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市场经济的深层结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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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的企业

在主流的教科书里，企业治理机制指所有者监督管理者进行决策的机制(代表我国企业改革方向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企业治理机制)。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除所有者和管理者以外，企业治理机制也应包括从业员等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的作用与权利问题。前者即所谓股东主权论，而后者就是所谓利益相关者论。企业治理机制有主权论和机制论两个层次，主权论指企业归谁所有，而机制论则指管理者如何进行战略决策。很明显，主权论决定机制论。日本当前的改革针对的就是企业治理机制中的主权论。在国际学术界对日本经济的研究中，企业治理机制一直不是一个中心问题。原因很简单: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的日本，企业归谁所有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前所进行的各种调查一再重复同一个结论:大多数日本人，不论阶层或受教育程度，都倾向于认为企业为以全体从业员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所有。笔者的导师曾提及一个现象:美国的股东大会上企业负责人往往以“女士们、先生们，您的公司在过去一年里……”来开始报告，而典型的日本企业负责人在同样的场合一般会说“女士们、先生们，鄙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用语的差别所反映的是对企业主权的认识的不同:企业归股东所有还是为包括股东和从业员在内的利益相关者所有。正是以这样的社会共识为基础，道尔曾将日本企业定义为“准从业员所有企业”，并长期致力于日本企业与美国、德国企业的比较。在特定国家里，法律对企业性质的规定应该是判断企业所有权问题的主要依据。一般说来，法律的规定与社会共识是一致的。比如说，美国的商法规定企业归股东所有，而美国的社会共识也支持这一规定。同样的，德国的共同决定法含有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企业的意味，而德国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也与这一法律暗合。但是，吊诡的是在企业归谁所有这一问题上，长期以来日本商法的规定与社会共识却完全不同，商法明确规定企业归股东之类的所有者所有。法律和社会共识之间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不同?就法律自身而言，问题并不复杂。首先，日本的商法是在美国占领军主导之下制定的，当然带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商法的特色。其次，在拨开日本企业之间盘根错节的交叉持股关系之后，我们发现很多日本企业的最大股东是人寿保险公司。

在日本，人寿保险公司的所有权为加入保险者所有，而日本的保险购买者不但数量巨大而且遍及各个阶层。在这里，法律和社会共识以一个特殊的形式达成了妥协。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日本社会在这一议题上出现不同于英美的社会共识。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主力银行制。所谓主力银行制指企业与特定的银行之间有着长期的交易关系，而且这种长期的交易关系超越了一般意义上金融服务的范畴而进入企业的治理机制内部:企业与银行往往相互持有对方的股票，而这些股票很少在资本市场流通。这样一来，企业管理者就在某种程度上从资本市场的压力中摆脱出来。换言之，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英美意义上的股东或资本市场对日本企业的战略决策的实际影响力相当有限。另外一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企业高管和从业员之间在出身阶层、人生经历等方面拥有很多共同点。道尔在书中对这一现象给予高度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企业的管理者往往与所有者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或间接的资本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当局所推动的财阀解体政策将大量旧财阀企业的管理者从企业中驱逐出去。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是一大批在旧体制之下没有机会晋身高管层、出身于城市平民阶层或农村地区的中级管理者开始接管企业。这些新管理者往往是大家庭中最多地接受了教育的孩子，他们了解可能连高中都没读过就开始从事普通工作的兄弟姐妹的甘苦。

在进入企业之后，他们的职业轨迹与美国高管也完全不同。他们不但在同一家企业完成职业生涯，而且与其同事的关系也远非只有竞争。与同事融洽的合作关系是获得晋升的关键之一，而且在晋升至中级管理人员之前他们都是企业工会的成员。这样的社会背景和职业生涯使新出现的管理者阶层在感情上更接近作为其出身母体的从业员集团而不是股东集团，在企业的实际运行中他们也主要以从业员集团长老的形象出现。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高达几百倍，而在日本这一比例只有几倍。但是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企业高管认为这一报酬过低，即使是在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无限风光的时期。也许我们很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第一代领导人的出身阶层进行准确的统计，但是这批管理者当中的相当部分具有进步观念却是不争的事实。与代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利益的经团连和商工会议所不同，这些新管理者以个人身份组成的经济同友会是日本社会公认的最具有社会良知的管理者团体。这种社会良知鲜明地体现在同友会代表理事大塚万丈发表于1947年的《企业民主化试案:修正资本主义的构想》的序言中。“简单地说，经济民主化的目的在于使与企业运营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所有人无一例外地参与企业的管理，并将其意志反映在管理之中。换言之，一国产业的运营应该基于所有相关者的共识和创意进行，而且这种管理只能通过相关者的责任与合作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民主化必须通过提高劳动大众的地位来实现”。大塚方案的要点有三。第一，由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动者构成的企业总会为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第二，所有者、管理者和劳动者对企业利润的分配拥有共同的权利，劳动者的工资必须能够保证“最低生活标准”。第三，企业所有权既不是公有，又不是私有，而是“事实上的共同所有”。

