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市场兴旺与居民增收互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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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内需增长相对不足，这也是困扰各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问题。相比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资源禀赋相对薄弱，经济也相对欠发达，消费水平也相对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如何有效培育西部地区的消费增长点，现实意义非常重大。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消费是不断积累的，消费与收入的关系是密切的，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增长的重要条件。凯恩斯认为收入增长一定的前提下，有效需求的刺激则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在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背景下，居民增收能带来消费的释放，反过来消费市场的不断兴旺，也可能会进一步带动居民增收。西部地区虽然与东部相比属于后发地区，但如何从消费的角度挖掘后发优势，是刺激西部地区活力的重要途径。因此，研究西部地区消费市场兴旺与居民增收的互动关系，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西部地区居民消费与收入的现状特征分析

（一）消费现状分析。通过对西部地区12个省份（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重庆）的人均消费支出额进行梳理，按照人口数，得到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额，作为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指标。从2002年至2018年，西部地区总体消费水平显著上升，人均消费支出额从2279.21元增加至16220.21元，增长了611.6%，年均增幅为13.5%，其中增幅最高的年份增长率达到23%。由此可以表明，我国西部地区近十几年来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消费潜能明显释放出来，消费市场总体不断兴旺。从2002年至2018年，西部地区的最终消费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2年最终消费率65.4%，2008年下降至59.9%，特别像四川、重庆、陕西、广西等地的最终消费率都呈现明显下滑。可见，西部地区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消费市场有待进一步培育。为了更加细化分析西部地区消费市场兴旺的情况，本文分城镇和农村居民两类进行分析，图1给出了2002年至2018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额和农村地区居民人均消费额的变化情况。城镇市民人均消费额从2002年的5418.87元增加至2018年的22413.56元，年均增幅为11.3%；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额从2002年的1533.08元增加至2018年的10617.28元，年均增幅为15.9%。由此可见，一方面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要明显高于农村消费，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增势要快于城镇居民消费。由图1可以看到，2002年以来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比总体上不断下降，2002年城乡消费比为3.93，到2018年下降至2.11，下降了46.2%。由此也可以表明，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正处于不断收窄的状态。（二）收入现状分析。从2002年至2018年，西部地区总体收入水平也呈现显著上升的态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867.4元增加至21888.46元，增长了611.6%，年均增幅为13.9%，高于消费水平的年均增幅。测算2002年至2018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结果如图2所示。很明显，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较大。计算发现，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态势差距并不大，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3.2%，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4.2%，仅相差1个百分点。另外，城乡居民收入比与消费比也不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收入比最高点为2006年，收入比为3.75，最低点在2018年，收入比为2.85。从收入消费对比来看，2002年以来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收入比总体上呈现下滑趋势，2002年消费收入比为0.79，到2018年降至0.74。由此可见，总体上西部地区居民单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在降低，居民消费意愿并没有随收入增加而提高。从城乡收入消费比来看，西部城镇居民消费收入比下降比较明显，从0.91下降至0.69；而农村居民消费收入比却在提高，从0.76上升至0.93，说明农村地区居民消费需求正积极释放。

