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对孔子义利观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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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义利观是在春秋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产生的，为的是解决宗法等级统治体系的崩塌所带来的“礼崩乐坏”的现实问题。为了更好地协调“公利”与“私利”之间的关系，孔子提出了“以义为质”“见利思义”“为仁行义”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解决今天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仍然有借鉴价值。在发展市场经济中，要树立“义利统一”的观念，反对“不义而富”“为富不仁”的行为，确立“以义生利”的“逐利”思想，处理好国家、集体、他人与个人的关系。

关键词:孔子;义利观;市场经济;义利统一;以义生利

义利观，发端于春秋，是战国时期诸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基本的理论问题，贯穿于中国伦理思想的全过程。在今天，我们谈论这个悠久的话题，是因为它依然有现实借鉴价值。谈论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义利思想，绕不开孔子的义利观。孔子的义利观，对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义”“利”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孔子义利观形成的背景及其所针对的问题

1．孔子义利观形成的背景。孔子义利观是在春秋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生产力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带有封建性质的私有土地的出现，并助推其深化发展。“它促进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并在奴隶起义和‘国人’暴动的推动下，动摇以至最终冲垮了原来以‘王有’为形式的奴隶制土地制度。”［1］18经济活动的变革必然引起政治生活领域的变革。随着各诸侯国实力的增强，诸侯国的统治者需要有效的政治权力为其经济利益保驾护航。在这种情形下，各诸侯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地主阶级政权，以血缘为纽带的“亲亲尊尊”之宗法制度受到了挑战。此时，需要一种新的“逐利”观念来应对这种挑战，以便更好地协调“国”之“公利”与“封土”之“私利”二者之间的冲突，孔子的义利观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2．孔子义利观所针对的问题。“父子相篡、兄弟相残，诸侯争霸，灭国绝嗣，以至君臣易位，‘政在家门’”［1］18－19的发展大势使得以周天子为“天下之大宗”的宗法等级统治体系崩塌，出现了孔子眼中“礼崩乐坏”的天下之乱局。“礼崩乐坏”在于“礼”的引导力和约束力减弱。“礼”的约束力之所以减弱，是因为人们(主要指各诸侯国的统治者)的求“利”之心过于迫切。怎样恢复“礼”之保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呢?孔子主张，通过“义利之辨”来“复礼”。那么“义利”的含义及关系是什么呢?在不同的伦理思想家的眼中有不同的规定，但“其理论上的意义，大致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道德与利益何者为重、为第一位;一是指什么是至善，即所谓道德价值观的问题，两者有区别又有联系”［1］21。义利之辨的实质就是怎样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或者说，义利之辨的实质是怎样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怎样处理“私”与“公”的利益关系问题。在孔子看来，“礼崩乐坏”的社会伦理乱象，表面上看是政治斗争，但其实质是伦理关系的错位。而怎样处理好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终止由“礼崩乐坏”带来的诸多不良社会现象，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是孔子义利观要解决的针对性问题。

二、孔子义利观的主要内容

1．义以为质。孔子思想中的“义”是适宜、合乎情理、合乎道义、合乎道德、合乎“礼”的要求。《中庸》云:“义者宜也”，“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2］。孔子所说的“利”，即利益、功利的意思。“利”又有“公”与“私”的性质之分。“公利”，与“私利”相对，是大利，是族、群、国的利益;而与“义”相关的“利”，或者说需要用“义”来调节的“利”应该理解为“私利”。这样，“义”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道德标准，不仅用来划分“私利”与“公利”，而且用来区分“君子”与“小人”。君子和小人对待“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39“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3］37主要意思是说，君子以天下为己任，君子所行要“为公”“为天下”。同时，孔子还强调君子的行为要符合应然之则，而不是以实然之果作为自己行为的价值选择。所以孔子讲:“君子以义为质”［3］166，“君子义以为上”［3］190。2．见利思义。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把“义”放在首位，而个人的利益是次要的，应退居“义”之后，是从属于“义”的，受“义”制约的。同时，孔子不否定对“利”的合理欲求。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3］36这种肯定性的认识，其实从侧面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即私有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已势不可挡。但孔子又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3］36求富贵去贫贱，都必须以是否符合“道”(“义”)为前提。即是说，应该“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71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所持的重要观点。当我们有利可图时，首先要考虑到“义”，对于符合“义”原则所要求的“利”，我们可以去“图”;对于不符合“义”原则所要求的“利”，要立刻停止“图”的做法，甚至要停止“图”的想法，即使处于危险境地，甚至是在生命的危机时刻，也要用“义”的手段去“图利”，不能见利忘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3］1493．为仁行义。《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大臣祭仲劝告郑庄公及早除掉共叔段，郑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4］此处的“义”是指道德的事情或者是道德的行为。“不义”，就是干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必自毙”，必定会自取灭亡。在孔子看来，“行仁”就是“行义”。带着“爱”做道德的事情，用“仁”之方来引领“义”之为。面对“义利”选择时，孔子宁愿选择遵从内心“义”的取向，而不是为了“利”丢掉内心的道德法则。“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3］69这就是孔子“行义”。行义，就是去做道德的事情，既不损坏他人的利益，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满足自己的合理利益需求。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为仁行义”作为处理“公”“私”关系和“他”“我”关系的一种尺度。这样就可以将“义与利”的关系实质理解为“公与私”的关系问题。原因在于:第一，每个人要获得生存，就得求利，利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二，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在具体的行为过程中，行为难免会受情感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出现不受理性支配的不道德的行为，所以要努力做到“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第三，以义取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即获取财富的手段一定要符合“义”的要求，也就是符合道德的要求。不义之财不取，合义之财则取。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应坚持“义以为上”的原则，努力做到像孔子所讲的那样，“从吾所好”。