如果说上述原则体现的是大塚万丈等人的理想的话，那么这种理想则是建立在以下认识之上的:劳动者提供的劳动、管理者提供的管理和股东提供的资本对企业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股东就不应是企业唯一的主人，而应是构成企业的一员。尽管大塚方案没有成为同友会的正式决议，但是这一方案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社会对劳资妥协的重要性的认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日本企业的股权结构和高管的出身背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外资开始大规模进入日本股票市场，个别年份外资持有的股票总值已占日本上市企业股价总值的25%。另一方面则是道尔强调的“被洗脑的一代”开始成为社会主流这一变化。20世纪80年代，政府和大企业大量派遣年轻职员赴美攻读MBA或博士学位。近年来，这些人在政商学界和媒体中的影响已经达到临界点。在日本积极推进企业治理机制改革的正是在这一集团。这些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代管理者不同，大多出生于城市中上层有产家庭。贵族式的补习学校使他们和将来的下属们从中学阶段即开始有不同的人生轨迹。

二、资本市场的利益结构

在过去15年间，相关法律的相继制定推动了日本的企业制度向“股东所有型企业”靠近，而管理者也在企业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在道尔看来，上述改革的推动力与其说来自提高经济效率和管理的透明性等政府和企业管理层所标榜的目标，不如说在于国民心理、社会阶层以及投资家的结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之中，“维持股价”的重要性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随着基金的普及，企业的股东结构确实已经发生了变化，平民阶层开始将储蓄的相当部分投入股市。为了使普通国民托付的资金保值并获得高回报，似乎当然应该构筑以股东为主的企业治理机制。但是这种逻辑建立在以下四个假设之上:机构投资者监督管理者、股票市场是由理性机构投资者支配的市场、投资能减轻将来的负担、股票收益永远不变或一直上升。在道尔看来，这些假设不过是神话而已。在这里我们仅选取前两点进行分析，至于后两个假设，其可信性在2008年之后已经消失了。首先，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管理者拥有共同的世界观和利益，而且两者之间往往有职位的互换。前者对后者特别是对后者收入的监管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在英美，企业高管的高额报酬早就成为问题，但是这一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尽管机构投资者经常在股东大会上宣称应该对其进行控制，但在实际操作上却网开一面。道尔指出原因在于两国存在一个关于高管收入的共同的“市场行情”。机构投资家如果对企业高管的收入说三道四可能会影响其自身收入。其次，由于存在上述机制，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股票市场，主要运用企业高管财产的对冲基金与私人证券基金的扩张速度都快于主要运用一般公民年金的机构投资者的扩张速度。后者的投资可能比较稳健，但前者却往往追逐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一般的机构投资者可能成为比较稳定的投资者，但是投机性地买卖股票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却赋予股票市场赌场的性质。

三、日本经验:一般的还是特殊的

不破不立。道尔对股东主权企业进行批判当然是为利益相关者主权企业的合理性辩护。但是在日本企业竞争力下降、倾向股东利益的改革已经启动的情况下如何阻止这一趋势并确立从业员主权型企业的法律基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本书日文版刊行时全球性金融危机尚未爆发，当时道尔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美国企业丑闻的增多和日本企业从2004年开始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景气扩张期这一事实为改变日本社会的舆论提供了一个机会。作为具体建议，道尔提出以由股东、管理者和从业员组成的企业议会为核心重新构筑企业治理机制。很明显，道尔的建议源于大塚方案。不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学术界对日本经验的研究的读者可能会觉得道尔的批评尽管充满激情，但是似乎缺乏微观基础。实际上，以道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之所以执著于以从业员为主体的企业治理机制与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以及企业竞争力的根源这两个问题有关。

