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道路构建论文

导语：社会主义道路构建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中国在时代，可以说是历史上社会最和谐，人民最团结的时代。例如现在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方面人们反映较多的那些重大问题，如贫富差距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就业问题，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医疗看病问题，义务教育问题等等，现在人们一回忆才知道，这些在现在看来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在时代都解决的非常好。这些问题在时代能解决的那么好，就是因为当年为我们指引了一条解决建设社会主义中的各种矛盾的正确道路和思想路线。在50年前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这条正确思想路线的一个集中体现。如今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要象同志所说，要把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作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见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一)只有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时期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毛选》第五卷,373页)。告诫我们，不仅要看到许许多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许许多多的矛盾和问题背后的本质上去理解和认识它们。只有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个社会基本矛盾去把握和分析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才可能真正认识到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本质，因此才可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而今天我们许多同志，虽然也能指出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象，但是，我们却往往不能象当年那样，透过现象看到矛盾背后真正的本质问题，因此就很难找到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现在我们一些专家学者一会儿这个方案，一会儿那个方案，又是收入比率，又是基尼系数，又是多少次分配等等，但因为只就分配谈分配，而看不到分配背后的生产关系问题，看不到所有制问题，所以越研究好象问题越难解决。同时现在不少专家学者在研究当中又惊奇地发现，时代是基尼系数最低的年代，而且是一个非常低的年代，也就是说时代是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最小，而且是非常小的年代。当年领导人民不断深化生产关系的革命，不断深化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旧中国的各种社会关系不断地得到改造，所以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等等都是趋于缩小。还有像贪污腐败，社会风气，社会保障等都是这样，一研究才知道，在时代，这些重大社会问题都解决的非常好。但是这些问题在今天好象却很难解决。如果说物质条件，经过50多年的建设，我国现在比当年要好许多。然而，由于我们今天往往不能象那样看到矛盾和问题背后的本质，所以我们往往不能找到有效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学习。

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不同时代体现为不同的社会关系矛盾，也就是在不同时代体现为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社会基本矛盾主要体现为封建地主阶级与贫苦农民的矛盾。在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后，社会基本矛盾体现为三座大山与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从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特定基本矛盾去把握和认识诸多社会矛盾的本质，也就是从一个社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去把握和认识这个历史时期诸多社会矛盾的本质。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懂得诸多社会矛盾的本质，就必须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去分析和认识其它这些矛盾。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一直在辩论。尽管这个问题对我们不知讲了多少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有一个思想理论上的特点，就是它的最根本的重大思想理论观点，总要随着革命的发展和历史的演变反反复复地进行辩论。因为只有反反复复地随着革命实践进行辩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思想才能被我们越来越多的革命群众所了解和掌握，才能被我们越来越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才能提高群众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指出,“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也是要经过广泛辩论的(《毛选》第五卷,443，447页)。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革命理论，会随着革命的发展辩论下去。

首先对要不要找出主要矛盾就有争论。有些人以“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名，反对在诸多社会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这种认识很象当年五．四时期胡适所鼓吹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例如在当年进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时候，有些同志就认为，对待农村发展问题，只要对农民“好行小惠”就足够了。甚至提倡“四大自由”,“确保私有”。针对这些情况,指出:“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说，要把对农民的帮助“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毛选》第五卷,120页)。还说:“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毛选》第五卷,120页)。