三、我国社会主义的“逐利”进程及市场经济“逐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社会主义的“逐利”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现实，在经济发展的战略上采取了向苏联学习的方式。为了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通过“五年规划”的形式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向工业倾斜，“一五计划”的完成，标志着新中国工业基础的奠基工作基本完成。采取苏联模式，出现了决策不能完全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同时也表现在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上。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尽可能地追求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纯公”。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主观上是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着想，客观上是为了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可以说的通的。但是，这种一味地追求“纯公”的经济运营模式，忽略了个人或个体的合理利益诉求，不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挫伤了劳动者的活力和创造力。在特殊的时期，经济上对人性合理诉求的忽略，导致了政治和社会行为上对人性与人权不够重视，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不佳。虽然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的活力没有充分地激发出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没有充分地显示出来。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人民依然“贫穷”。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5］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到底应该怎样增加“财富”，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的优越性呢?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探讨中，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的在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局面，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得“逐利”，就得搞“物质文明”建设。2．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利”中存在的问题。尽管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它的运行必然受“看不见的手”所指挥，即受“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规律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市场主体的市场意识不断增强，他们的“逐利”心理趋向变得日益明显，“逐利”行为在“价值规律”的指引下角逐激烈。作为市场参与的主体，他们生存的主要动因就是追逐利益，而且获取的利益越多越好。他们获取的利益越多，就说明他们越有可能具备更进一步发展的能力。面对市场主体“逐利”的生存发展需求，表面看来“利”是第一位的。“无利”，一个市场主体就没有继续生存和发展的资本。但一味地“逐利”，是否就意味着一个市场主体能更好地发展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一个市场主体只是为了“利”而“利”，就会出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市场无序的竞争性经营，甚至出现行业垄断性经营。在这种情形下，必然会出现不注重产品质量、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坑蒙欺诈等违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规则的不良经济社会现象。这不仅影响市场经济的健康良性发展，也阻碍社会的正常运行。那么，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建立有序的市场伦理呢?孔子义利观可以给我们启示。

