特点。人民群众除了上述一些根本利益、一致的利益外，还有一些具体利益。并且，这些具体利益有时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立的。因此，如何处理和协调好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而现实的问题。当前面临的问题是，人民群众的一些合法权益和具体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产生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是，一部分群众的合法利益缺乏相应的团体和组织机构进行反映和维护。而要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利益协调和表达机制，不仅需要有相应组织和机构反映和维护群众的具体利益，还需要在制度层面上保障和规范各群众团体、社会中介组织和派的职责和权利，使相应团体和组织机构能够通过法律规范自己行为，表达人民群众呼声。只有这样，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才能得到协调统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得到切实保障，同志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8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