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消费不平等的破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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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在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的同时，亦有效驱动信息化时代的居民消费变革，为破解消费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我国消费不平等问题的现实特征，本文从收入水平、消费模式和消费环境维度，阐释消费不平等的发生机制，并采用泰尔指数对我国2005-2018年的消费不平等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地，理论剖析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的作用路径，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消费不平等的破解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和省际居民消费不平等在时间维度上具有收敛态势，而群体消费不平等则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不断提升，对于居民消费不平等整体上存在破解效应。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不同维度的消费不平等的破解效应有所差异。基于此，文章提出应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经济驱动消费资源优化调配和消费质量改善，从而破解消费不平等问题突出的困境。

关键词：数字经济；消费不平等；泰尔指数；动态面板模型；破解效应

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消费水平整体提升，2019年人均消费水平达到21559元，实际增长率保持在6.5%左右，而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则创下新低28.2%。但需要注意的是，居民消费总量规模扩大的同时，居民消费差距拉大的现实问题却渐趋凸显。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8063元，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则仅有13328元，且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亦低于农村居民2.4个百分点。报告指出，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居民消费不平等作为非均衡发展的具体表现，其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关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提升。数字经济作为依托信息化技术和平台交易而兴起的新经济形态，引致居民消费倾向、消费选择和消费结构的系列变革，从而为破解消费不平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契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数字经济规模总量和发展速度均处于世界前列。《数字红利》报告指出，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数字技术创新为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提供了可能，而交易效率和交易成本的改善最终作用于居民消费。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有效弱化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助于消费资源合理调配和消费机会公平化；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决策变革，从而有助于居民消费自我扩张和自我升级。基于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多元路径，充分发挥其改善消费质量和缩小消费差距的积极效应，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不二选择。

文献梳理

消费不平等本质上表现为消费能力、可供消费资源以及消费机会的不平等（张翼和林晓珊，2015），受到居民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家庭结构以及市场化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相较于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的深刻内涵更能够对社会不平等问题予以更好的阐释。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不平等的发生机制与社会经济影响分析。多数研究将消费不平等归咎于经济不平等（张楠和韩秀兰，2020）。李涛和么海亮（2013）认为家庭财富的差距是引致消费不平等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家庭结构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等；赵广川和马超（2019）则提出社会保障水平和老龄化问题对于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同样不可忽略。尽管适度的不平等具有竞争发展的激励效应（Deaton，2013），但过度的消费不平等却容易导致消费需求在富人群体的锁定效应、社会阶层固化和矛盾加剧以及全体居民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等问题。二是消费不平等的测度和趋势分析。如何对消费不平等水平予以客观准确地评估？可供参考的方法相对较多，包括消费基尼系数、辛格指数和泰尔指数等。同时，消费不平等的衡量并非单一维度，城乡内部、城乡间、省际间乃至群体间均存在差异化的消费不平等现象。孙豪和毛中根（2017）采用城乡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并通过泰尔指数对我国消费不平等进行测度，并将其具体分解为群体、城乡、区域和省际等五个维度的不平等指标，研究指出我国整体消费不平等水平趋于收敛，其中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针对如何改善我国居民消费质量，多数学者从提升工资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稳定物价等多个方面提出建议，而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发展与居民消费的协同推进开始备受关注。赵明辉（2018）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依托互联网平台有效克服消费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有助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进一步的，贺达和顾江（2018）则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的影响具有群体异质特征，40岁以下群体的消费效应提升最为明显；刘荣婷（2019）和马香品（2020）等同样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驱动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决策变革，从而对消费结构改善和质量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既有文献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研究集中在消费规模和消费方式选择等方面，但在数字经济发展对于消费不平等的破解效应方面却鲜有涉及；多数研究仅从实证层面定量分析消费不平等问题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消费效应，而消费不平等发生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影响消费不平等的作用路径分析却相对匮乏。据此，本文首先基于消费不平等发生机制，多维度考察我国消费不平等现状，进而将数字经济发展作用于消费不平等的具体路径分析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其破解效应。与此同时，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的丰富内涵，本文构建多维指标体系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进行测算。

