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发展趋势及结构性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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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体现在经济增长最终动力、优化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促进供需两端正向激励、提升生活品质等几方面。消费作为宏观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诸多结构性变量构成了密切联系。目前我国消费规模扩张迅速，但消费率仍然偏低，本文从需求管理结构、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几方面，对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主要结构性经济变量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消费率;结构性影响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加强了贸易保护并实施工业化回流，对我国长期以来着重依赖投资、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了冲击。我国经济开启新常态，经济发展进入模式转型、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关键期，经济增长动力三驾马车中，消费在经济内生增长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提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一、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从宏微观经济学理论视角和经济发展实践视角，消费都占据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最终动力。一是消费是再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下一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起点。二是消费与投资都是总需求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投资短期内可以拉动需求，长期由于投资会增加资本形成反而促进供给增加，加剧供过于求的局面，因此在总需求不足时，依靠投资拉动需求的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二者中只有消费形成的是最终需求。三是消费比投资更加稳定，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是长期而稳定的，投资拉动更接近于短期行为且波动性大。四是从经验事实来看，消费在国民经济构成中比重较大，对宏观经济发展具有广泛的影响，消费行为变化或消费冲击对总产出、就业乃至经济周期都有重要的影响。(二)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有助于优化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消费规模与消费结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比例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如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关系决定了总需求结构是否合理;消费和生产的比例关系直接影响供求结构;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有决定性作用等。(三)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有助于加速供需两端正向循环激励。供需两端的相互促进也是消费基础性作用的重要体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发挥消费需求对供给产出的引领作用，也要发挥供给侧能动性与主动性，通过供给侧创新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最终实现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促进。(四)有助于提升生活品质，改善民生。从微观层面，消费规模与消费结构直接反映居民的生活品质。因此一国经济政策制定中是否偏重或倚重消费，直接对居民民生产生影响。

二、我国消费发展现状

(一)消费规模不断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升。我国消费总量不断扩张，如表1所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7年已达到36．6万亿元，消费基本保持较为平稳快速的增速，2004年到2013年，实现了13%以上的年度增速，2015年到2017年增速有所下降，仍保持在10%以上，均超过当年GDP增速。自金融危机后进入新常态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于回升，特别是2015年以来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已连续3年保持在55%以上，并已超过当年投资的贡献率。2017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8%，并超过投资贡献率26．7个百分点，这表明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二)消费新动能不断涌现。近年来，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升级趋势，同时新兴消费模式不断涌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动能与强劲活力。一是消费结构发生转变，发展型、品质型消费增长较快。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升，随着制造业提质升级，服务业与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为特征的消费不断向追求品质型生活的消费层次转变，实物类消费不断向服务类消费转变。追求生活品质的住房、出行、医疗养老、体育健身、休闲娱乐、文化创意、智能电子类产品等的消费需求显著增长，呈现出消费的个性化趋势、服务化趋势、绿色化趋势;二是随着“互联网+”新经济模式的不断拓展，我国以网络零售为代表的新兴商贸业态、新兴消费模式不断涌现，电子商务触角不断延伸，“互联网+生活服务”社区商业生态圈成为发展趋势［1］。基于电商平台的消费规模扩张迅速，各种餐饮外卖网络平台普及度不断提升，商贸业态线上线下融合趋势显著，消费信贷持续升温，新兴消费模式为繁荣消费市场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三)消费率仍然偏低。本世纪以来我国消费规模虽然保持平稳扩张，但消费率(消费支出在GDP的比重)数据并不高。如表2所示，本世纪初，我国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后又逐渐上升，消费率总体上处于偏低水平。根据国际经验，消费率在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阶段会有显著上升。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对应的居民消费率在60%左右，达到2000美元时，为70%左右［2］。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在70%左右，发展中国家在60～70%之间。而201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8300美元左右，居民消费率却不足40%。从表3数据可知，我国消费率不仅远低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3］。现有文献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与工业化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迅速阶段，可能会呈现出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状况，但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我国的消费率水平仍然较低，和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相比，低了20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消费并未发挥出其应有的基础性作用，消费增长空间与潜力仍然较大。同时，也需要针对我国国情分析消费率较低的原因。

