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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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邓小平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过程中，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观察和思考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人权建设的首要任务以及世界人权保障的正确途径等重大人权理论问题，初步形成了当代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基本架构，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和实践具有极其深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人权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一时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乱。面对这一异常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围绕人权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思考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谬论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价值取向、首要任务以及人权建设的正确道路和途径。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人权理论和实践中的基本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对我国的人权建设有着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邓小平以历史的、阶级的观点观察和思考人权问题，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必须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和研究人权问题。因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人权只能是作为特定社会成员的人所应当享有和实际享有的基本权利。邓小平坚持以历史的、阶级的观点分析和研究当代世界的人权问题，反对抽象地、笼统地讨论人权，认为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在1985年6月6日的一次谈话中，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超历史、超阶级的人权观，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这一科学论断，阐明了当代人权的阶级属性，揭示了社会主义人权的本质。

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总是属于一定阶级的，没有抽象的人、超阶级的人，也就根本不会存在抽象的、超阶级的所谓“自然权利”。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平等的人权。统治阶级不仅掌握着国家政权，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而且他们还往往享有各种特权。资产阶级之所以否认人权的社会性、阶级性，极力夸大人权的自然属性，宣扬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人权观，目的是为他们干涉别国内政制造借口。其实，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的产生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新兴资产阶级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争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和阶级特权而提出来的。资产阶级在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之后，又以法律的形式将这些所谓的“天赋人权”规定为资产阶级可以实际享有的权利，资产阶级的“人权本身就是特权”。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阶级对抗和阶级特权的经济根源，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社会主义人权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这是社会主义人权区别于资本主义人权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人权上的重要体现。

第二，邓小平坚持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相统一的人权观，突出强调了国家主权对于保障发展中国家人权的极端重要性。在现实社会中，人权具体表现为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两种基本存在形式，人们只有通过一定的关系联结成各种不同的群体或集体，才能共同进行社会生产和生活，人权所反映的正是这种个人、集体及相互之间的权利关系。由于任何个人都不能脱离开他人、集体和社会而孤立地存在，个人人权的存在和实现也就不可能脱离开集体人权。但是，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否认或避而不谈集体人权，片面宣扬和夸大个人人权，甚至抛出“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把他们自私自利的个人权利作为人权的最高标准，强加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针对这种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邓小平在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在同年11月23日的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在“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这一科学论断中，“国权”即国家主权，属于集体人权的范畴，这里的“人权”则特指个人人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存在的基础和归宿，任何形式的集体人权最终都要落脚于个人、用来保障个人人权；而个人人权又必须以集体人权为依托，依靠集体人权来保障。在阶级、国家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国权”是一个国家最高层次的集体人权，是人们的个人人权和其他各种层次的集体人权得以存在和实现的重要保障。从一国内部来说，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权利，都必须经过主权国家的法律加以确认和国家执法来保障，实现个人人权所需的物质条件也必须依靠主权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提供。从国际领域的人权保护与合作来说，无论是国际人权条约的确立、签署和在各国的具体实施，还是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纠纷的处理，也都必须以确认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为前提，通过主权国家的作用来实现。中国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更是一再地证明，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主权，也就失去了对本国人权的保障能力，人民也就根本无人权可言。

邓小平强调“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决不是忽视，更不是否定人民群众的个人人权，而是反对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人权价值观。他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个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相互关系及其具体表现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不同的人权价值标准。资本主义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它所宣扬和推崇的必然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个人人权，甚至把他们“少数人的人权”凌驾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之上。社会主义人权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国家能够“切实保障集体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合理利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在根本上是统一的，集体人权是人民群众个人人权的集中体现和重要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所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人权的价值取向，它要求以集体主义作为人权的价值标准，坚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出发，在实现人民的集体权利之中去实现个人的权利。第三，邓小平坚持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等相统一的人权观，突出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发展权。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其霸权主义利益，把人权概念仅仅限定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将生存权和发展权排除在人权范畴之外，极力阻挠和遏制发展中国家实现其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使得南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人权在国际范围内的普遍实现。邓小平始终高度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他站在时展和全人类利益的高度，特别是立足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把生存权和发展权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权。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现代人权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最基本的人权。人们只有首先能够生存才能享受其他诸多权利，如果人的生存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人权也就无从谈起。对于处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来说，它们各自所面临的具体的人权状况是不同的，从而需要特别关注和重点解决的人权问题也就不同。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一些国家甚至丧失了基本的发展能力，人民的生存状况正面临着严重威胁。对于这些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发展民族经济，保障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邓小平认为，发展问题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一个发展速度问题或者说再发展的问题。“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承认和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支持和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才能逐步地改善和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文化权利状况，同时发达国家自己也才能获得继续发展。如果无视发展中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严峻现实，仅靠空谈甚至强行向它们输出所谓的“民主”、“自由”，只能造成这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经济倒退，导致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的进一步丧失和人权状况的继续恶化，甚至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为此，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我国人权建设的首要任务。他领导全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规划了从温饱到小康再到比较富裕的“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了，才能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才能更加切实、有效地保障和促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

第四，邓小平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人权观，深刻阐述了人权问题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实施人权保障的正确途径。人权作为人类对自由、平等的普遍追求和共同理想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等所确认的人权基本原则，就是人权普遍性的体现和反映。同时，人权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具有特殊性的一面。但是，资产阶级人权观无视或否定人权的特殊性，片面夸大人权的普遍性，把他们的人权观作为全人类普遍适用的“统一标准”强加于别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不断借口人权问题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直至对中国进行制裁。对此，邓小平义正词严地指出：“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这说明，邓小平认为人权问题虽然具有普遍性、国际性的一面。但在本质上主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两方国家借口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就是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

邓小平关于人权在本质上主要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这一重要思想，为我国人权建设的发展道路和解决国际领域的人权问题指明了正确方向。首先，各国的人权建设必须而且只能从各主权国家的实际出发，走有自己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承认和强调人权的国家主权属性，并不是要否认人权的普遍性，中国政府也历来承认国际公认的人权基本原则，积极加入了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但是，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人权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人权的特殊性得以表现，离开特殊性谈论人权只能是空谈。由于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人权的性质、内容以及所面临的主要人权问题必然各不相同，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绝对的、普遍适用的人权标准和人权模式，“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

其次，实施国际公认的人权普遍原则，也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由各主权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人权保障的政策法律措施。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既闭口不谈侵略和掠夺别国的不光彩历史，又对自己国内存在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反而以人权卫道士自居，对别国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横加干预。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表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对别国主权和人权的肆意践踏，是当今世界保障和促进人权的重要障碍。“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促进国际领域的人权保护与合作，妥善解决各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决不能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那一套，“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相处、相互合作”，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