事实上，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对待诸多社会问题，都是要从自己的世界观抓主要矛盾的，“纲举目张”，古已有之，就说明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发明。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所谓“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不过是要把其背后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掩盖起来。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行政学，经济学等等，有些表明上也是好像“有什么矛盾就研究什么矛盾”。而事实上这是把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永久化，固定化，是限制人们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来“研究些问题”。而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政权之后，则是要在逐步限制，改造，和破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过程中来解决社会问题。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到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反复告诫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毛选》第五卷,483页)。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资产阶级则要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则要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维护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此社会发展中的最基本矛盾，也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然主要体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必然体现为这两个阶级要走不同道路的矛盾。因此，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那么，是不是不抓社会主要矛盾，其它各种社会问题也能解决？根本说来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把社会问题与这些问题所发生其中的具体时代的社会关系矛盾联系起来分析，就变成抽象地和形而上学地谈论这些问题了。例如，大概自有阶级以来，就有穷人看不起病这个问题。但是，在不同的阶级社会历史阶段，这个问题带有不同的主要社会矛盾的性质。在奴隶制社会，这个问题是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这个当时主要社会矛盾的表现和反映。在封建社会，这个问题则主要是地主阶级与贫苦农民阶级这个主要矛盾的表现和反映。到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演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穷人看不起病，则是三座大山与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这个主要社会矛盾的表现和反映。在那些剥削阶级统治的时代，尽管也不乏如扁鹊，华佗一类的神医，尽管也有如李时珍那样伟大的药学家，也会有一些什么赈济穷人的措施，但是，穷人看不起病这个问题，在那些时代，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因为那些时代的剥削统治者们，是不可能面对那些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而如果不是把穷人看不起病这个问题，放在每个时代具体的社会关系矛盾中进行研究，如果只是抽象地和形而上学地谈论这个问题，则根本不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解释，更不要说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到了中国六忆神州尽舜尧的社会主义时期，事情就大不一样。谁都知道，当年为了彻底改变农村和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他反复强调“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指出，农村缺医少药，是旧医疗卫生制度只能为少数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资本主义城乡差别问题，是一个资本主义城乡社会关系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表现。看到了这个问题背后的本质，抓住这个问题背后的纲目关系，也就找到了从主要矛盾入手，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的这些分析和为解决农村卫生工作制定的指导措施，集中体现在一个后来被称为“六．二六”的指示中。在那个火热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在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医疗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城乡医疗关系之后，广大城市医务人员纷纷响应，和党中央的号召，奔赴农村缺医少药的地方安家落户。在1970年左右，全国大中城市中有大约一半的医务人员下放到农村。在那之前，当时的农村大多只有一个设备简陋，三，五个人的卫生所，别说看大病，就是小伤小病也往往不能处理。但是，从1969年，也就是三，四年的工夫，大部分的公社医院都发展到几十人的规模，都有了手术室，化验室，病房，X光室，甚至还有小药厂等等。不仅常见病都能看，而且动大手术，看大病大多都能在公社医院解决。更重要的是，依托当时的集体经济，农村农民的赤脚医生队伍，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公社医院再大再好，也不如赤脚医生就守在农民的家门口，而且他们不脱离农民，不脱离劳动，又大多懂得本地的医药文化，又不需要政府太多的钱，农民看病又很便宜，所以医患关系等等都非常好。任何今日看过病的人都懂得，看病可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问题。别说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所谓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办法解决人民的医疗问题。西方那些所谓福利国家的医疗体制，不是正在一个一个的破产吗？如今医疗问题甚至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死结。而当年带领人民，却在一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大国解决了几亿农民的看病问题。这就难怪人民把他看作大救星，这就难怪联合国当年向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推广中国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BarefootDoctor)，成为了在世界许多地方家喻户晓的国际语汇。当我们时常从一些来自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们那里，听到他们国家中的“赤脚医生”的情况时(比如印度的赤脚医生)，作为中国人，我们感到非常自豪，因为谁都知道，赤脚医生是领导的中国人民做出的，对中国和世界社会发展都有意义的伟大发明创造之一。但我们往往同时又感到难过，因为今日在赤脚医生的故乡，赤脚医生倒好像已经成了遥远的传说。

因为，在逝世之后，有许多人又不想讲什么社会主义了，好像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也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例如农民的看病医疗问题，后来有不少人认为，也许不讲什么主义，倒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但是，事实是，伴随着许多人的这种想法，是不几年后，几乎所有当年下放农村的医务人员都跑回大城市里去了。有许多本来已经建设的不错的农村医院，又回到原来三，五个人的卫生所情况去了。许多医疗设备被变卖，甚至要靠与卫生工作毫不沾边的副业来维持生计。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散，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也很快成了历史名词。应该说，这些年，人们还是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在农村卫生工作上，但是，不但没能在七十年代的水平上更上一层楼，而是农民看病难和看不起病的情况又重新出现并变得严重起来。近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报导说，目前城乡医疗卫生的鸿沟已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却只有很少的医疗卫生方面的资源。目前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几，几乎90%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1月21日，第五版)。

