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稳定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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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以781家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企业资本结构在9年内的长期演变规律，结果发现：企业资本结构整体上具有趋同趋势，企业资本结构虽然长期收敛，但是并未出现明显的交叉，而是表现出了较强的长期稳定性。由于已知的各种影响因素无法对上述规律做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因此企业资本结构可能是由某些未知的且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因素所决定。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西方资本结构理论是现代金融经济学的核心，从莫迪格里安尼(Modigliani)

米勒(Miller)1958年共同提出“MM定理”以来，围绕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不胜枚举。MIT斯隆商学院梅尔斯在2001年撰文回顾和评论了几十年来金融学关于西方资本结构的四个理论流派，其中包括：基于避税利益、破产成本的静态权衡理论和基于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基于非对称信息的信号传递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以产品般人品市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企业资本结构理论，以及考虑企业控制权竞争的企业资本结构理论等。每种理论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一系列决定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与此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非常丰富。Titman和Wessels(1988)较早对资本结构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

(二)国内文献国内陆正飞和辛宇(1998)则较早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此后，国内很多学者都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吕长江(2001)、肖作平(2004)、赵冬青和朱武祥(2006)等。国外实证研究表明获利能力、公司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非负债盾、变异性等因素影响资本结构的选择。我国实证研究则表明，行业因素、获利能力、资产盈利能力、获利能力增长、资产结构、资产担保价值、资产流动性、利息保障倍数、企业规模、规模扩张、企业经营风险、非负债税盾、企业实际税率、成长性、保留盈余、总资产市值面值比、收入变异程度、收益质量、财务困境成本、投资额、产品独特性、产生内部资源能力等都是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还有许多学者研究了我国特有的股权结构，如股权流通程度、国家股比例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另外，回顾国内已有研究文献，我们发现，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判断方面，至于企业资本结构的长期演变规律及其决定因素等方面尚无相关研究文献的记载。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长期演变规律进行初步的探索，从中发掘一些有意义的规律。

二、财务杠杆及其影响因素选择

(一)资本结构定义企业资本结构可以有两种度量方式，一种是账面资本结构，另一种是市场资本结构。本文对账面资本结构定义为：账面杠杆(BDR)=账面负债／(账面负债+账面股东权益)。其中账面负债定义为公司的有息债务，即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和其他长期负债三者之和。为了增加信息含量以及结论的可比性，我们也同样对市场资本结构进行了统计与检验，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流通股这一特征，本文的市场资本结构被定义为：市值杠杆(MDR)=账面负债／(账面负债+流通股市值+非流通股×每股净资产)，其中账面负债为公司的有息负债。

(二)财务杠杆因素依据有关理论以及国外学者的经验研究，能够影响企业财务杠杆的因素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其中括号里的符号表示影响的方向)：公司规模(+)，对于大公司而言，调整资本结构所涉及到的交易成本相对易于承受，而且信息更为透明，所以大公司更易发行债券和借贷。因此，可以期望公司规模与财务杠杆之间呈现正相关。显然，如果公司规模能够影响企业未来资本结构，那么，这种决策应该依据的是公司在期初，即上期末的数据。本文选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度量公司规模(sIZE)；成长能力(+)，快速成长的公司往往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从而呈现出快速借贷的趋势，因此企业成长越快，财务杠杆比率也会更高。本文选用总资产的增长率来度量公司的成长能力(GROWTH)；盈利能力(+／一)，根据权衡理论，盈利能力更强的公司会要求更多的负债以获得避税的好处，而且依据自由现金流假说，外部股东也可能会迫使管理层举借更多的负债以减少自由现金流的滥用。由此提升负债融资比例。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因为不能区别好与差的公司，从而选择提高利率，使得公司转而挖掘内部资金，进而降低公司外部负债融资比例。本文选用净资产收益率来度量公司的盈利能力(PR0Fn1ABILnY)；抵押能力(+)，根据权衡理论，当公司破产时，有形资产较易清算并且容易降低企业的财务困境成本。另外，根据优序融资理论，由于有形资产可以被用做抵押，这使得针对贷款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能够有所减轻。基于以上两种理由可以认为，有形资产比重大有利于公司加快融资步伐。本文选用(固定资产净值+存货)／总资产来度量公司的抵押能力(MORTGAGE)；非负债避税(一)，根据权衡理论，借贷的主要动机是利用利息的避税好处，其他非负债避税，如折旧将会缓和这种动机。另外折旧无疑也是公司一种非常重要的现金来源方式，必要时可以缓解公司紧急的资金需求。因此，可以预期非负债避税会降低公司财务杠杆比率。本文选用累计折IH／总资产来度量公司的非负债避税(NDT)；资产流动性(+)，一方面公司的资产流动性高意味着企业可以较易支付短期债务，有利于增加企业借贷。另一方面公司流动性高也意味着一些投资项目可以通过流动性资产，如存货的变现而不是借贷获得项目所需的资金。因此，公司的资产流动性高有可能提高或降低企业的财务杠杆比率。本文选用流动比率来度量公司的资产流动性(LIQUIDITY)。

