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复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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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复兴，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其复兴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党对理论和政策的调整，其中英国工党具有典型性。在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英国工党在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整：从制度社会主义转向价值社会主义，从主张公有制变为主张混合经济，从“工人党”转向“人民党”。其调整淡化意识形态，扩大阶级基础，重视社会价值，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英国工党；混合经济；人民党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欧洲各社会党、社会和工党(以下统称社会党)的思想体系，是欧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之一。长期以来，它作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对战后欧洲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然而，以1979年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上台为开端，欧洲社会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较长时期内普遍陷入危机，社会党得不到选民的支持和执政的机会，长期在野，而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在大选中却连选连胜。这与二战后欧洲社会党经历的黄金时期形成鲜明的对照。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民主主义重新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各国突显出来。它在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基础上，以更强调民主等社会主义价值而抛弃社会主义结构内容为特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社会党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政党党纲修改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革新与重塑是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起点，自90年代中期后的纷纷重返执政舞台是其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政治标志。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出现固然有欧洲战后“政治钟摆”的惯性作用，但更主要的是这些国家社会党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务实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和新主张的结果。这种调整后来被布莱尔等人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人探索在目前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的尝试。研究社会民主主义复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实践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英国工党一直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曾有多年执政的历史，但冷战后它和别的社会党一样长期在野。1994年布莱尔当上工党领袖后打出“新英国，新工党”的口号，对工党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揭开了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帷幕。1997年布莱尔大选获胜执政，以及后来以他为首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和发展成为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主要标志，因此分析英国工党的政策调整对探析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原因具有典型性。一、英国工党政策调整的背景1、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在80年代后期遭受重大挫折的影响。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实社会主义”在苏东地区消亡后，自视为正宗社会主义的欧洲各国社会党并没有因此而赢得预想的胜利，相反，欧洲社会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信念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异口同声地宣称：“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类型，包括民主社会主义都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苏东剧变使社会党阵营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也认为，鉴于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性破产已使社会主义概念的信誉遭到严重损害，社会党应该放弃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而改用“社会民主主义”，以示与苏东模式的区别。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第19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文件把用了40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改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商品、资金流动自由化趋势加强，各国经济联系和互动增大，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要求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很难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做出快速的反应和决策，这客观上要求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西方政治家们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早在70年代就对英国工党理论家所谓经济在市场之外的理论提出批评，80年代进一步提出市场社会主义。苏东高度集权管理模式的失败，也使英国工党不得不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国有制和私有制的地位进行再认识。21以新科技革命为主要推动力导致的国内经济社会状况的新变化。70年代以前，欧洲社会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适应了二战后的各国经济和社会状况，提出的经济社会主张得到大家普遍的认同，取得了较辉煌的成绩。如主张社会福利制度、国家干预政策等，对西欧社会的发展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这些政策和主张不能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要求。