从许多像这样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就能看出，能不能抓住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这个主要矛盾，对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是至关重要。抓住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主要矛盾，才能在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和社会关系上寻找真正创新的解决办法，因为在资产阶级旧的社会关系范围内，是不可能找到什么真正的新办法的。现在不是提倡“创新型社会”吗？而事实上，时代才是真正的创新型社会。人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陆相成油田理论，人工合成胰岛素等等)就都是在时明的。中国在时代远远不止这四大发明。在时代，新鲜事物从群众中不断涌现。尤其是那些直接显示了新的社会关系力量的发明，如赤脚医生，两参一改三结合，学习雷锋等等，许多成为全世界人民学习的样板。中国人民在时代何以有那么巨大的创造力？这些发明都集中在时代，难道都是偶然的巧合吗？显然不是。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中国人民在的领导下，抓住了社会主义这个真理，抓住了社会主义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崭新的社会关系，所以才会在重重困难面前，在许许多多严重的问题和矛盾目前，显示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二)到底谁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主要力量？

依靠多数人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还是依靠少数人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它阶级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群众路线，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它阶级的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什么叫群众路线？说就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毛选》第五卷，322，323页)。曾反复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毛选》第五卷，454，459，460页)。按照对社会主义时期各种矛盾的分析，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因此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种种社会矛盾的过程，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革命过程，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和革命的过程。指出，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有着强烈的社会主义根本愿望和要求，有着极大的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亿万工农劳动群众，是克服一切困难，解决一切问题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

而我们有些人一说要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就往往只想到物质条件，想到钱，想到洋钱洋人，想到什么基金什么援助，想到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教科书中的救世方案，想到专家学者，想到国际名人名流等等。而一提工农大众，则就只有“弱势群体”四个字。在一些人看来，工农劳动群众不过是一群等待社会救济的叫花子。有些人甚至是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讽刺的那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他们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其它阶级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变为接受恩赐和施舍的慈善事业。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结果，是他们只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内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他们根本不可能看到社会矛盾和问题背后的革命因素，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看到革命人民群众，特别是亿万工农大众的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

所以，能不能看到社会矛盾和问题背后的革命因素，看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到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相信不相信群众路线的关键，是依靠少数人还是依靠多数人关键。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是非常落后的。人民群众普遍非常贫穷，人均GDP是全世界最低的地区，人均预期寿命在1950年还不到35岁，五亿人口中几乎90%的人不识字，缺少经济资源和失业困扰着我们的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疾病泛滥，落后的卫生条件，以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娼妓，黑社会等社会丑恶现象都非常严重。当时面对这些严重困难，许多人也是没有信心。对于中国近代的贫穷和社会发展落后，直到今天都存在着各种各样错误的解释，什么人口太多啦，什么文化劣根啦，什么黄土文明啦等等。但是从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那时起，就一直反复向我们指出这个问题背后的真正的本质原因，就是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又一次指出，人民生活水平当时还比较低，主要是“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毛选》第五卷，381页)。由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殖民地地位，反复指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中国人民要获得解放，就不可能走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道路，因为那样的革命不可能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不可能坚决地反对中国附庸帝国主义的阶级和阶层，不可能改变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国内阶级关系，不可能改变国际上依附帝国主义和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对外关系。中国的解放和发展只能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也就是说其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本质，是中国人民必须用新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代替旧制度的问题。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中国会富强起来，中国的地位会提高起来。“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毛选》第五卷，398页)。总是能看到中国社会蕴藏着的巨大的社会主义力量，总是能看到中国人民要求社会主义的根本愿望。总是向人民指出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社会关系，才能使中国社会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中得到巨大的发展。也就是说，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伟大力量，在于蕴藏在亿万中国人民中的要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马克思曾经说过：“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60页)。告诉我们，亿万贫苦的工农大众，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就能成为要搞社会主义的伟大革命阶级，就能成为改天换地的巨人。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这个思想，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毛选》第五卷，373页)这句震撼每一个真正中国人心灵的话概括起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这就是中国人民在时代“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力量所在。

