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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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主要体现在：将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与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培育统一起来，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价格制度改革的统一中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国有企业产权及治理结构改革与国有经济（资本）分布结构改革相互统一。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公有制

习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①这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习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②，并指出：“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③，充分体现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命题

④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方式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一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尤其是作为主体的公有制本身能否与商品、货币、市场经济关系相互兼容；另一方面是如何在资源配置和调控机制上协调政府与市场调节的相互关系。在以往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发展史上，前一方面的问题被视为无解，后一方面的问题被视为难解。两方面问题相互联系，但最根本的在于前一方面的问题。习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①西方正统经济理论具有深厚的否定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统一的传统。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到马歇尔新古典理论，再到凯恩斯主义及新古典综合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不断演变的主流经济理论，从早期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到当代的货币主义、合理预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等流派，都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结合的可能，都把政府集中计划经济视为公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把竞争性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运行和实现形式，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竞争性市场机制根本对立起来，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获得资源配置的市场竞争性效率的可能，以在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同样具有否定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统一的传统。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是产生商品、货币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历史上才真正为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机制提供了基本制度基础，在未来理想社会即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社会共同占有制否定了资本私有制，商品、货币及市场经济关系将不再存在。公有制下不可能也不应当、更不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盲目地间接地实现资源配置的社会性，而是以自觉的直接的方式实现。②在战后计划经济国家的体制改革实践上，真正难以突破的难题也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能否结合。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南斯拉夫改革，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其初衷也是力图在保持公有制基本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引入或培育市场经济机制，并使之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体制，从而同时兼得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好处”，既有公平又能保障效率。在国有制垄断基础上建立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苏联（斯大林模式），在20世纪50～60年代也曾力图在所有制不变的基础上引入市场因素（如“柯西金分权式改革”的实践和利别尔曼等人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但都未能真正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统一起来。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时期，这些国家为取得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配置效率，纷纷放弃公有制的制度基础，以全面资本私有化来支持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即“华盛顿共识”所表明的私有化加市场化的制度改革逻辑。中国的改革进程始终坚持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统一起来，在制度层面上，通过深化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使之既不失其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又能够与竞争性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相互兼容；在运行和调控机制上，通过深化市场化进程和完善市场秩序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努力推动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二、将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与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培育统一起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在所有制结构上既不是简单地否定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必要性（诸如西方正统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下的改革），也不是教条地将所有制改革归结为资本私有化（诸如“华盛顿共识”及“后华盛顿共识”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改革观），而是一方面根据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要求，推动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另一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在所有制结构上首次承认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1982年12月修宪承认），相应地在资源配置机制上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开始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转变（中共十二大）；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1988年修宪承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相应地在资源配置机制上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向不分主辅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转变（中共十三大）；1992年中共十四大在所有制结构上明确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并明确不同经济成分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相应地在资源配置机制上首次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为改革目标（1993年修宪承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1999年修宪承认）；2002年中共十六大则特别强调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共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以来，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期性，进一步强调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客观必要性，相应地在资源配置机制上从强调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到强调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如习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概括的：“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我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始终把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培育统一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上闯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新路。

三、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价格制度改革的统一中，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