文献综述中提出的其他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因为在不同程度上都与上述影响因素有关，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故本次研究中没有将企业实际税率、保留盈余、总资产市值面值比、收入变异程度、收益质量、财务困境成本、投资额、产品独特性、产生内部资源能力等因素纳入考虑范围。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择了1998年及其之前在沪、深股市上市的所有公司为样本，其中除去金融公司、sT和公司以及账面与市值财务杠杆大于1的上市公司，时间跨度为1994年至2007年，最后获得分布于35个行业的781家公司，共计8339个观察值。数据来源于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表1)显示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账面财务杠杆、市值财务杠杆以及各影响因素的基本情况。

三、财务杠杆演进规律研究

首先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杠杆的横截面变化规律。(图1)描绘了四组企业的平均财务杠杆在“事件窗口”期间的变化规律。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经修订后只涵盖了1994年到2007年，如果选择研究上市公司9年的财务杠杆变化，则分组的最后年份只能为1998年。当然也可以选择研究我国上市公司l0年或更长年份的长期变化规律，但是这样做会使得大量新近上市的公司排除在样本分析之外。出于折中的考虑，本文以1994年至1998年作为分组期间，研究我国沪、深两市所有符合要求的781家上市公司在9年间的资本结构变化规律。文中(图1)的具体构造方法如下：从1994年至1998年每年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杠杆的期末大小将该年全部样本企业平均分为高财务杠杆组、较高财务杠杆组、中等财务杠杆组和低财务杠杆组，同时剔除每组中财务杠杆比率最高与最低5％数量的企业，以消除极端数据对分析结果的干扰，然后保持组内样本企业不变，并以分组年份视为基期0(t=0)计算每组样本企业在随后9年(t∈(0，8))内每一年的平均财务杠杆比率。由于从1994年至1998年每年都能计算出四组企业在随后9年的平均财务杠杆比率，为了求得我国上市公司整体财务杠杆的长期变化规律，就必须对上面数据再求平均，从而计算得至U高财务杠杆组、较高财务杠杆组、中等财务杠杆组和低财务杠杆组四组企业在9年内的平均财务杠杆变化规律，具体结果见(图1)。

观察(图1)可以看到，四组企业的平均财务杠杆在期初差异明显，账面(市值)平均财务杠杆差异为37％(38％)，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开始逐渐收敛，且速度逐渐放慢，到了期末，账面(市值)平均财务杠杆差异仅为13％(10％)。由此可见，企业财务杠杆在横截面上存在较强的稳定性，某些因素维持了企业财务杠杆的长期水平，同时又有一些短期因素使得不同企业的财务杠杆朝着中间偏上的水平不断趋近。当然，上述财务杠杆的稳定性有可能是源于已知的影响因素，如公司规模、成长能力、盈利能力、抵押能力、非负债避税、资产流动性等作用的结果，也有可能是来自某些未知的其他因素的作用。正~IWillianmson(1988)研究发现，企业的财务杠杆与公司规模紧密相关，高财务杠杆的企业往往公司规模也更大。因此，高财务杠杆组的企业平均规模可能更大，而低财务杠杆组的企业平均规模则可能更小。

为了检验企业财务杠杆的稳定性是否与我们已知的影响因素有关，本文采用了如下技术处理：从1994年至1998年每年将样本企业的账面(市值)财务杠杆比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滞后一期的已知影响因素(公司规模、成长能力、盈利能力、抵押能力、非负债避税、资产流动性)进行回归，然后以回归残差作为分组依据，将样本企业重新划分为高财务杠杆、较高财务杠杆、中等财务杠杆、低财务杠杆四组，然后采用与(图1)同样的方法，计算按残差分组的四组企业它们的平均财务杠杆比率在9年内的变化规律，具体结果见(图2)。