在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人民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欣欣向荣，而且在社会发展方面也同样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当为了人民鞠躬尽瘁在1976年逝世的时候，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二十多年前1950年的不到35岁，提高到68岁。中国人的识字率已从10%几提高到80%。1976年全国在学校的学生总数,一直到十五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旧社会千百年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丑恶，早已荡然无存。而各种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时代都被许多人当成理所当然的事。而今日许多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在那时简直会被当成是天方夜谭。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社会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是靠少数人的救世方案，不是靠有钱人的施舍恩赐，不是只等待条件具备，不是样样要向西方社会看齐，一句话，不是在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寻找救世良方，而是看到社会问题和矛盾背后巨大的革命性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成为了革命阶级的亿万工农劳动群众，这个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写了第三章，以批判各种各样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那些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最多只是对千疮百孔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修补，它们都无法超出资产阶级或其它剥削阶级的社会关系，因此无法使无产阶级以及整个社会获得解放。结论是，“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62页)。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非常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人民能够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才能发挥工农大众搞社会主义的主力军作用。

应当指出，确定工农大众阶级的社会主义主力军地位，并不是对其它的社会力量和物质条件加以排斥。相反，只有在社会主义道路指引下，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其它社会力量才能真正为社会发展发挥作用。例如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章节中，指出，恰恰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其它社会力量才能真正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总之，解决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主要和关键的力量，来自于亿万工农劳动阶级，来自于他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性。其它社会阶层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不仅有益于社会主义，而且也有益于这些阶层自己必然的历史改造进程。

(三)弄清矛盾范畴之间的关系，纠正错误认识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向我们阐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各种矛盾范畴之间的关系，它们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与种种具体社会矛盾的关系，人民内部与敌我两类不同矛盾之间的转化关系，非对抗性与对抗性两类矛盾之间的转化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两类矛盾与非对抗性和对抗性两类矛盾的关系等等。弄清这些矛盾范畴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和处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甚至是流行的一些对这些关系的曲解，说明要弄懂论述的这些关系，特别是前面三个矛盾范畴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明对这些关系我们还有待认真深入地学习对它们的论述。

(1)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之间的关系。

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走什么道路上的矛盾。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体现为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如在中国封建社会，社会基本矛盾体现为地主阶级与贫苦农民的矛盾。在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部分之后，社会基本矛盾体现为三座大山与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由于旧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性质，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了胜利，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而不是为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统治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从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到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后，反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其核心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同志却认为革命已经结束，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更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完全建成，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已经没有什么阻碍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东西了。除了革命结束论，还有一种革命过头论，或曰“补课论”，认为革命已经革过了头。认为中国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认为如果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有什么不相适应，那是生产力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关系的革命。因此认为革命应该倒退，中国应该补上资本主义的课。

对这些错误认识,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才刚刚建立，它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毛选》第五卷,374页)。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并指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是社会关系(《毛选》第五卷,443,444，319页)。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什么已经完成,而是刚刚开始。事实上我们当年所说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还主要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改造。很显然,所有权不等于所有制,更不等于全部生产关系，更不等于包括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全部社会关系。即便是有一天资本家都没有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却还会长期存在，这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这就是列宁和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意思。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就是指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采取限制，利用，改造，和最终铲除的长期历史过程。把取得所有权和政权当成革命的终结，是把无产阶级革命混同与其它阶级的革命。指出：“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为，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毛选》第五卷,166页)。还说“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对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而“补课论”，则显然是没有弄懂为什么中国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早就指出，并不是什么中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而恰恰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部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只能是作为帝国主义附庸，并被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道路，这就是旧中国的情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中国要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专政，那只是类似于1927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基马尔主义幻想。