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关键在于两方面制度，一方面是企业产权制度，在产权制度上必须使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能够接受市场机制的硬约束；另一方面是市场价格制度，在价格决定上必须保障市场竞争主体面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产权制度是所有制实现的具体制度形式，规定市场竞争主体的行为准则和基本的权利、责任、利益关系，涉及企业的激励和约束等基本方面，企业产权制度说到底是市场内在竞争机制的主体秩序，回答“谁在竞争”“市场竞争行为主体进入市场运用市场必须具备怎样的制度条件”。市场竞争秩序之所以出现混乱，往往首先是市场竞争主体秩序混乱，应当进入市场的竞争主体难以进入，应当退出市场竞争的市场主体不能退出，进而导致竞争的无序。市场价格制度是市场竞争中的交易条件（价格）决定制度，是市场竞争者相互之间形成交易的基本经济条件，回答“怎样竞争”“相互间能否实现等价交换、充分竞争”。谁在竞争（企业产权制度）、怎样竞争（市场价格制度）的统一，构成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在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仅没有现代企业制度，而且企业产权制度上具有突出的“软预算约束”特征（传统国有制），同时，又缺乏真正的竞争性市场价格机制，资源配置主要不是依据市场价格信号，而是计划指标（数量信号），价格严重扭曲。怎样在改革中使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价格制度改革有机协调统一起来，是一大难题。若先推进企业产权改革，使之接受市场竞争规则硬约束，但同时市场价格改革滞后，则脱离了传统计划机制约束的企业，便面临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约束的混乱失控状态；若先推动市场价格机制改革，推动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转换，但同时企业产权改革滞后，则仍然是“软预算约束”的企业，根本不可能接受市场硬约束。西方以经济自由主义为哲学指导的主流经济学家主张以企业产权私有化为前提，然后在价格改革上以“休克疗法”的方式实现转变（“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割裂了企业产权制度（市场主体秩序）与市场价格制度（市场交易秩序）两方面的内在逻辑，事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而且是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严重破坏。苏联转轨中出现的“纽扣效应”和大多数东欧转轨国家贯彻“华盛顿共识”所带来的经济倒退，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一问题在我国改革理论界虽有不同争论，但在实践中我国的改革总体上是把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竞争性市场价格机制的培育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建设的同一命题的不同方面加以统一处理的，正如习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总结的，我国40年来的改革，在企业所有制改革上，“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实现了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两个基本方面转轨历史进程的统一。

四、国有企业产权及治理结构改革与国有经济（资本）分布结构改革相互统一

与以往历次体制性调整不同，改革历史进程进入新时期以来，首先以企业（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关键在于改革企业、政府、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再像以往那么样以调整政府机制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条块之间）为核心，因而改革所触及的深度和广度也就不同于以往。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又经历了先是重点调整相关的利益分配关系，然后逐渐深入到企业产权制度，进而深入到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在改革之初首先“放权让利”，允许国有企业利润留成、折旧费提留等，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采取企业承包制，主要还是承包上缴利税指标，仍体现了企业与财政之间分配关系的变化。这一阶段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形成的主要博弈是企业收入与财政收入目标间的冲突。直到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首次提出不同经济成分可以自愿联合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继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任务之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从利益分配关系深入到企业所有制和公司治理方面，开始了“股份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探索。中共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近30年之后，再次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企业所有制改革上对发展混合所有制予以进一步强调。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必然要求治理结构的变革和完善，使企业在产权制度上保障权利、责任、利益三者间的制衡，从而形成有效均衡的激励-约束机制，避免出现一部分人获得支配他人或社会的资产权力而又不负相应的经济责任的制度漏洞。①如何使国有企业在所有制上不失其国有性质或国有产权居支配性地位，又使之能够接受市场硬约束，而不是首先接受政府行政约束？这一问题看起来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公司治理上的“政企分离”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企业产权制度的“政资分离”问题。严格意义上的“国有”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政企分离”的，真正政企分离的制度基础是“政资分离”。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上的突出政治经济学特征在于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上，党委、董事会、经理层之间如何结构？再加上与出资人的治理结构上的关系，包括国有资本出资者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制度下各方面出资人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改革中前无古人的新命题。处理这一命题的重要前提在于厘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不同时期，哪些领域需要国有经济，或者说重要的在于首先明确国有经济（包括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国有独资、控股企业，也包括国有资本参股等混合经济形式的企业）的分布结构。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伴随着改革，其分布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面对国有企业发展遇到的困境，采取“抓大放小”，对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抓大”），对于中小国有企业进行非国有化改造（“放小”），到十八大以后强调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包括一般竞争性领域和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传统国有经济垄断领域的混改，表明我国国有经济分布格局的科学性、有效性、竞争性不断提高。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需要根据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不同领域中的分布结构，以及国民经济不同领域对国有经济的不同要求来深化改革，确立不同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以确立有效的权、责、利制衡关系。②

作者:刘伟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