三、我国制约消费增长的结构性影响因素

消费作为宏观经济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国民经济结构中诸多经济变量构成了密切联系，需要对我国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结构性经济变量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总结，以期对提高我国消费率提供发展思路。近年来制约我国消费增长的主要结构性影响因素表现为以下几类:(一)需求管理结构。我国长期以来的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动力来源于过度资本积累下的高投资，但是这种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导致总需求结构失衡，不利于促进消费增长。不可否认投资和出口对我国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我国高投资率形成主要源于:一是在建国后较长一段时期的计划经济下，表现为短缺经济，供求结构中产品供给短缺是主要矛盾，高投资率有助于形成产能，增加供给。二是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着力建设完备的工业体系，重视资本积累和重工业，长期实行了“重积累，轻消费”“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的战略。三是改革开放进入过剩经济后，启动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受发展阶段和制度因素等限制，为追求短期增长速度，过于依赖要素投入模式和政府投资模式，投资率一直居于高位。参考世界银行数据，1960—2000年，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形成率平均为21．5%，中等收入国家地区平均为23．9%，低收入国家地区平均为23．4%［4］。根据表2数据，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投资率普遍保持在40%以上，虽然可能存在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投资率普遍较高的状况，但依据国外工业化发展相对应阶段数据来看，我国投资率仍然是显著偏高的。然而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缺乏可持续性，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过度依赖投资，会造成:经济失衡加剧，带来产能过剩，恶化供过于求;投资波动大，经济稳定性差;使得资本在要素分配中地位不断增强，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局面，广大消费者消费能力难以提升;主要靠政府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的支撑，造成挤出效应，加剧政府债务危机;投资倾向于第二产业与工业，不利于拉动就业等。因此转变我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需求管理结构是经济持续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一环。(二)供给结构。消费不仅只是需求层次的问题，还和供给结构有着紧密联系，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形成取决于需求与供给的共同作用。需求结构拉动生产和供给，供给结构必须根据需求结构做适应性调整;反过来，供给侧应该不断加强产品和技术创新，对新的消费热点、消费市场也具有培育和带动作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是良性宏观经济结构的必要保障。从消费层面看，我国供给结构主要存在消费领域中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个性化、高端化消费需求比重上升，但由于我国产业层次仍然偏低，某些类别产品供给质量与层次无法满足消费需求，某些高端产品存在供给不足价格偏高现象，催生了国外购物规模不断扩张，形成消费外流现象，同时区域间重复投资造成产品同质化现象显著，供需矛盾突出［5］。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消费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流通体制，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加大创新驱动，促进产品产业升级，提高供给质量，确保供需匹配，切实实现“市场繁荣、供需两旺”的消费市场。(三)收入分配结构。收入是消费的基础，更是消费的决定因素，我国由于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导致消费能力偏低。根据我国GDP收入法核算情况表，可以看出，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长期偏低，不利于消费提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直接参与生产的各要素之间进行的分配，其公平状况是形成最终国民收入格局均衡状态的前提条件。劳动报酬是居民收入来源的主体，劳动报酬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常被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初次分配公平状况的重要指标。根据表4，新世纪以来，我国劳动报酬率表现出下滑趋势。2008年以后，劳动报酬率虽然呈现出缓慢上升的特点，但始终没有达到50%以上，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根据库兹涅茨经验资料，随着经济增长，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资本报酬率都随时间下降，劳动报酬率则不断上升。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报酬率普遍在54%～65%之间，如英国2000年劳动报酬率为55．27%，日本1999年劳动报酬率为54．18%［6］。如何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我国目前一个时期的重大现实问题。同时，收入差距不断扩张也是目前较为严峻的问题，导致整个社会平均消费倾向降低。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首次超过0．4警戒线以来，一直保持高位，2003年至今，基尼系数均超过0．46，2015年至2017年，从0．462升至0．467，［7］近年来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倾向不仅不利于消费增长，也严重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四)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我国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较大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消费信心与预期。从世界各国的总体情况来看，具有刚性支出属性、关系基本民生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很大程度上属于政府的职责范围，不会全面推向市场。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改变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包”制度后，开始引入市场化运作。然而，由于相应的社会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制度在政府责任领域存在明显滞后，造成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状况，民生压力不断加剧。居民储蓄倾向不断增强，即期消费倾向逐渐下降。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居民卫生保健支出较2000年增长2．5倍，文化教育支出增长2倍，［8］近年来医疗教育住房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继续波动上升。虽然随着部分教育经费的减免和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的推进，这两类支出有所回落，但仍然未能根本上解决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低的问题。目前，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居民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刚性支出增长幅度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群的收入增长幅度，已成为三大民生问题，特别是在近年来房价持续快速增长的大环境下，住房支出成倍增长，对居民消费形成明显的排挤效应。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增强社会基本公共产品保障力度，才能根本上减轻民生压力，为消费市场扩展提供强劲动力。

四、结语

消费作为宏观经济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日益显著。然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由于需求管理结构的失衡、供给结构的不足、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完善等结构性影响因素，造成我国消费发展不足、消费率偏低的现状。应该围绕以上方面，积极响应党的部署，理顺各种经济结构，促使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依赖型向依靠结构转型转变，积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推进消费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进一步促进消费增长、拓宽消费市场空间，提供强力支撑。

参考文献:

［1］王成荣，王春娟．构建互联网时代社区商业新生态［J］．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2017(10):21－24．

［2］臧旭恒．如何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J］．学术前沿，2018(1):52－57．

［3］陈斌开，陈琳，禪安邦．理解中国消费不足:基于文献的评述［J］．世界经济，2014(7):3－22．

［4］郑新立．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J］．求是杂志，2006(9):35－38．

［5］严先溥．品质消费呼唤增加有效供给［J］．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2018(4):26－30．

［6］石瑞勇．现阶段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状况评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5(12):2－4．

［7］数据告诉你:中国人的收入差距有多大?［EB/OL］．2018－07－30．

［8］滕采模，肖成刚．扩大居民消费与推动四川经济增长转型研究［J］．西南金融，2011(10):7－11．

作者:刘艳婷 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