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角度谈素质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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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素质教育问题至今近20年了,虽然素质教育的理念已为社会广泛所认同,然而实践起来情况却不很好,所谓“素质教育喊得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搞得扎扎实实”,就是其写照。过去,应试教育主要是在基础教育领域中泛滥,而现在应试教育还向高教领域“扩张”之中。“考级,考证、考研”等日趋“应试化”,而且高校“应考”能力的培训正趋向于产业化之中。这些问题不能谓之不严重。然而素质教育的实现也随着我国资源配置市场化进展得到新的机遇之中。我们要把实现素质教育目标的对策应当从教育发展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主要指高等教育,也包括中专教育)分两个阶段来考察。

由于基础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四有”的新人出发,要求是德,智、体、美、劳等的“全面发展”,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和面临知识经济时代的普通劳动者,所要求的素质只是一个“成人”或“成长”的标准,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然而问题在于基教阶段的“出口”是“升学导向型”,而教育阶段的层次是成下大上小的正三角形势态。这样高一级层次的教育资源又是相对较少的从而就成为具有较强稀缺性的“优质教育资源”,然而接受高一层次教育所支付的成本大体上是“计划价格”,这样就形成了“求大于供”的局面。必然造成了“卖方市场”,引起需求者之间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主要不是通过“价格”的(即收学费)市场机制来实现。从而就形成“卖方”(高一层次学校)对学生素质的“择优”来选取升学的对象。而择优的标准唯一可以精确量化考核的就是各门文化课程的“考分”,至于其他“德体美劳”等方面,难以精确量化。如果“评选”,在我国社会风气不正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甚至还会产生腐败。

因此分数择优就成了高一层次优质教育资源配置的唯一“可靠”(不等于“科学”)的标准-加上我国历史文化又有“学而优则仕”和“开科取士”的传统,在人们(尤其是学生、家长)普遍认为“以分取人”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公正”、“公平”的好办法。这就为应试教育的张扬构成了认识渊源。至于教育资源“优质”的评价标准,说到底还是“工作好找”和“报酬较高”,人们在花费同样的教育成本,当然要选择“名牌院校”和高一层次的升学机会(既包括的中考升学,也包括升入公办大专),因此学生及其家庭支持应试教育还是一种经济上的理性行为。所以,不论那个教育阶段的“出口导向”是“升学”,只要高一级的优质救育资源的稀缺,必然就为“应试教育”自发性扩张形成的经济基础。

可是,现阶段素质教育的倡导还是依托“行政推动”,行政机制目标的实现程度与其财政力量支持程度相关,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严重不是(比印度还低)中小学校想搞素质教育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中央虽然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正在加大财政投入,然而只有当这种投入(包括社会投入),(如高中,大学“扩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基础教育的“应试困扰”才可能舒解,素质教育才能“搞得”而不是“喊得”“扎扎实实”,然而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至少10年),不可能一蹴而就。

然而在我国高等教育阶段,由于它是专业教育,其“出口导向”主要是“就业”,(也有“升学”的如考研,出国留学等但不是主要的),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是“求大于供”,所以大学中应试教育也难成气候,“扩招”以后出现了“就业难”,用人单位追求“文凭”的层次,因而考研,考证,考级“热”形成,应试教育在大学中渐渐抬头。但大学毕业生的主要出路还是就业,就业就必须在人才市场上竞争。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加快,用人单位用人标准更加理性化,用人的标准已由过度重视“文凭”向重视“素质”转移,过去单一的追求“高学历”,现在则追求“适用性”。要求“真才实学”并讲求人才的“性价比”。花几十万年薪聘用了名牌大学的MBA的情况,但由于这些“书生”的市场开拓能力并不比本科、大专生强多少,所以MBA的“高价”正在下跌之中。另外在深圳、上海等大城市高级技工的报酬已高于硕士毕业生,这些就是用人单位在人力资源配置上的理性行为,这个市场机制必然传导到高校里去,校方就要重视大学里的素质教育。也由于人力资源市场机制传导到家长中去,家长们对子女的要求也由一味追求高学历逐步向“适用”学历转变。近年来各地高级技工人才的走俏,许多规范的高技高职院校生源爆满,这些规范的高技高职院校就进入了“优质”的教育资源的行列中去了,从而也大大的降低了“高考压力”,这就为淡化应试教育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学生和家长(教育服务的需求者、购买者)也在考虑自己的教育投资(作为成本)与自己子女未来就业的回报(预期收益)进行比较,如果读个大学花上几万甚至十几万元,而换来还面临“就业难”的处境时,就会考虑“这值得吗”?这一考虑又缓解了“中考压力”。同时又会加大高校对其毕业生在职场上竞争力素质的培育产生了“市场推动”的效应。当然,我国的高校具有多层次性,“一本”院校其毕业生在可见的将来仍是“皇帝女儿不愁嫁”。因而参与职场竞争素质的压力并不会凸显,但对于那些以“学生没有出路,学校就没有生路”,“生源就是财源”的那些大学说来:毕业生主要出路是就业,从而职场竞争的压力必然促进其最有积极性去主动的推行素质教育。

由于大学教育是专业教育。那么体现职场竞争实力的“素质”是什么样的素质?由于素质的内含十分广泛,样样“全面发展”是抓不住主要矛盾的。只有抓住那一种以专业素质为基础的和非专业素质为关键并使两者相结合的,能体现人生有价值目标实现(首先要解决就业能否成功的问题)的素质即“成功素质”的教育,就能与职场竞争所需要的“竞争实力”的素质要求相适应了。所以在以毕业生就业为主要的出口导向的那类大学,尤其以收费较高的民办院校就更加需要紧紧抓好“成功素质教育”的推行。“成功素质教育”的理念表明,在专业素质的培育上的“管用,够用、会用”的“三用”原则就行了,尤其对专业知识的培育上,超过“三用”要求的“剩余知识”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它很快会“陈旧”而被“更新”。毕业生在走上就业岗位,需要对新的环境,新的业务进行适应和开拓,这种索质是对任何专业的毕业生说来却是普遍需要的“共性素质”,就是“非专业素质”,这种非专业素质,其特点是“三创”,即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和创业精神,有了这“三创”,则毕业生在运用已学过的专业知识时就能“用活用好”,需要而又未曾学过的专业知识时就有能力去自学并应用。而对用人单位来说,对于具有这样成功素质的毕业生最为欢迎。即使有些“专业不对口”那也关系不大,因为具有了这种成功素质的人,才有利于用人单位事业的成功,从而这种人才就是“最抢手”的人才,因此以培育成功素质为目标的“成功素质教育”的理念和模式就成为高校实现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因为它是市场机制的必然产物,由于各个教育阶段间具有传递性的关系,因此它必然传导到基础教育领域中去产生影响,从而也有利于加大基础教育对实现素质教育的推动力,从而将形成我国整体教育实现素质教育的变迁取向。可见我国素质教育的进程是与我国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程度密切联系的互动过程。作为制定素质教育目标的政策,需要思维创新,进行政策调整。把实现素质教育目标的重点首先放在高等教育阶段,尤其应放在以就业为主要的出口导向的那一层次的高校身上。如果这样做,就找到了我国实施素质教育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