消费不平等发生机制与测度

理解消费不平等问题的发生机理并展开有效测度，是解决消费不平等问题的前提条件。消费不平等的核心内涵为消费资源、消费机会和消费能力的配置不均衡，对应的，本文对消费不平等形成机制的分析主要基于居民收入水平、居民消费模式和外部消费环境三个维度展开。其中，收入水平是消费资源支配和消费能力形成的基础因素，消费模式则基于消费渠道、消费平台和消费效率影响消费机会的供给，而以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等为主体的消费环境则对居民消费行为具有长期的潜在影响，其具体机制如图1所示。居民收入水平不平等。收入水平作为居民消费的基础性条件，能够通过预算约束影响家庭消费支出。收入水平可以反映居民实际购买能力，而购买能力差异则进一步引致消费资源在城乡间、群体间和区域间的分配差异。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公共服务体系既容易引致消费资源的独占性支配并产生消费排他性，也容易导致消费资源的流动性集中。以城乡消费资源支配为例，高回报高利润驱动下的优质消费资源更倾向于在城市集中，而农村则长期处于次级消费市场，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居民消费模式不平等。消费渠道和消费平台是消费行为发生的必要保障，其便捷性和通达性会影响居民消费选择和消费心理。居民消费模式的不同深刻影响居民消费的交易效率和消费质量，相较于低级消费模式，高级消费模式更容易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引致消费行为的自我扩张和自我提升。同样的，以城乡消费模式差异为例，相较于农村居民相对单一的购物方式和匮乏的购物平台，城镇居民往往享受规模更大、产品更多的消费平台，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消费不平等问题。外部消费环境不平等。包括市场环境和制度安排在内的外部消费环境同样是消费不平等的重要成因。一方面，市场的趋利属性会加剧消费资源的集中分布，同时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又有助于消费资源规模的最大化供给；另一方面，制度安排能够调控居民消费机会和消费能力，通过经济政策偏向和再分配等手段遏制消费差距越拉越大。基于上述消费不平等发生机制的分析，本文采用泰尔指数方法对我国居民消费不平等进行多维度测算。相较于其他消费不平等评估方法，泰尔指数能够充分考察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多维度消费不平衡，同时兼顾消费不平等指数的组间分解和组内分解，从而明晰居民消费不平等构成。具体地，本文选取2005-2018年我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由于数据缺失，故不选取）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需要注意的是，2013年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数据采用城乡一体化统计口径，本文2014-2018年时段的数据按同一增长率估算得到。群体分组则根据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户进行划分，并设定同一群体组内家庭规模保持一致，且收入越低则家庭规模越大。具体地，本文基于城乡、群体和省际维度对居民消费不平等予以测度，并参考孙豪和毛中根（2017）所提出的指标分解法，进行消费不平等指数组间分解和组内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不难看出，我国城乡和省际消费不平等指数整体上呈现走低的趋势。其中，城乡消费不平等指数由0.22下降至0.14，意味着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差距不断缩小，这得益于我国近年来农村扶贫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大力扶持；省际消费不平等指数则由0.21下降至0.11，下降幅度更为明显，说明区域间经济发展质量和居民消费质量正在逐步拉近，这与我国有序发展、共同富裕的发展步调基本一致。需要注意的是，群体消费不平等指数则呈现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由0.30上升至0.35，这揭示出我国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所面临的消费不平等问题仍不容乐观。从分解结果来看，城乡消费不平等主要来源于组间不平等，即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彼此的不平等，但下降趋势明显；但群体和省际消费不平等则主要来源于组内不平等，即相同收入阶层内部和统一省份内部居民消费的差异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对消费不平等的破解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引导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在生产活动的融合应用，促进多元化产品增质增量从而丰富消费资源；另一方面，提供便捷通达的交易平台，有效克服交易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消费阻碍，提供了更多的消费机会。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基于规范化的网络交易平台改善消费环境。基于前文的消费不平等发生机制，本文进一步讨论数字经济发展何以通过影响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模式和消费环境等路径破解不平等难题，作用路径分析如图2所示。具体地，以大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发展兼具技术应用信息化、生产工艺智能化、经济活动网络化和突破地域限制的空间化等特征，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数字技术的开发应用，进而有助于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升，从而提供更多可供支配的消费资源。同时，生产效率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引起产品价格的下降，最终有助于刺激居民消费；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以淘宝、京东和天猫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网购平台涌现，电子商务产业蓬勃发展，而与之相配套的电商物流体系亦随之搭上发展快车道。上述消费模式的改变有助于拓展居民消费渠道、提升消费效率并节约消费成本，实际购买力的上升无疑会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消费资源，而便捷通达的消费模式则带来了更公平的消费机会；另外，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网络经济市场环境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数字经济作为新常态下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力，亦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扶持，这为数字经济引领下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安排优化提供了外部动力。

