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消费论文：小议当代儿童教育消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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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焱宋妍萍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结构

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是指3－6岁儿童家庭为满足幼儿在学前教育方面的教育需求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有学者根据教育支出所涵盖的范围，将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分为基本教育支出、选择性教育支出和扩展教育支出①。本研究显示，城市3－6岁儿童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结构主要由园内消费和园外消费两大部分构成。其中，园内消费包括基本教育支出（含保教费、学习用品费和伙食费）和选择性教育支出（含捐资助学费和幼儿参加园内兴趣班等“其他费用”）。园外消费为“扩展性教育支出”，主要包括为孩子购买玩具、图书、音像制品以及在园外上兴趣班、请家教的费用。园内消费与园外扩展性教育消费之和构成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家庭支付的幼儿园费用平均为993．73元／月，园外扩展性教育消费均值为461．19元／月，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为1454．92元／月。园内消费占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68．3％，园外消费占31．7％，表明幼儿园费用支出是家庭学前教育消费的主要方面。在园内费用支出中，保教费所占比例最大，以“幼儿园费用”进行计算，保教费所占比例为54．3％。本次调查中有41．2％的家庭园内消费包含选择性教育支出，支出均值之和为476．37元／月，费用超过基本教育支出的一半。有园外消费的家庭比例高达73．8％，其中71．4％的家庭每月平均消费127．34元用于购买玩具、图书和音像制品，41．9％的家庭每月平均支出园外兴趣班、家教费用333．85元。由表1中的标准差得知，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保教费”和“捐资助学费”方面。进一步分析家庭的保教费支出发现，69％的家庭费用支出均值在455元／月以下，10％的高费用支出家庭保教费达到900－5700元／月，但仅有2％的家庭保教费在1500元／月以上。具体分析高保教费支出家庭子女所在的幼儿园类型显示，48．4％的家庭子女就读于民办园，24．7％的家庭子女在教办园，22．4％的家庭子女在机关及事业单位幼儿园。在捐资助学费方面，73．1％的家庭此项支出为280元／月以下，10％高捐资助学费支出家庭的此项费用达到650－8000元／月，但仅有1％的家庭其捐资助学费在1000元／月以上。在这10％的高捐资助学费支出家庭中，有58．4％的家庭子女就读于教办园，机关及事业单位幼儿园家庭占31．5％。方差分析显示，民办园家庭的保教费用和教办园、机关及事业单位幼儿园家庭的捐资助学费支出均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幼儿园。可以说，“入园贵”主要贵在民办园的保教费用和教办园、机关及事业单位办园的捐资助学费用。

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负担

中国国家统计局通过住户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以本次调查中样本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支出情况来看，一年中10个月的园内消费支出约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2％，12个月的园外扩展教育消费支出约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9％。总体而言，城市3－6岁儿童家庭的学前教育总消费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1％。家庭的收入情况不同，其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负担也存在差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的《201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大约在人均年收入7500至8500元之间，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62万元和3．73万元之间。②以此为依据，本研究将样本家庭按收入阶层划分为，贫困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低收入家庭：月收入3000－5000元，中等收入家庭：月收入5000－10000元，高收入家庭：月收入10000元以上。根据样本提供的数据，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负担情况如下表从表2明显可以明显看出，家庭的园内消费和园外消费支出均随着收入阶层的提升而增大，但是家庭的支出负担却随着收入阶层的提升而减小，即家庭收入越低，其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负担越重。贫困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平均为888．41元／月，高收入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平均为2583．7元／月，后者约是前者的3倍。贫困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占家庭月收入的比例约为34．67％，即家庭将1／3的收入用于子女的学前教育；而高收入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约占家庭收入的18．17％。面对当前的园内消费支出情况，分别有66．4％和49．6％的贫困、低收入家庭认为是在勉强承担，9．1％的贫困家庭和3％的低收入家庭认为承受不了、难以应付。而中等收入、高收入家庭中认为完全能承担的比例达到60．5％、75．2％，勉强承担的家庭分别占36．3％和20．1％。