关于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道尔有一个特殊的解释。在他看来，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附加价值最大化。简单地说，利润与附加价值的区别在于后者由利润、税金和工资构成。如果说利润反映的是股东收益的话，那么附加价值所反映的则是社会收益。如果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是附加价值的最大化，那么企业治理机制当然就不一定非股东主权型不可。但是，即使暂且接受道尔对企业存在的根本意义的判断，我们还是无法回避下面的问题: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由内部人控制的“准共同体企业”是否能够在与“股东主权型企业”的竞争中表现出竞争力?与道尔具有相似问题意识的美国经济学家拉佐尼克的“技能基础假说”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拉佐尼克从生产现场的角度对英美日三国竞争力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①在拉佐尼克看来，日本企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崛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将现场工人纳入组织学习的过程并对现场工人的技能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持续投资。今天已经广为人知的多能工、单元作业、质量小组和现场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某种控制即是这种投资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不但实现了一般意义上的技能提高，而且形成了企业特殊的技能。另外，这种学习不但在企业内部进行，而且以跨组织的形式出现。浅沼万里等人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组装厂与配件厂之间长期的协作关系促使双方的投资互相特定于对方。②以这种互补性资产为基础，配件厂积极参加新产品的设计，从而大大加快了产品开发的速度。总的来看，企业内和企业间的组织学习为日本企业竞争力的持续提高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由于这种组织学习往往只能在长期稳定的环境下进行，所以日本企业的长期雇佣制度也就获得了正当性，而正是日本式的企业治理机制为上述所有制度安排提供了基础。以道尔和拉佐尼克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从日本故事中看到的是创新主体从少数管理者向广大普通劳动者扩张以及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赖与合作所产生的巨大经济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组织革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在经济学，特别是青木昌彦推广的比较制度分析的框架之下实现理论化。日本故事的主角远不止管理精英这一事实对道尔等人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而持久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故事与英美———道尔和拉佐尼克的祖国———工业革命之后的企业发展史所体现的少数精英主导的管理原则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研究才不再只是一种地域研究。日本的成功意味着美国模式未必是唯一最优的市场经济形态，美国和日本都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无所谓谁是特殊的，谁是普遍的。如果一定要用特殊和普遍来进行比较的话，那么美国和日本都是特殊的，也都是普遍的。尽管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复兴也对美国模式提出了挑战，但是英美和德国毕竟同属基督教文明。对处于儒教圈的中国而言，日本的成功以及对这种成功所进行的理论化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创造出真正符合本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不必是英美式的，当然也不必是德日型的。这一点可能是日本经验对中国的最大意义。

四、失去指向的乡愁?

在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十五年”之后，“准共同体企业”的普遍意义面临严峻挑战，股东主权论及由其派生的政策建议开始被视为拯救经济的妙药，并正在动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来形成的企业制度。道尔在本书中分析了股东主权论流行的原因和逻辑上的缺陷，追溯了美日企业治理机制的变迁，并以“企业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实现附加价值最大化”为基础论述了在当前的经济形式下通过“准共同体型企业”的改革来解决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可能性。道尔的改革方案是否可行只能由时间来证明。这里的问题是日本经济似乎已经无法重返昔日地位，那么道尔的乡愁是否会失去指向?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双重的，一个与观察日本经济的视角有关，另一个与道尔的乡愁的本质有关。先看日本经济。

首先，道尔对后发展国家的分析可能过于强调组织革新的意义而忽视了技术变化的影响。实际上，任何组织模式都只能在特定的技术形态之下发挥作用。日本经济的低迷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数字化和模块化为代表的技术革新的出现有重要关系。按照管理学界的定义，产品可以分为集成型和模块型两种。①所谓集成型指产品的零部件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产品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零部件或工序之间的协调，汽车是这类产品的典型。在这类产业中日式企业的管理方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②所谓模块型指零部件之间的界面实现了标准化而且各部件不对其他部件的功能产生影响。在这样的产业中，劳动者的技能以及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持续弱化，日式企业管理的经济价值也在下降。日本电子产业的衰退和中国电子产业的崛起即与模块化有直接关系。在这样的参照系之下，我们可以发现近十年来美日企业竞争力的变迁主要发生在部分模块化产业。所以，也许没有必要对这种变化做出过度的反应。

其次，与上一点相关联，在企业治理机制问题上可能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产业的最优模式。即使存在最优的企业治理机制，这种机制可能也是复数的，即因产业不同而不同的。股东主权论者和道尔在这里可能同样忽视了这一问题。再看这种乡愁的本质。本书的主题是日本企业，但是作者却娴熟而频繁地在东西方之间转换分析视角。实际上，道尔一再提及的大塚万丈深受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博纳姆的管理者革命论的影响，或者说大塚方案本身就是美国思想和日本传统的混合体。博纳姆的研究从一个一般性的框架来分析20世纪30年代主要经济体中企业管理者(或官僚)的地位上升并将这种趋势视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变。①在今天，博纳姆对非市场经济体系中管理者影响的分析已经逐渐被人淡忘，管理者革命论也已经演化成“人民资本主义论”。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试验的大塚方案源于美国思想并实现了对后者的某种超越这一事实无疑是意味深长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企业高管与一般员工的收入差距远没有今天高，而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也有过股东主权流行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尔的乡愁所指向的不是具体的国家，而是市场经济的多样性。近年来，道尔越来越期待中国像高度成长期的日本一样为世界的发展展示出崭新的方向，而不是在全球标准等于美国标准的大合唱中随强者亦步亦趋。在他看来，作为性善论发源地之一并高度推崇社会和谐的中国当然有条件在企业管理模式和企业间关系乃至企业治理机制方面做出原创性的贡献。对道尔的这一期待，我只能沉默以对。在今天的中国，一些具有国资背景的中国企业已经在高管实际年薪与普通员工收入的差距上完成了对美国企业的赶超。当然，也有不一样的消息。报载某企业宣布在危机期间其高管只领取一元年薪。也许希望还在。

作者：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