(2)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之间的关系。

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之间的范畴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简单地等同于敌我矛盾，而把人民内部矛盾等同于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关的矛盾。例如,两年前有篇讨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的文章就说：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很明显,在这个说法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完全无关的两个矛盾范畴，而且“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这显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与这个主要矛盾的两类表现形式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关系搞错了。在一九五七年一月曾明确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选》第五卷，357页)。非常显然,我们许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与的阐述大相径庭的。于是，在社会主义运动高潮的时候，就出现一提阶级斗争就以为是敌我矛盾(或是只在敌我矛盾中搞阶级斗争)的倾向，或者是把所有阶级斗争问题(包括表现在人民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都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的错误倾向。而在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时期，又出现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毫不相干，从而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错误倾向。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一是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时又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和方法。的这两个强调不是要(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把这两个问题对立起来，而是恰恰要说明“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说，大量的表现和反映在人民内部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证明，正确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之间的范畴关系，对能不能真正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是至关重要，对能不能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弄清主要矛盾与两类矛盾之间的范畴关系，才能把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论点的逻辑关系弄明白，这些基本论点是：一，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其核心问题是围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二，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的和大量的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三，解决这样的人民矛盾,主要是为了弄清是非(即围绕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而不是为了划分敌我,。四，因此必须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五，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

还有些人认为，在人民内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继续在一切社会关系方面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会惹起更多的社会矛盾。但事实上，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那才是非常危险的。针对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其它一些东欧国家的问题，反复指出，其基本问题就是那里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没有搞好，没有在阶级斗争中教育好和训练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队伍，所以是“自食其果”(《毛选》第五卷，323，357，376页)。还有像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在1956年搞了修正主义的秘密报告，1961年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彻底否认社会主义时期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三十年后不仅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并没有在所谓的“新思维”中得到解决，而是这些矛盾反而激化到了对抗性的程度。最后以苏联的解体，整个东欧的混乱和社会大倒退结束了没有阶级斗争的神话。联系到我国这些年的许多问题，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等，都证明继续进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继续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进行限制，改造和革命，是社会主义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

(3)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与其它社会矛盾的关系。

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其它社会矛盾的关系，反复向我们指出它们是纲与目之间的关系，是诸多社会矛盾受社会主要矛盾的规定和制约的关系，是主要矛盾具体表现和反映在种种社会矛盾中的关系。但是有些人以研究具体矛盾为由，说抓主要矛盾会妨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因此反对抓主要矛盾。还有些人是架空主要矛盾，虽然口头上也说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指导，而实际上并不用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去指导解决具体问题，所以也是割断了纲目之间的关系。

抓主要矛盾会妨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分析了十来个具体问题，每一个都分析到了问题的实质，而每个问题都是围绕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来分析的。可以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通过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分析，来向我们阐释主要矛盾与其它矛盾的纲目关系。社会主要矛盾，简单地说就是某一历史阶段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矛盾。如果抛开这个历史阶段具体的最基本社会关系研究其它社会问题，则必然只能是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空谈。我们现在有一些专家学者，无论谈什么社会发展问题，都只会比照西方国家的标准，而忘记了把问题放在所发生的我国现在具体的基本社会关系中去分析。例如像公共义务教育问题，有的专家就会说西方国家对教育的人均投入是多少，他们的教育投入占国家总支出的百分之多少，而我们又是多少多少云云。先别说西方的公共教育是否成功(事实上现在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承认他们的公共教育情况非常糟糕，例如美国的高中辍学率是大约35%)，先说说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否能和西方的人均教育投入攀比呢？而这样的对问题的研究，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国几乎有90%的人不识字，人均GDP又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但是在的领导下，二十多年后不识字的比率就下降到20%，1976年全国在学校的学生总数,一直到十五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记录。我们今天面对国民教育的许多严重问题，难道当年为中国国民教育所做的巨大贡献，难道他当年指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宝贵经验吗？

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并不是不再须要研究其它具体矛盾，而是恰恰要把其它种种问题放在现在社会的最基本社会关系矛盾中，即放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矛盾中，放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矛盾中进行认识和分析。只有这样才会有实事求是的对问题的理解，才能防止形而上学的空谈。总之，要想解决好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就必须走为我们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