进入70年代之后，社会党所奉行的许多政策主张遇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如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和高福利政策遇到严重的财政困境，淡化意识形态的新社会运动的出现，新阶层的出现和强大而导致阶级基础的削弱等。布莱尔上台前英国工党面临的国内状况迫使它需要重新调整政策，以适应变化的客观环境，取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上台执政。首先，社会经济状况使人们不满保守党的统治，并重新思考公平与效率、国家与市场的关系。80年代，撒切尔执政以来实行的自由化改革尽管提高了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但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守党执政以来的政策主要使富人得益，这使保守党在公众中的支持率下降。贫富分化要求新的执政党解决公平与效率的问题。90年代初，英国经济随美国之后也经历了异常严重的衰退，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加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要求人们对国家和市场的作用和关系重新做出评价和定位。其次，进入70年代，新时期的年轻人对参加意识形态色彩强的政治组织的兴趣减小，更愿参加环保组织、和平组织等中性的社会组织，这对比较重视意识形态的工党产生不利影响。再次，社会阶级阶层发生巨大变化，中产阶级迅速膨胀，蓝领工人比重明显下降。70年代中期开始的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成为社会阶层的主体力量，这也成为各个政党争取选票的主要来源。据统计，1968年—1997年，在英国全部就业人口中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所占的比重从66.6%降到34.5%，如果把专业人员、职员、经理和主管等非体力劳动者都作为中产阶级，那么该阶级的比重从1968年的33.5%上升到1997年的65%左右[1]，可见劳动者的大部分都已融入中间阶层中。这些人不满极端保守和极端自由的政治取向，支持中左政党推行的“中间路线”。这样的社会阶级基础使靠多数选票才能执政的工党不得不把重心转向中间力量，以放弃左翼党的政策换取人民党的形象。多年来工党没能适应这些变化来调整他们的政策主张和选举战略，因此在大选中失利。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工党被迫对过去的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确立自己的纲领，探索新的出路。正如“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代表人物、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写的，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建立新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2](p.64-65)。二、英国工党理论反思和政策调整的内容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变化的大背景下，欧洲各国社会党开始对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对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不同意义上共同使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化”等概念和信条进行理论反思，努力从自己的理论信条中剔除被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东西。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各社会党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积极进行调整和变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到英国工党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重视社会主义的结构内容变为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套适应于任何时期的价值观念和原则。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社会党在科技革命大发展的背景下，依据历史经验和阶级结构变化的趋势，逐步放弃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立公有制为标准的结构式社会主义，代之以注重实现自由、公正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为标准的价值社会主义。以价值社会主义取代制度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改良观最基本或最核心的变化[3](p.106)。工党认识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突破有关国有化和公有制的传统意识形态束缚，抛弃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特征的“公有制”结构内容。布莱尔认为工党的政策纲领应植根于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和价值观，但不应受到束缚。他认为工党在1918年制定的党章有关公有制的条款就属于“过时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央集权下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失去其可信度，我们也就失去了支持”[4]，即“公有制”不是合理永存而不可变革的社会主义结构内容。工党应重塑其意识形态，重新创建能够符合并反映其思想意识的组织形式。为摆脱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联系，工党抛弃了曾被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特征的“公有制”结构，正式放弃了国有化的目标，强调公有制只是获得自由和平等的一种手段。工党仍坚持民主、自由、公正和团结等传统的价值观，关注社会公正、机会平等、相互责任、社会团结等中左政治目标。布莱尔和施罗德在1999年6月的共同声明中强调“公平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机会均等，团结和对他人负责，这些价值观念是永恒的，社会民主主义永远不会牺牲这些价值观。”但要使其适应于当今世界，要在保留传统价值观念的同时，使其纲领现代化。“因为它不仅主张社会公正，也支持建立有活力的经济、发挥创造力和创新力。”[5](p.50)第三条道路“接受了社会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主张极端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依靠集体资源，并且意味着社会正义”；“政府不是自由的敌人”，“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完善的必要因素”[6](p.15)。吉登斯认为，“保留社会正义仍然是核心的关注点，平等和个人自由也许会发生冲突，但是立足平等的各项措施也常常会扩大那些向个人敞开的自由的范围。”[7](p.68)可见工党政策调整更强调社会的平等、公正、自由团结等社会价值内容，而放弃社会主义的结构特征。工党对一系列传统价值进行了刷新。在布莱尔之前，工党主张的社会主义主要强调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也就是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而布莱尔则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布莱尔认为：“社会主义不是限定在某一时期的某种固定的经济理论，而是一套适应于任何时期的价值观念和原则。”[8](p.39)“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即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只有承认人们相互依赖，个人才能有所作为，因为大家都好，个人才能好。”[8](p.25)认为团结强大的社会对实现个人抱负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是利用社会的力量来促进社会中每个人的福利”[8](p.37)。