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关于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家庭，没有针对幼儿园阶段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影响因素的专题研究。有学者于1992年对广州市391名幼儿家长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家庭对子女的文化消费投资具有差异性：干部、知识分子的家长文化程度较高，比较侧重于子女的“发展型”文化消费；工人、个体户家庭比较侧重对子女的娱乐性文化消费。③另有学者对上海市280名幼儿园家长的调查显示，选择私立幼儿园的家庭在收入水平、家长的文化程度方面要高于在一般公立园就读的儿童家庭。④第一项研究是关于家庭背景对园外扩展性教育支出影响的分析，第二项研究是从幼儿园类型的角度对公立、私立幼儿园中家庭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讨论。如前文所述，城市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支出包括基本教育支出、选择性教育支出和扩展性教育支出，可能的影响因素不仅包括家长的基本情况，还涉及幼儿的基本情况以及所处城市的发展水平。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的结构不同，其影响因素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呢？本研究应用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探索来自家庭内、外环境的可能因素对基本教育支出、选择性教育支出和扩展性教育支出三方面的影响程度和预测作用（见表3）。通过文献分析，我们将可能影响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水平的变量分为五类，分别是：（1）与幼儿相关的解释变量：性别（虚拟变量）、年龄（有序变量）、户籍（虚拟变量）；（2）与家长个人背景、教育期望相关的解释变量：年龄（有序变量）、学历（有序变量）、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有序变量）；（3）与家庭相关的解释变量：家庭收入（有序变量）、家庭人口规模（连续变量）、家庭子女数（连续变量）；（4）与幼儿园相关的解释变量：幼儿园类型（虚拟变量）；（5）地区方面：城市发展程度（有序变量）。本研究根据一、二线城市的划分，将样本城市的发展程度分为：较低（呼和浩特、贵阳、唐山）、中等（武汉、郑州、石家庄、南昌）、较高（天津、重庆）、高（北京）四类。统计结果显示，城市发展程度、家庭收入、幼儿园类型和幼儿年龄这四个因素对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水平的影响较大。进入家庭“基本教育支出”回归方程的影响因素分别是城市发展程度、民办园、家庭收入、幼儿户籍、幼儿年龄、家长的教育期望、母亲年龄，这七个因素共解释了家庭基本教育支出34．1％的变异量。从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城市发展程度、幼儿园类型和家庭收入对其影响作用较大，即城市发展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家庭的基本教育支出就越多；与教办园家庭相比，民办幼儿园家庭多支付基本教育费用558．702元／月。子女是农村户口的家庭基本教育支出低于城镇户口家庭130．252元／月。随着幼儿年龄的增大，家庭基本教育支出有减少的趋势，即小班年龄层幼儿家庭的基本教育支出最多。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母亲的年龄越大，家庭基本教育支出越多。进入学前儿童家庭“选择性教育支出”回归方程的影响因素包括城市发展程度、家庭收入、幼儿年龄、企业办园、街道办园和父亲年龄，这些因素可以解释选择性教育支出19．4％的变异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样本数据是横截面数据，各观测值之间有较大的差异，因此R2的值不是很大，但是回归方程仍然在0．00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此方程模型对于预测家庭选择性教育支出是有帮助的。从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城市发展程度、家庭收入、幼儿年龄、父亲年龄对选择性教育支出有正向影响。在幼儿园类型方面，相对于子女就读教办园的家庭，子女就读企业办园的家庭少支出选择性教育费用117．852元／月，子女就读街道办园的家庭少支出90．51元／月，表明教办园家庭的选择性教育支出更多。在家庭“扩展性教育支出”的回归分析中，家庭收入、城市发展程度、幼儿年龄、母亲学历、家长的教育期望、父亲年龄、幼儿性别、民办园、机关及事业单位办园这九个因素进入了回归方程，均对学前儿童家庭的扩展性教育支出有正向影响作用。与对家庭基本教育支出和选择性教育支出的影响相比，家庭收入对扩展性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作用更大。家庭的基本教育支出随着幼儿年龄的增大而减少，而选择性教育支出和扩展性教育支出却随着幼儿年龄的增大而增多，基本教育支出与扩展性教育支出呈现互补的趋势。子女就读于民办园的家庭不仅在基本教育支出方面消费最多，而且重视扩展性教育消费；机关及事业单位幼儿园家庭的扩展性教育消费需求也很强烈。另外，母亲学历的提高、父亲年龄的增大、家长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增强，均会提升家庭的扩展性教育支出水平。幼儿性别也对扩展性教育支出有一定影响，女生家庭的园外教育消费更多。