数字经济发展对消费不平等的破解效应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数字经济发展理论上能够通过多重路径破解居民消费不平等难题，但这一破解效应是否真正存在仍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考虑到消费不平等问题在时间维度上潜在的路径锁定特征，本文将消费不平等指数一期滞后项纳入模型，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Yit=β0+Yi,t-1+β1IEit+β2Xit+μi+vt+εit  式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β0为常数项，β1和β2表示待估系数，Yit表示居民消费不平等指数，即前文所得到的城乡、群体与省际间消费不平等指数，Yi,t-1则表示居民消费不平等指数的一期滞后项；IEit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考虑到单一指标难以对数字经济发展予以充分表征，本文参考赵涛（2020）所提出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构建涵盖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从业人员规模、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在内的指标评价体系，进而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μi和vt分别表示空间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影响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因素众多，本文同时引入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收入水平、储蓄规模、物价指数以及城镇化水平等，具体如表2所示。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2005-2018年省级均衡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数字经济发展部分指标选自《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为降低数据的离散程度和非平稳性特征，本文对部分指标采取对数化处理。

（三）实证结果分析

考虑到模型（1）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时间滞后项，本文采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并以相关变量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为降低个体差异和时间差异引起的估计结果偏误，本文采用控制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的动态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AR（1）和AR（2）结果表明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且不存在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则证明工具变量有效，即模型设定适用合理。结果显示，居民消费不平等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前期严重的消费不平等会引致后期不平等程度加剧。而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居民消费不平等整体上表现为抑制效应，其中对于城乡和省际维度的消费不平等抑制效应显著，而对于群体消费不平等则尚未发挥有效的抑制作用，这一方面证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居民消费不平等的确存在破解效应，但另一方面，这一破解效应在不同维度的消费不平等问题中却存在差异性。究其原因，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农村消费条件的改善，从而降低城乡消费不平等；类似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为落后地区消费水平提升注入活力，最终有助于带动省际间消费不平等问题的消除，然而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发展却难以改变固有的收入群体结构，这也导致群体消费不平等难以克服。从控制变量来看，收入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消减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消费不平等程度，而储蓄规模和价格指数对于消费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则相对较弱。

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居民消费不平等问题发生机制和数字经济发展破解这一问题的作用路径分析，本文采用泰尔指数，多维度考察我国消费不平等现状，进而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予以衡量，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其是否能够破解消费不平等难题。研究指出：城乡和省际维度的居民消费不平等水平不断降低，而群体消费不平等指数则呈现走高的趋势；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机制分析基本保持一致，数字经济发展整体上具有消费不平等破解效应，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不同维度中的消费不平等问题中破解效应存在异质特征。据此，本文提出消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可以依托数字经济发展。首先，通过完善网络基础设施，推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广泛应用，加速实现数字技术与生产活动的有机融合，进而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满足多元化个性化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发挥其经济发展和消费增加的引擎作用，进而有效弱化消费不平等问题；其次，以数字经济发展潮流作为契机，顺应和引领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决策变迁。具体地，完善网络经济交易平台和消费渠道，提高平台交易效率，同时大力推进电商物流体系配套发展，推动居民消费规模扩张、消费质量提升和消费热情增加，从而缩小居民消费差距；另外，及时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指导性文件，强化数字经济市场秩序管理，净化市场环境，进而优化数字经济市场资源配置，提供合理有序安全可靠的消费环境和制度保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居民消费的公平化。

参考文献：

1.张翼，林晓珊.消费不平等：资源支配逻辑和机会结构重塑[J].甘肃社会科学，2015（4）

2.张楠，韩秀兰.基于辛格指数的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测度及分解研究[J].经济问题，2020（4）

3.李涛，么海亮.消费不平等问题研究综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4）

4.赵广川，马超.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对医疗保健消费不平等的影响[J].消费经济，2019，35（5）

5.DeatonA.TheGreatEscape[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13

6.孙豪，毛中根.中国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多维分解及成因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39（11）

7.赵明辉.基于微观主体行为的居民消费行为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8（9）

8.贺达，顾江.互联网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PSM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2018（10）

9.刘荣婷.网络经济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探究—基于消费者行为学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19（1）

10.马香品.数字经济时代的居民消费变革：趋势、特征、机理与模式[J].财经科学，2020（1）

作者：徐蕾 单位：西安石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