在这些论述中包含着马克思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p.273)的思想因子。布莱尔经常反复强调的核心价值是社区、机会和责任。他所说的“社会—主义”(Social-ism)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理论。第二，对经济政策的调整，从主张公有制变为主张新型的混合经济，协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福利制度方面也做了一些变革。欧洲社会党人理论反思的突出表现，是根据新的情况重新审视以往长期坚持的两大原则：政府干预和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其结果是放弃了普遍国有化目标，强调发挥私有制的积极性，强调发展混合经济模式；重视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转变过去重社会公正、轻经济效益的传统模式，强调兼顾两者，力求平衡协调发展。在社会福利方面，不再强调社会福利的保障措施，也不再强调充分就业，而是改为减少失业，主张增加培训，提高工人素质。在这方面，英国工党调整最为明显的是，放弃国有化目标，主张实行新型的混合经济。1994年7月，托尼·布莱尔当上工党领袖后打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他要求党内抛弃关于公有和私有、国家与市场的争论，认为理想的经济模式应是“充满活力的私有经济，而辅之以高质量的公有服务业”，市场作用奏效的领域靠市场，市场作用失效的领域靠政府。工党的章程第4条集中体现了工党的宗旨，即以实现公有制社会为奋斗目标，长期以来被视为党的民主社会主义象征。二战结束后不久，工党曾据此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进入50年代以后，由于工党连续几次在大选中失利，是否取消第4条逐渐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布莱尔认为修改党章第4条，能使工党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从一个目标比较狭窄的政党转变为能够有效地管理一个发达社会、促进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政党。1995年4月29日在工党代表大会上，布莱尔终于挫败了左翼的抵制，以压倒多数通过取消公有制条款的新党章，提出要建立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要建立一个“正义的”、“开放的民主的社会”，把以繁荣的私有部门和高质量的公众服务相结合为特征的有活力的经济定为党的目标之一，主张推行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型的“混合经济模式”[10](p.58)。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方面，工党强调市场效率与政府控制的平衡。不主张简单的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主义，提出建立新的混合经济(指实现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的平衡)，强调政府的作用在于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11](p.51)。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重新界定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功能，增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服务性功能，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使国家的必要干预职能与市场社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布莱尔指出，政府的任务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一种能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市场和企业是任何发达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仅有市场是不够的”[7](p.63-64)。工党试图在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寻找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福利国家问题上，新工党的主导思想是用社会投资国家来改变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布莱尔强调，未来“政府的角色不必是提供所有的社会保护，而是为其提供组织和规范”。为鼓励就业，减少失业开支对纳税人的负担，福利的对象由单纯的穷人转为普遍受益。布莱尔改变了工党在福利问题上的传统立场，认为高涨的福利预算是经济失效的信号，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强调“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第三，在阶级基础认识上，从“工人党”转向“人民党”，实现党的“现代化”，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谋求与新社会运动的结盟。欧洲各国社会党曾经衰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自身建设、阶级基础以及政治联盟等诸方面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随着欧洲经济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发展，各种力量相继出现，进而威胁着社会党的阶级基础、依靠力量和联盟对象。“新工党”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超越传统的左、右分野，摒弃阶级政治，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更广泛的社会支持[6]。工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使工党从阶级党向“全民党”(或称“人民党”)转变。英国工党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着手探索走出困境、重新崛起的道路。1987年大选后，党的领袖尼尔·金诺克发起“政策反思运动”，对工党的传统政策进行反思，准备按照“新模式”重建工党。1992年，约翰·史密斯继任领袖后对党内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在领袖选举上取消了工会在选举中的集体投票制，实现“一人一票制”。这些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工党恢复活力，但毕竟有限，不可能使工党得到彻底的改造。新领袖布莱尔在建设“新工党”的旗号下，对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工党从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转变为以争取上台执政为奋斗目标的纯议会党，从一个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所谓的“超越于左右”之间的中间阶层政党，成为“企业界和商业界的政党”。正如吉登斯所说：“社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去寻找适应于在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的新的认同。”[7](p.24-25)布莱尔主张由阶级政党向大众政党转变，强化党的领袖权威，减少工会对党内政策的影响[12](p.12)。为了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以便上台执政，布莱尔鼓吹放弃过时的意识形态，对工党的纲领和政策主张做了全面的调整与创新，使其变得更加温和，易于被包括广大中间阶层的多数英国人，甚至保守党人所接受，从而使新工党在1997年大选中得以胜利。工党寻求跨阶级的合作，奉行一种“人民党主义”。布莱尔政府吸收了许多实业界人士为政策顾问，福利对象不再是穷人，而是整个社会。工党不再是完全的工人阶级队伍。布莱尔特别重视争取广大的中间阶层，声称工党是“新的激进中间”政党，并积极做工商业界的工作，说新工党是“亲商业界和企业界”的政党。主张为工商界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和较低的公司税，并表示不完全废除保守党对工会法规的改革，相反却要使工党摆脱对工会的过分依赖。