1．幼儿园费用支出是家庭学前教育消费的主要方面，家庭的消费支出差异主要体现在保教费用和捐资助学费方面本研究表明，园内消费约占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总支出的68．3％，其中保教费所占比例最大。幼儿园存在收费名目较多的现象，不仅有“捐资助学费”，还有园内兴趣班等“其他费用”。支付选择性教育费用的家庭比例达到41．2％，支出均值超过基本教育支出的一半。民办园的保教费用和教办园、机关及事业单位办园的捐资助学费是部分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较高的原因所在。针对幼儿园收费方面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已于2011年12月31日联合印发了《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旨在依法规范幼儿园的收费行为，切实减轻群众经济负担。《办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幼儿园除收取保教费、住宿费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外，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其他费用。幼儿园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和亲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幼儿家长另行收取费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此《办法》的出台，必将减轻家庭的选择性教育支出负担，杜绝家长“被自愿”的学前教育消费支出。对于民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的制定，仍然是由幼儿园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根据保育教育成本合理确定，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执行，这就需要各地政府加强民办幼儿园收费的价格备案制度，并对其定价过程进行指导。总体而言，《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只是对收费项目、核定成本的基本原则和收费管理程序等提出了明确要求，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幼儿园收费标准的合理确定还需要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办园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因此，各地市展开对不同类型幼儿园的实际办园成本、家庭有关幼儿园教育消费承受能力的调查就显得至关重要。幼儿园收费标准既要能够保证幼儿园经费的正常运转，还要保障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2．贫困家庭的学前教育消费支出最少，但是支出负担最重调研数据显示，贫困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下）将1／3的收入用于子女的学前教育消费，其中园内消费约占家庭收入的27．09％，9．1％的家庭认为已经承受不了、难以应付；低收入家庭的园内消费约占家庭收入的18．44％，3％的家庭认为难以应付。学前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家庭是其重要的成本分担主体。但是过重的经济负担无疑会抑制贫困、低收入家庭对学前教育的需求，进而影响学前教育普及的进程。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的通知》中指出，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由地方结合实际先行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幼儿园要从事业收入中提取3％－5％比例的资金，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也指出，“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孤儿和残疾幼儿，应酌情减免收取保教费。”各地应根据居民的实际收入情况确定“经济困难家庭”的标准，积极探索符合本地的资助方式。世界各国针对处境不利的学前儿童及其家庭的支持政策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公共财政转移和税收等再分配政策降低儿童贫困率，通过育儿津贴、教育券、税收减免等措施提高贫困家庭支付保育费用的能力；二是通过国家特殊计划的方式直接保障处境不利儿童获得保育和教育服务的机会。⑤目前我国一些省市也先后出台了当地的学前教育资助政策。例如，浙江省从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凡在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各级各类幼儿园就读的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包括低保家庭幼儿、福利机构监护的幼儿、革命烈士子女、五保供养的幼儿以及残疾幼儿）均可申请保育费资助，资助标准为三级公办幼儿园保育费的50％。⑥深圳市《关于实施我市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残疾儿童、孤儿和烈士子女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在我市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幼儿园就读，具有深圳市户籍并享受我市民政部门低收入居民社会救助家庭（含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低保边缘、临时救济家庭）的儿童、残疾儿童、孤儿和烈士子女，资助标准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和残疾儿童每生每月350元，孤儿以及烈士子女每生每月700元”。南京市更是将资助政策惠及到全市的幼儿园适龄儿童，增强了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南京市幼儿助学券发放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提出，凡是“具有南京市常住户口且符合计划生育政策，当年8月31日前年满3－6周岁、在具备兑现幼儿助学券资格幼儿园就读的幼儿（托班除外），每人每年可以减免2000元的保育教育费”；此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参照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同时幼儿法定监护人在南京生活两年以上”，这些家庭的子女也能够获得幼儿助学券。3．影响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城市发展程度、家庭收入、幼儿园类型和幼儿年龄等统计结果表明，城市发展程度、家庭收入对家庭学前教育消费的三类支出均有正向影响作用，幼儿园类型和幼儿年龄的影响各异。民办园家庭的基本教育支出和扩展性教育支出较多，教办园家庭的选择性教育支出显著高于企业办园和街道办园中的家庭，机关及事业单位幼儿园中的家庭很重视扩展性教育消费。幼儿年龄对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随着幼儿年龄的增大，家长已经不再满足于幼儿园提供的基本教育服务，具有了更多的选择性和扩展性教育需求。城市发展程度作为一个外部客观条件，对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有着较强的正向影响作用。家庭学前教育消费支出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多，此研究结果与以往相关研究的结论具有一致性。⑦幼儿园类型对家庭基本教育支出、选择性教育支出的影响是与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式相关的。有研究者分析了不同类型幼儿园之间政府财政投入的差异情况，发现大约三分之二（66．2％）的公办幼儿园能够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只有3．7％的民办幼儿园获得了政府的财政拨款。⑧教办园长期以来一直以政府的财政投入为主，在办学规模和质量上都具有其他类型幼儿园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家长愿意支付更多的选择性教育费用来满足其对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需求。企业单位办园和街道幼儿园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而被最终推向了社会，这些具有“公办性质”的幼儿园由于得不到政府的资金支持，也必须完全依靠家长的缴费来维持运行。民办幼儿园是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由举办者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盈利是其不争的目的。民办园的办园成本几乎全部由幼儿家庭来负担，家庭基本教育支出必然高于其他类型幼儿园。政府这种具有“马太效应”式的倾斜性投入方式加大了不同类型幼儿园之间的质量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前教育起点的不公平，从而形成了“入园难”、“入园贵”等问题。如何通过公平的学前教育公共财政投入政策来打破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我们今后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家庭的园外扩展性教育消费是家长对多元化学前教育需求的反映。在我国的家庭文化中，子女一直承载着浓烈的家庭希冀，独生子女家庭的出现更是加深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度。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纷纷在园外为孩子报有兴趣班。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具体分析幼儿上兴趣班的真实意愿，引导家长选择真正适合和有利于孩子个性发展的教育形式。同时可以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幼儿所选择的兴趣班类型入手，分析学前教育消费市场的发展趋势，以便更大程度地满足不同家庭的教育消费偏好，促使我国的学前教育市场走向有序化和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