理论模型与变量数据

（一）理论模型设计。1.因果关系检验。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检验西部地区居民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观察Granger因果关系的系数值是否显著。若系数值显著，那么说明因果关系是明显存在的；反之，则认为因果关系不明显。2.不变参数计量模型。为了检验消费与收入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程度，分别构建以收入为自变量、消费为因变量，和以消费为自变量、收入为因变量的模型。其中，消费关于收入的计量模型如下：lnConsumet=c(10)+c(11)*lnIncomet+c(12)*HOCt+c(13)*SUPt+c(14)*RSCt+c(15)*CPIt+εt（1）其中，t表示年份，Consume表示居民消费水平，用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作为衡量指标；Income表示居民收入水平，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衡量指标；HOC表示消费习惯，因为消费习惯带有一定的延续性特征，因此用上一期的居民消费水平来衡量，即Incomet-1，体现了上一期消费对本期消费的影响；SUP表示社会供给水平，体现了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需求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供给水平；RSC表示购房成本，主要考虑了购房对居民带来的压力，也体现了购房对消费是否带来了显著的推高作用，采用商品房销售总额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CPI表示价格水平，主要是考虑到了收入和消费采用的是包含价格因素的数据，因此要检验价格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收入关于消费的计量模型如下：lnIncomet=c(20)+c(21)*lnConsumet+c(22)*ECRt+c(23)*HCEt+c(24)*FINt+c(25)*CPIt+εt（2）其中，ECR表示经济增长水平，这是考虑到了经济普遍增长对收入水平提高的影响，采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表示；HCE表示人力资本，检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收入水平带来怎样的影响，选取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表示；FIN表示财政支持，采用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CPI为价格水平。3.可变参数计量模型。为了考察互动关系影响系数的变化规律，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其基本框架可表示如下：量测方程：yt=c(0)+xt*βt+ztγ+ut[var=exp(c(1))]（3）状态方程：βt=c(2)+c(3)*βt-1+εt[var=expFc(4))]（4）其中，式（3）为量测方程，βt表示可变参数，即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向量；γ为其他不变参数向量，zt为对应的变量集合，主要根据式（1）和式（2）中除了收入和消费以外的其他变量组合；ut表示量测方程的扰动项；式（4）是状态方程，实质上是对可变参数β作一阶自回归过程，εt是该过程产生的扰动项。（二）数据选取。通过获取数据，本文选择了2002-2018年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上述模型涉及的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各省市区的统计年鉴。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对消费习惯HOC、社会供给水平SUP涉及到的指标取对数，以消除量纲；对于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模型中本身设置了对数变量，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相应取对数。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因果关系检验。首先，经过ADF检验，发现所有变量都至少在2阶差分项是平稳的。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总体、城镇和农村三个方面，检验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无论是总体、城镇还是农村，Granger结果都拒绝了“收入不是消费的Granger因”和“消费不是收入的Granger因”两个零假设条件，即支持了收入和消费是相互Granger因果的结论。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消费兴旺之间是存在一定的互为因果关系的。（二）相互影响作用检验。首先检验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对消费兴旺的影响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从总体层面看，收入变量的参数值为0.6482，在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表明，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增加，对消费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即居民的增收能显著带动消费市场兴旺。根据回归数据，收入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正向拉动消费水平提高0.6482个百分点。从城镇的样本来看，收入变量的参数值为0.5727，并且也在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表明，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增收，能显著带动城镇消费市场兴旺。从农村的样本来看，收入变量的参数值为0.9029，并且也在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表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样也能显著带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兴旺。相比这三个参数值，我们发现农村样本的参数值最高，也就是说，农村居民增收对消费增长的拉动作用程度要高于城镇，同时也高于西部整体情况。可以通过边际效应来解释这一现象。相比城镇地区，西部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明显低于城镇地区，这在前面的现状分析中就可以看出。根据收入-消费的边际效应理论可知，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增加一单位的收入水平能带来的额外消费支出往往更高，但如果收入水平已处于较高水平时，那么对消费带来的边际作用就相对较低。因此，农村地区由于本身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因而对消费增长的边际贡献也越高。再反过来检验消费兴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结果如表3所示。总体上，消费变量的参数值为0.4837，在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城镇结果来看，消费变量的参数值为0.5615，在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农村样本的结果来看，消费变量的参数值为0.3355，在1%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增长对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居民增收可以引起消费市场不断发展兴旺，反过来消费市场的不断发展也是有利于居民增收的，即进一步验证了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三）互动关系动态性检验。通过状态空间模型，检验西部地区收入与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呈现怎样的动态变化规律。图3是居民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影响的动态变化规律结果，图4是居民消费增长对收入增长影响的动态变化规律结果。由图3可以发现，总体上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处于下滑的状态中，在2004-2006年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的贡献弹性系数都在1以上，但是到2018年弹性系数下降至0.6284。从城乡来看，结果又截然不同。城镇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处于下滑状态，而且下降幅度要高于西部总体。但是，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却总体上处于上升状态。这似乎与收入-消费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相悖，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原来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非常大，而随着我国不断推进西部开发，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加速被挖掘出来，居民收入的增加，更能激发其消费热情，开拓消费市场。由图4可以看到，总体上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增长对收入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同时，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对收入增长的反作用与西部总体状况基本相似，也是处于不断上升过程中。但是，农村地区居民消费增长对收入增长的反作用总体强度不大，而且也不像城镇地区那样有明显的提升态势，更加突出的是2011年以来消费对收入的反作用强度基本上维持在一条水平线上。总体来看，虽然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能带来显著的消费增长，但是消费增长反作用于居民增收的效应还是不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约束，农民的增收渠道普遍狭窄；另一方面，相比城镇，农村地区技术水平普遍偏低，劳动力素质明显薄弱，因而即使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很难支撑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结论及建议综合以上研究，可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都处于明显上升趋势，消费市场兴旺与居民增收之间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不仅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验证了西部总体、城镇和农村的收入与消费之间因果关系都是存在的，而且通过回归模型验证了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互促进效应。其中，从收入促进消费的作用渠道看，农村地区的影响作用更为显著；而从消费反作用于收入的作用渠道看，城镇地区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第二，西部地区居民增收对消费兴旺的影响效应、消费兴旺对增收的反作用效应，都存在明显的动态变化特征。总体上，西部地区居民增收对消费兴旺的促进作用程度有所下滑，但西部农村地区这种作用却呈现出不断提升的趋势。从反作用看，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增长对收入增长的作用大小不断上升，但在农村地区这种作用大小却没有明显提升趋势。本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一方面，应积极培育新型的消费增长点。实证结果表明了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总体明显下降，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消费的产品有限，因而持续的增长已到了一定的瓶颈期。因此，要采取有效手段积极培育新型的消费增长点。应加强对消费市场的调研，充分了解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丰富产品功能。也要创新销售模式，特别是在新零售发展下，应积极推动线上线下零售和物流的融合，适应时代趋势。

政府也要积极出台配套的措施，鼓励市场主体积极创新产品供给和优化销售模式，同时也要积极搭建综合服务平台，比如通过PPP模式建设综合电商平台，助力零售实体经济与电商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应积极拓宽西部农民的增收渠道。根据实证结果，西部地区农村消费市场兴旺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较城镇明显偏低，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导致了农民增收的渠道狭窄。对此，政府应强化服务，为农民创设更多的收入渠道。应强化政策保障，积极引导农民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同时强化技能培训，提高农民职业素养，促进农民充分实现就业。应依托农村优势，大力发展生态产业，特别是支持农林牧渔等业态发展，培育一批特色农产品集群，并开拓乡村旅游产业，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此外，也要进一步优化惠农政策，推进富民安居大工程，深入推动农村产权制度、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金融改革，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全力保障农民尤其是低收入农民增收致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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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万超，李辉.经济转型背景下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解释[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7（6）

作者:于淼 单位: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