四、孔子义利观的现实价值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关于“逐利”的正向原则有“重义轻利”“义利并举”“见利思义”。要发展市场经济，就不可能不谈“利”。但这是否意味着“逐利”的行为只受“利”的牵引，而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呢?其实，在任何经济形态下，经济主体都有对“利”的逐求，但都不能毫无限制而任其发展，它必须受一定的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孔子“义以为质”“见利思义”“为仁行义”的思想，比较恰当地阐释了“义”与“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于“义利”的认识对于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利”的把握和追求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一)树立“义利相统一”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逐利”是经济整体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如果在指导市场经济运营的过程中，我们始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坚持用传统伦理思想中所谈到的“言义不言利”的观点来指导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将“逐利为耻”作为市场经济运营的指导原则，这样必然导致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很明显，这种认识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不相适应的，甚至可以说是矛盾的，所以，必须打破市场经济决策者、管理者以及市场参与主体的“义利对立”的旧观念，树立“义利统一”的观念。孔子并不主张“义利对立”。“义利对立”源于《礼记》，经过发展，成为宋明理学家的一种重要主张。《礼记•乐记》中这样讲:“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7］“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与道难一。”［8］66“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8］312二程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与此对应，他们也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8］124理学的主要思想家们从根本上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义”，即“天理之所宜”;“利”即“人情之所欲”。“心存乎利，取怨之道也，盖欲利于己，必损于人。”［8］1138因此，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便是:“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义利观”过于片面，不合乎人的正常需求，是一种扼杀人性的主张，应予以摈弃。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3］36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并不反对个人的合理“利益”欲求，只是主张“逐利”的方式要合乎“道”(“义”)。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主张“义利统一”“义利并举”的，只是孔子谈“利”较少而已，更多的是主张“义”可以保障“利”的实现。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同样可以得出孔子“义利并举”的结论。“公共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人个利益”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并且也能“统一”起来。比如“诚实守法”“以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就可以很好地实现“义”与“利”的有效结合。对于“诚实守法”“以信为本”的经营者而言，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取信于消费者而得到相应的“利”，在此过程中，他们也为他人带来工作的机会、为群体带来生活的便利、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品、为国家缴纳更多的税收，实现了“私利”与“公利”的“双赢”。(二)反对“不义而富”“为富不仁”孔子把只钻营“利”的人视为“小人”或“斗筲之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39这种人苦心钻营自己的“私利”，不管是非黑白，无视“义”的价值指引和“礼”的价值规范。这种人必然会给他人的正当利益造成损失，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导致群体性骚乱或社会整体性不安。所以，孔子提倡“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就是前文所谈到的，当我们遇到有“利”可“图”的事时，首先不是紧紧“抓利”，而应该是先考虑这种“利”的获取是否“合宜”。以“义”为尺度进行权衡，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符合“义”的应然之事，为之;反之，则不为。孔子极其反对“为富不仁”的行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24孔子重视“义”“仁”“礼”的统一，而且这三者从“德”的角度而言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仁”作为内在规定，需要人们行“义”;“礼”作为外在要求，也需要人们行“义”;内外之德统摄于“义”。因此，可以说，“义”是作为软约束的“德”与硬约束的“礼”在心理与行为上的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和“法治”经济的融合。如果市场经济的运行主体只注重“利”，发不义之财，他们虽然在短时期内可获取巨额财富，但类似竭泽而渔。孔子否定这种不合理的获利方式。例如，市场上还存在的假冒伪劣商品。这种现象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秩序，也影响了公序良俗的稳定性。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讲就是“义”缺失所造成的后果。“义”就是“逐利”时的“良知良能”的“看门人”，历代“儒商”都是将“义”作为获“利”的保障，“儒商”是“为富且义且仁”的典范。如果按孔子的“义利观”来获取“利”，即每一个市场参与者，在获取“利”的过程中，应以“义”当先，就会将尊重他人、尊重生命作为自己“逐利”的价值考量选择，市场上就不会有各种假冒伪劣的产品，也不会有欺行霸市的行为。这样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见利忘义”“不义而富”“为富不仁”的问题。(三)提倡“以义生利”《左传》中讲:“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丰民。”［4］437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义”是可以带来“利”的，这种“利”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但侧重于物质利益。对于统治者而言，“利”包含国家的富饶和社会的安定。对于民众而言，“利”主要包含丰腴的物质资料和良好的名誉。无论哪种“利”，在孔子那里都是得到肯定的。虽然孔子义利观也是为统治者治国与治民服务的，但孔子并不否定“利”存在的合理性。孔子强调获取的“利”的方式需要合“义”的要求，其实质就是用“义”的手段去“生利”。这层含义在现今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虽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是现存立法和市场运行之间还存在“灰色地带”。怎么让这“灰色地带”变得更加规范呢?除完善法律之外，恐怕提升个人的德性修养是最为可取的。“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12当个人的德性素养提升时，就会普遍存在“慎独”的道德意识与行为，人们就会以“义”“仁”“礼”“信”的道德信条来规约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整体的道德风尚就会变得更加良好。当个体自觉践行道德规范时，法律也会在此过程中无形地发挥作用。这样，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尔虞我诈、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不义”的现象就会减少。每个市场主体都在以自己的经济活动体现最大的“义”为追求。同时，为了回馈社会和他人为自己“获利”提供的资源和机会，他们会以“仁爱”(比如捐赠、慈善活动、义工、志愿者等)的形式反哺社会和他人。如此良性循环，市场经营主体将会更加注重商品的质量和商品本身的信誉。这样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实现“大利”。今天，越来越多的网络店铺代替实体门市店，在这一特殊的市场实体中，如果经营者不注重自己的商品的质量和自身的信誉，消费者在收到所购之物后，要么选择差评，要么选择退货，并且不再回购，这无疑是对不注重“义”在商品买卖中的重大作用而出现的结果。反之，如果一个网络店铺的经营者十分注重产品质量和店铺的信誉，也非常注重顾客的需求与评价，这样的店铺生命力是非常旺盛的。这样的道理在实体店铺的运营中也是适用的。在这样的买卖过程中，卖方“以义生利”，买方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需求，这样双向互利的过程为彼此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打下基础，进而促进社会活力和经济效率的提升。

五、小结

孔子的义利观，产生于春秋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之下，旨在解决“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问题，孔子提出的“以义为质”“见利思义”“为仁行义”的思想，在协调国之“公利”与诸侯之“私利”之间的关系方面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每个人依然要追求“私利”，市场更是给个体“逐利”提供了多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国家“公利”、集体“大利”与个人“私利”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如果这种矛盾协调不好，过分强调国家“公利”、集体“大利”的实现要以牺牲个体合理的“私利”为条件，那么，必然会出现个体“私利”得不到合理满足而带来的不良后果，即个体将不会过多地为他人、集体、国家利益的实现而努力;如果过分强调个体的“私利”而不注重“逐利”过程中“义”的意义与价值，那么，个体“私利”的实现将缺乏一个相对安全可靠的外部环境，个体“私利”的最终实现将会受到重大影响。就个体“私利”的获得而言，也要注重“逐利”的手段，以确保“逐利”行为的长久性。所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所有参与主体都应该认识到，每一个主体的行为都是双向的，并且要摒弃“逐利”过程中的旧有观念，合理地吸收孔子义利观的思想，树立“义利统一”的观念，反对“不义而富”“为富不仁”的行为，提倡“以义生利”的“逐利”思想，只有这样，“公利”“大利”“他利”与“私利”之间的关系才会更加协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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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裴黎黎 单位:1.大理大学 2.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