由于(图2)采用的是残差作为分组依据，此时每组包含的企业已与前文所列的影响因素无关。如果这些影响因素能够决定企业的财务杠杆比率，或者能够解释企业财务杠杆比率的绝大部分变化，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测：(1)采用残差分组的基期组间差异应该很小。(2)就像回归方程残差应是期望值为0的白噪声时间序列一样，财务杠杆的组问差异应该在基期的后续年份迅速消失。然而，如(图2)所示，事实并非如此，除了第一点较为符合外，即按残差分组的组问期初账面(市场)财务杠杆差异为24％(16％)，小于直接按财务杠杆分组的组间期初差异37％(38％)，(图2)中四组曲线的形状与(图1)中四组曲线的形状基本相同，从而说明在剔除已知影响因素对企业财务杠杆的作用后，总体而言，企业财务杠杆仍然具有很强的长期稳定性，换言之，在这些已知影响因素之外还可能存在某些我们尚不知晓的其他因素，它们能够显著的、持久的影响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决定着企业资本结构未来的长期变化趋势。本文接下来将采用大样本面板数据回归，进一步考察这些已知和未知影响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实际作用程度。公务员之家:

四、财务杠杆稳定性影响因素检验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财务杠杆会受到某些未知因素的影响，如果这些因素被忽略，线性回归的系数和假设检验结果都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如企业在技术、市场支配力和管理方面的差异会对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长期影响，由于这些因素不易被观测，因此可以在面板数据回归中加入固定效应来替代上述影响因素(Arellano，2003)。同理，对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也可以借鉴此方法，只要这些未知影响因素是随时间缓慢变化的，即不是固定不变的，就可以将不可观测的公司效应和时间效应作为固定效应纳入到面板回归当中，替代影响企业财务杠杆的未知因素。另外，为了测度企业过去的财务杠杆对未来财务杠杆的影响，回归模型还引入了滞后一期的已知影响因素，最后本文构建了如下针对企业当前财务杠杆水平的双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

其中，i代表不同企业，t代表不同时间，x。代表滞后一期的各已知影响因素，Lev．代表第i个企业在第t年的财务杠杆水平，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v恳不可观测的企业效应，e随机误差项。最后回归结果见于(表1)。如上述回归结果所示，无论是否考虑固定效应，企业的当前账面和市场杠杆都会受到9年前企业财务杠杆的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即使控制了影响企业财务杠杠的其他变量，企业的当前财务杠杆仍是决定企业未来长期财务杠杆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观察加入固定效应前后各影响因素对企业财务杠杆作用的变化：(1)在加入固定效应后，回归方程的解释平方合(adj．R)出现了明显提高，从原来的21．56％(16．85％)上升到85．12％(85．5％)。(2)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企业规模影响因素除外)。(3)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出现了普遍降低，其中部分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直接从原来统计上显著转变为不显著(企业规模影响因素除外)。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面板数据回归中替代企业资本结构未知影响因素的“固定效应”对各已知影响因素具有很强的替代效应，并且对企业资本结长期演变规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由此可见，传统影响因素(公司规模、成长能力、盈利能力、抵押了能力、非负债避税、资产流动性)并非企业财务杠杆的决定因素，于此相对，某些未知影响因素(模型中的企业固定效应)才是决定企业财务杠杆水平的关键因素。

五、结论

综上分析看，企业资本结构虽然受到了传统因素的影响，但是其作用程度并非是决定性的。在现实中企业资本结构表现出了超乎长期稳定性。在企业资本结构实际决策过程中，经理人员可能更多的是围绕某一长期、均衡的财务杠杆目标，不断地调整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从长期来看，有着不同财务杠杆起点的企业会将企业财务杠杆朝着某一共同的资本结构目标不断地调整和趋近，这一观察到的现实间接地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目标的存在。企业财务杠杆可能更多受到某些未知影响因素的作用，(图2)揭示的统计规律和实证检验结果都显示了这些未知因素的存在，并且证明了它们对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有着显著的、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些未知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呢?这一问题的最终解答还有待学者今后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