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品质消费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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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居民消费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高品质消费逐渐进入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居民的私家车拥有量已经达到1.25亿辆，并且自2010年以来一直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红利极大地促进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也为高品质消费需求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品质消费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生产与分工的专业化发展，也对生产活动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社会要求，推动着传统商贸流通行业的结构调整与优化转型，那么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品质消费的形成对商贸流通业的稳定发展是否具有积极效应？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两者关系是否具有区域差异？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品质消费的形成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表现。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趋势更加明显，家庭在教育文化、现代交通等方面的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长，品质消费的趋势更加明显，品质消费的形成对于传统商贸流通部门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学术界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也进行了诸多探讨。赖阳、康健（2015）认为网络经济的发展为居民消费需求的便利性与多元化提供了信息基础，高品质消费也表现在消费选择的多元、便捷与安全等诸多方面，推进高品质消费有利于促进社会供需结构的调整，也是社会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曹阳（2016）认为居民对高品质食品消费需求的上升正在影响着供给部门的内部转型，品质消费的社会外部性反馈到行业发展层面表现为严格的生产标准、规范的技术运用以及优质的产品质量等方面。毛中根、杨丽姣（2017）在研究中指出，我国现阶段产品品质的提升与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存在着失衡性，品质不足是制约服务业优化转型的主要原因，也不利于居民消费升级的持续发展。郭晶、杨小红（2018）认为品质消费的出现有利于消费群体的扩大，尤其是网络消费的多元化特点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居民的个性化消费需求，线上与线下消费模式的融合对于服务业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促进作用。邹红等人（2018）在研究中指出，品质消费是消费升级的重要特征，居民对于社会服务品质要求的提升有利于推动服务业内部的改革与创新，从而加速落后企业的淘汰过程，提升行业整体的竞争实力。朱雨可等（2018）认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品质消费，品质消费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消费结构的调整又影响着产业供给结构的变迁，但是在城乡间与区域间的品质消费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水平。品质消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品质消费的过度发展往往会导致市场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也不利于商贸结构的优化升级，会造成社会资源配置低效化问题的出现。从以往研究来看，主要是从理论层面对品质消费与商贸流通业的关系进行讨论，缺乏从实证角度考察两者关系的变化，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较低。本文拟作如下研究拓展：一是从实证角度对我国品质消费与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关系进行经验分析，科学考察两者关系的变化情况；二是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比较我国省际间、区域间品质消费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差异，分析其作用形成的内在机制，为商贸流通业的优化理论。

模型与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品质消费与商贸流通业的关系变化进行实证分析，通常情况下，不同省区的社会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并且品质消费的规模也具有地域特殊性，在模型的设定过程中需要将截面差异进行控制，同时要考虑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拟设定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品质消费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的一般设定形式如下：Yit=αit+βitXit+μit（1）在公式（1）中、X分别代表商贸流通业与品质消费，β为品质消费的待估参数，β下标中含有表示个体效应项的字母i，即意味着β值的大小会根据各省区品质消费的不同而变化，从而实现对省区品质消费与商贸流通业关系的系统检验，μ为各省区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偏离值，用于反映除品质消费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效应。此外，本文采用的数据为2005-2017年我国31省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流通业发展水平，采用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衡量，张旭波等（2019）在研究中对该指标给予了肯定，认为该指标能够综合反映我国零售、批发等主要商贸流通部门的生产总值，也是衡量地方商贸流通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记为Y。解释变量为品质消费，为了更加客观的反映品质消费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将品质消费规模与品质消费率作为解释变量，食品、衣着、生活服务等支出属于居民传统日常生活消费的主要组成部分，交通通信与文教娱乐是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可以将居民消费支出划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生活服务、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与其他支出等8个类别），在王沛等（2019）、洪涛等（2018）的研究中普遍将交通通讯消费支出与教育文化消费支出作为高层次消费或者时尚消费的衡量指标，因此本文将交通通讯与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总量之和作为品质消费规模的指标，其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品质消费率的指标，品质消费规模与品质消费率分别记为X1、X2。此外，为了提高模型构建的有效性，本文选取商贸流通业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分别以商贸流通部门的固定资产、从业人数、GDP总量与城镇居民消费总量衡量，记为invest、labor、gdp、consume，除品质消费率采用原序列外，其他变量均取对数值，以减少模型的异方差问题。