在争取中间阶层的同时，针对意识形态淡化的新社会运动，如随着全球化问题的突出而出现的绿党生态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等，工党积极谋求与新社会运动结盟。谋求与新社会运动联盟是西欧90年代社会党的重要调整，而且有超出这个圈子、主持更广泛联盟的趋势，这一点在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的主张中更为明确地反映了出来。三、对英国工党政策调整的评价及对我们的启示西欧各国社会党特别是英国工党的调整和改革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使然，是工党根据本国国情探索的结果。这种调整的实质是更远离传统社会主义的结构，而趋向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有更强调原来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社会主义”结构变为更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中以民主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其调整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淡化意识形态，强调实用主义。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名言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能够实施的也就是行得通的。”[13]针对国内外经济社会条件出现的重大变化，要在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与旧的政府干预和各阶级合作的社会民主之间，找到一条在当代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布莱尔曾强调，为了赋予“第三条道路‘价值’以实际效用，在很大程度上的实用主义是必要的”[14](p.44)。工党政策调整的许多内容是为迎合中间阶层而实行的，最现实的目的是为获得更多的选票，谋求上台执政。其次，更新观念，重新确定依靠力量。传统的工人阶级过去一直是工党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其人数越来越少，这使工党在选举中处于不利境地。为了适应选举的需要，求生存、谋发展，工党重新确定以中产阶级为自己的依靠力量。这个阶级追求提高经济的革新能力，对政治感兴趣，不过不愿受政党政治的约束，意识形态观念淡薄，一般都自立性强，主张社会公正。工党依靠这个阶级就可以形成政治多数，保证在选举中获胜。第三，从价值取向上看，工党仍然是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继承，仍然认为“社会正义”是核心价值，它介于主张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和“市场原教旨主义”之间，并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政党有着明显的左右之别。它毕竟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下层社会阶层的利益，仍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坚持与实践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原则并构成西方大左翼运动中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它实现公正、自由、消除剥削的愿望和努力与社会主义理想是一致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当今有影响的一种政治思潮，其存在和发展有必然性和现实基础。社会通过政策调整，实现了上台执政的直接目的，使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再度复兴，这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总结与借鉴，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有一定的启示。第一，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积极进行自我调整。英国工党和其他社会能比较敏锐地观察到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并根据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如适应英国现实的经济状况，主张实行新型的混合经济；根据社会发展中中产阶级人数多的现实状况，实行扩大阶级基础的政策。尽管我们说它有实用主义的特征，但一个政党要发展不能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才能防止僵化。第二，注重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社会主义是有自己的价值观的，自由、公正、团结等价值观念是社会主义观念的应有之意[3](p.225)。相对淡化传统社会主义结构特征，强化社会主义的价值特征有一定的好处。当某一个结构的建立由于某种原因难以实现其价值好处时，可以尝试另一种结构，而不至于陷入僵化和放弃社会主义。第三，淡化意识形态，扩大阶级基础。一个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或者说阶级基础，扩大自己的包容性，唤起大众的支持。政治思维上要克服非敌即友的二分法，以团结各种力量，尤其是大量的中间力量。社会党的调整表明，针对国际国内变化的冲击，传统的思想和政策已经过时，任何政党和组织要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更新观念，勇于变革，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和具有时代特征的政策。一个政党能否拥有执政的合法性，主要不是看它说了什么，它的“基本教义”是什么，而更主要的是看它能否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勇于创新，探索出好的政策，为民众提供有效、优质的服务。正如布莱尔所言：“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必将死亡，工党应当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参考文献：[1]李培林.当今英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J].国际经济评论，1998，(6).[2]AnthonyGiddens.TheThirdWay：TherenewalofSocialDemocrary：PolityPress，Cambridge，UK，1998.[3]余文烈.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4](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M].曹振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5]王学东.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新变化评析[J].当代社会主义问题，2001，(1).[6](英)安东尼·吉登斯.左派瘫痪之后[J].杨雪冬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1).[7]张世鹏.欧洲社会的第三条道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王振华.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理论渊源[A].王振华.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林德山.英国新工党“第三条道路”思想特征评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2).[11]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新路还是旧途[A].杨雪冬，宣晓源.“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区冰梅.当前欧美“第三条道路”刍议[J].现代国际关系，1998，(12).[13]刘建飞.“第三条道路”的形成背景与重要特点[A].王振华.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