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社会主义国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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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国情的探索可以解析为三个层面：在出发点上，仍然非常重视对国情问题尤其是基本国情的认识；在着力点上，强调要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去了解和把握国情；在落脚点上，阐发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总的来说，在上述三个层面上的探索不够成功，没有形成固定的和系统的国情观，这主要是因为对基本国情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分析陷入了主观主义的误区，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够，由此形成了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和在所有制关系上急于求纯等超越阶段的错误指导思想。无论探索成果还是经验教训。都是我们今天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足可借鉴的思想遗产。

[关键词]社会主义国情探索

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认识国情都是认识其他问题的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曾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正是在确认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才开创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探索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国情方面也取得了许多有益的成果。这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和发展。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国情观的探索总的来说不够成功，并且还有许多比较严重的失误。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国情，在新世纪和新形势下坚定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国情的探索，理论界已经有不少论著进行了研究，但笔者感到直观陈述的较多，深入分析的较少。笔者试图转换视角，将的社会主义国情观解析为三个层面：第一，从出发点来看，是否认识到探索国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二，在着眼点上，是否坚持和大力开展对国情的调查研究；第三，在落脚点上，是否获得了被实践证明是符合或者比较符合建设实际的认识成果，尤其是是否取得了在基本国情方面的认识成果。下面就逐层分析在这三个层面探索中的得与失。

一、在出发点上，非常重视对国情问题尤其是基本国情的认识

从历史上看，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从国情人手来解决其他问题的理论传统。在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把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即中国的社会性质作为阐发一切革命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他说：“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多次表达过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

建国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但是，在“一五”计划(1953～1957)执行不久，就开始觉察到，苏联经验有许多是适用的，但也有许多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据薄一波回忆：“在我的记忆里，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所谓“以苏为鉴”，就是要鉴戒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弊端。由此发轫，开始了对适合中国国情建设道路的探索。1956年2月到4月，在经过对农业、工业大量调查研究之后，于1956年4月发表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第一个理论成果——《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文献不但初步梳理了中国经济建设要解决的十个基本问题，而且特别从原则上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经验，重申：“我们的理论，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明确地提出了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还说：“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再次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同月，他在同一些外国党的代表的谈话中又说：“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这些论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即将大规模展开的背景下，表现出了在经济建设中也要像革命时期那样从国情出发的思想，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如果脱离了实际，就不能指导实践取得有效的成果。

在经历了“”运动和化运动的错误之后，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搞经济建设和制定经济政策，必须“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所谓“情况明”，就是要摸清楚中国的实际情况。把“情况明”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再次表现出了以国情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基本依据的思想。这说明，也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渐增强了从国情出发搞经济建设的意识。

二、在着力点上。强调要通过开展调查研究去了解和把握国情

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有两次强调和号召全党开展调查研究，都取得了比较成功的探索成果。

第一次是1956年2月到4月，连续进行了43天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标志着探索适合中国自己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如后来回忆所说的：“那个十大关系是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第二次是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又说：“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为了搞好调查研究，党中央重新印发了在1930年写的《调查研究》(重新发表时题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批示时强调，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这些论述是在建国后最集中的一次讲调查研究问题。此后，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身体力行，他亲自带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农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掌握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加深了对国情的了解和把握，这对制定有效的国民经济调整政策，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三、在落脚点上，阐发了一些探索国情问题的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国情是一个综合性范畴，其中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及其发展阶段，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大的国情。所谓从国情出发，主要就是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将其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他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对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以看到，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曾经进行了一些可贵的探索，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成果，主要有：

(一)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党的八大结束后，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这里虽然把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设想得过短(十年至十五年)，但是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为两个发展阶段，从“建立”到“建成”要有一个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建成”的前提，应该说是富有价值的。

(二)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不同阶段。在经历了“”和化运动的挫折之后，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一次集中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0将这种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的思想，与上述“建立”与“建成”的思想联系起来分析，可以看出，说的要“建成”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建成“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定位，与后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显然形成了一种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三)针对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仍然比较贫穷和落后的国情特点，也进行了分析。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分析说：中国“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这种判断应该说基本上是客观的、正确的。

上述这些探索成果，尽管还不完善，但作为认识国情和探索建设规律的阶梯。应该说是包含着一些富有价值的明智远见。

四、总的来说，在上述三个层面上都没有形成固定和系统的国情观

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对国情问题的探索虽然取得了上述一些成果，但总的来说，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不是很清楚的。

从第一个层面来看，对认识国情问题只能说是比较重视，但已远不如革命时期那样通过用严密论证的方法，从国情人手去系统阐明革命理论来阐明经济建设理论。

从第二个层面来看，虽然进行了对国情问题的调查研究，但未能全面开展，也未能长期坚持。

从第三个层面来看，一些有价值的探索成果只是一时地萌生或零碎地出现，没有形成比较固定、系统的理论和比较长期的指导思想。

笔者认为，之所以在国情问题上没有取得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样的探索成果，甚至还将一些违背基本国情的错误上升为主导思想，主要是以下五个逐次递进的原因所致：

第一，虽然能够认识到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但对基本国情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分析陷入了主观主义的误区。例如，认识到了中国落后的国情特点，但却是较多地从有利方面去看待这种国情特点，认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种分析和估量，把“一穷二白”这一不利因素当成了有利因素，没有认识到生产力从落后到先进的发展需要有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对待“人口多”的分析也存在这种情况，认为“人多是好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只看到人口多劳动力多的有利方面，没看到人口多消费量也大的不利方面。

第二，由于对有利因素估计过多，对不利因素估计不足，导致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够。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后来又提前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这种不切实际的“赶英超美”战略便是把发展生产力的艰巨任务看得过于简单了。

第三，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并且制定出了“赶英超美”的战略目标，于是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改变了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形成了以“快”为核心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一个严重超越实际可能的所谓第二本账，规定工业要比1957年增长33％，农业增长16.2％。这种不顾现实条件的急于求成情绪，重蹈了民主革命时期曾经犯过、后经很大努力方才克服的急性病的覆辙。第四，由于要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于是在如何发展生产力的指导思想上，主要采用了下面三种超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其一，依靠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例如“”运动中的全民大炼钢铁，以及后来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其二，依靠变革生产关系的方法，即认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这导致在实践上轻率发动了化运动，在所有制上搞“一大二公”以及后来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三，依靠阶级斗争的手段，无论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还是“抓革命，促生产”，其蕴意都是企图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来推动生产的发展。

第五，由于要以阶级斗争促生产建设，导致在过渡时期的理论问题上放弃了“小过渡”论而提出了“大过渡”论，即把对“过渡时期”的理解由过去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变成为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认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大过渡”的思想不但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找到了理论支柱，而且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泯灭了一度闪现出的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宝贵思想。

总之，从的主观愿望来说，并不是不想发展生产力，也不是完全不了解和完全未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问题主要出在对国情的分析上陷入了主观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汲取了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在国情判断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点，尤其把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出了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就破除了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奢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唯心主义观念，纠正了长期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脱离国情、超越阶段开展经济建设的“左”倾急性错误，为全面筹划和系统部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最大的理论依据。总书记在2007年“6·25”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必须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这是总结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前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党在认识国情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作出的深刻论述，对于提醒全党同志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提高想问题、办事情决不可脱离实际的自觉性，不再重蹈超越阶段的错误，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