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本文综合采用LLC与IPS法对各变量的单位根进行分析，若在同阶条件下各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则意味着数据满足平稳性要求，具体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在零阶差分条件下只有资本投入水平符合平稳性要求，其他变量均没有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在经过一阶差分变形后，所有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数据满足同阶平稳的要求。（二）面板协整检验。尽管研究采用的数据满足了平稳性要求，但是难以保障各变量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根据协整理论需要进一步对变量的长期协整关系进行分析，这是保障变量间因果关系有效性的基本前提。本文采用解释力度较高的Kao检验法对各变量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Kao检验统计量在1%水平上显著，即意味着各变量显著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为后续回归分析的有效性提供了基础。（三）线性面板模型选择。本文拟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要对模型的随机效应与模型形式进行检验，以便确定模型选择的合理性，表3为Hausman检验与F检验的具体结果，分别对模型的影响效应与形式的确定提供佐证。从Hausman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卡方统计量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了原假设，即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根据F检验结果可知，模型应采用变系数模型（F检验分为两个步骤，即通过比较变系数、变截距与不变参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对模型形式进行确定）。因此，本文选取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理。（四）变系数固定效应分析。根据公式（1）对2005-2017年我国31省区的品质消费支出与商贸流通业进行变系数回归估计，同时，为了比较不同经济地区品质消费对商贸流通业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将全国31省区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进行比较，表4给出了各省区品质消费规模的系数估计值。从表4中可以看到，我国各省区品质消费规模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的系数均值为1.468，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比较各地区的系数值大小可以排序为中部>西部>东部。原因在于，东部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高，品质消费的形成期更长，居民对教育文化、交通工具等方面的投入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据统计数据显示，早在2010年东部地区每百户拥有私家车数量就达到了20辆，而同期中部地区仅为6.75辆，西部为9.29辆，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东部消费水平的快速提升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东部居民较早进入高品质消费时代的重要原因，而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东部品质消费的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达到峰值后必然会出现衰退期；同样受到经济条件的约束，中西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品质消费需求也会出现持续增长，从而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带来内部驱力，这一结论与张军扩等（2014）、文礼朋等（2015）的研究较为一致，他们在研究中也提到，落后地区消费需求的扩大具有后发优势，能够在短期内实现较高的经济回报率。表5进一步给出了品质消费率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估计系数，以反映样本期内居民消费结构的品质化过程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差异。由表5可知，我国各省区品质消费率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比各地区的抑制作用大小，可以排序为西部>中部>东部；此外，对比品质消费规模与品质消费率的系数估计值可以看到，两者对商贸流通业的影响作用表现出明显相反性。原因在于，品质消费规模侧重描述需求总量的变化，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凯恩斯主义都对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给予了重要肯定，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也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新常态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也是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政策，品质消费需求的扩大对商贸流通业的积极效应也符合新常态时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从消费结构来看，品质消费占比的扩大必然会对居民的其他类型消费产生一定的挤占效应，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情况，基础性消费不足仍然是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问题，俞杰龙等（2015）也在研究中指出，居民用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支出比例过高会导致其在日常消费方面表现出更加谨慎的态度，反而会降低总消费支出水平，不利于发挥消费的经济引致效应。此外，表6给出了商贸流通业偏离值的省际分布情况，主要反映社会因素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效应，以便进行区域比较。由表6可知，偏离值表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东部省区的偏离值相对较高，西部地区最低，并且均值也在0以下。这一结果表明，社会因素对东中部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西部社会因素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表现为抑制作用。原因在于，西部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区域内部的交通运输、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相对较低，资源开发缺乏技术优势，难以形成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尤其在新疆、西藏等偏远边疆地区，第一产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长期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排斥效应，导致零售、批发等行业的发展存在较高的社会成本，区域发展环境相对较差，导致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普遍较低。

研究结论

品质消费的出现是新时期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表现，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与消费理念的转变，品质消费行为表现的更为普遍，对商贸流通业的变革式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采用2005-2017年我国31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品质消费与商贸流通业关系的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品质消费规模的扩大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积极效应表现为中部>西部>东部；品质消费率的提升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存在显著抑制作用，并且在各省区具有普遍性，分地区则表现为西部>中部>东部。品质消费水平的提升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供需服务体系，发挥市场在价格调控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居民消费行为的理性化、合理化，提高品质消费的经济增长效益；同时，要不断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开发符合社会需求的优质产品与服务，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优质产品品牌，为品质消费的增长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充分调动企业竞争的积极性，加快企业的优胜劣汰，提高高品质商品的市场份额，逐渐推动产业行业的优化升级。

作者:马建国 单位:重庆财经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