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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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依然处在政府政策掌控之下

过去几个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个超预期现象：一个是超预期回调。2009年1、2月份的经济数据回调幅度之大，超出了经济界大多数人的预期。其中工业增加值、外贸回调幅度尤甚。另一个是超预期反弹。整个一季度GDP增速的反弹，无疑有些超预期地高。构成中国GDP重头的工业增加值1-2月份的增速仅为3.5％，但整个一季度的GDP增速却达高达6.1％，这个数据无疑也超出大众预期，甚至由此引发各方对数据准确性的猜测。因为我们看到，虽然GDP在增长，但工业用电、货物运输等“硬指标”却在下降，两个价格指数(CPI和PPI)也呈负增长态势。软硬经济指标间的这种变化直到5月份依然持续。因此可以认为，目前经济形势依然严峻而微妙，还不能盲目乐观。

世界经济很糟，中国经济走势依然微妙，这两个事物之间究竟有多大的联系?是否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超预期回调及超预期反弹，与世界经济走势直接联系在一起?笔者认为，客观地来说，中国经济超预期回调的多半原因，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促成的，而非金融危机导致的。历时一年多时间的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是对此前近乎疯狂的过热经济的理智处理。客观地来分析，2008年三季度之前的中国经济的确有些过热，先是楼市继而是股市近乎疯狂。其中楼市疯涨比之酝酿美国“次贷”危机的楼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次贷”危机之前数年内美国大城市房价仅仅涨了一倍多，股市指数也只翻了一番左右。而中国近年一些城市的房价已经长了好多倍，沿海一些城市的房价一年要涨三四倍；股指一年之内从两千点涨到近七千点，以近乎疯狂来描述市场一点也不过分。从这一背景来考虑，2007至2008年的中央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调控的主旨原本就在于降低经济增速，解决导致通货膨胀的供给瓶颈因素，只是由于赶上了世界经济衰退，则显得有些矫枉过正。

客观地来分析，世界经济衰退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最直接因而关键的渠道有三个：其一是对外贸易，由美国进口收缩引发的全球市场萎缩导致了中国外贸的大幅度收缩。其二是价格机制，发达国家市场收缩引发的全球性物价走势逆转，一改通货膨胀为通货紧缩威胁，对中国的影响则是将输入式通货膨胀变成了“输入式通货紧缩”威胁。目前两个价格指数的负增长多半是输入的，具体说，石油、钢铁、矿产等战略性资源和几乎所有大宗商品价格的全球性大跌，导致了中国国内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的走低。第三个是心理渠道。先是金融海啸而后是世界经济衰退，极大地打击了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悲观情绪借助互联网等媒体快速扩散。同样客观地来分析，这些渠道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要么是短期的，要么是正负效应兼得。其中价格机制传递的效应多半是正面的。具体说，这个机制传递的全球性价格走低，恰恰有利于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威胁。既然输入式通货膨胀彻底消除，那么紧缩性宏观政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重要前提。由此，可将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180度的大转弯，既看作对突然降临的世界经济衰退的灵敏反应，也可视为对突然逆转了的原定政策目标的灵活调整。

非常清楚的是，正是经济宏观政策180度的逆转促成了经济的快速触底反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一季度中国经济的前倾后扬是合乎逻辑的。中国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基调变化与国内经济走势滞后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表明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处在政府政策可控范围内。从较深层次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大力度刺激性的财政政策，至少促成了两个转折：一个是货币供应量的高速增长。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5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5.74％，增幅比上年末高出7.9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18.69％，市场货币流通量(M0)同比增长11.24％。这与2008年后半年持续收缩形成鲜明对照。表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依然有效，无须担心“流动性陷阱”困局。另一个是国内投资需求的再次发热。反映投资需求增速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8年第四季度曾跌至25％以下，但进入2009年以来骤然加速，1至5月份增速高达32.9％。与此同时，令经济界担心的消费增速下滑势头，也开始出现逆转。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反映消费需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2008年全年的21.6％和2009年1月份的18％，降到3－4月份的15％，但在5月份出现触底回升，增速升至15.2％。似乎预示着消费也开始发力。

对于中国经济依然处在政府政策掌控之下的判断，不仅从上述经济活动波动与宏观政策之间的联系上可以得到印证，而且更为重要而深层的原因，则深植于制度内部。客观地来说，虽然经历了三十年的市场化制度转型，但中国市场化转型迄今远未完成，政府参与及干预经济能力依然超强。这种超强能力不仅表现在各级政府对经济微观主体活动的控制程度上，而且表现在政府对关键资源的控制上。除了占国民产值近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外，政府还控制着几乎所有土地和矿产的供给。这些显然是中国经济与美、欧等成熟市场经济的最大不同之处。既然我们的经济依然处在政府政策可控范围之内，那么面对依然严峻而微妙的经济形势，也就没有理由惊惶。

二、未来世界经济：很可能走走停停

当前世界经济走势严峻而微妙，未来几年很可能呈w型演进态势，即经济低迷与短暂复苏交替出现。总的态势是衰退长期化，但期间不排除短暂的复苏。其中基本的原因是，目前发达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处在两种彼此冲突因素的较量中：一种是导致衰退长期化的因子，另一种是促使经济复苏的因子。

导致经济衰退长期化的因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

其一，金融危机颠覆了原有美国主宰的全球金融体制，重建新的有效体制需要时间。在拟议中新的全球金融体制中，不仅美国需要重新定位，各主要经济体尤其是中国、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重新定位等议题，都需要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花时间去讨价还价，即使像G20二次峰会那样达成框架上的一致，但具体落实起来也需要时间。

其二，金融危机破坏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金融业的信心和声誉，恢复需要时间。对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实体而言，金融重建不仅涉及到处理掉金融业庞大的不良资产或日“有毒资产”，而且更重要且更为棘手的议题，是恢复金融业的信心和声誉。这方面最关键的一环，要数消除金融危机中暴露的两类金融欺诈的负面效应了：一类是极个别金融从业者职业道德沦丧而制造的有意欺诈；另一类是金融机构追求短期利益而创造的一些金融创新产品引出的无意欺诈。前者以麦道夫版本的“庞氏骗局”最为典型，后者则以cDO(有担保的债务凭证)登峰造极。这些有意和无疑的金融欺诈，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及发达国家金融业的声誉，败坏了金融从业者的形象，要重新博得大众尤其是大众投资者的信任，显然需要时间。

其三，金融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大众消费能力与不动产价格之间的彼此依赖关系，在不动产价格与消费能力之间形成了某种胶着状态，打破这种僵局更需要时间。

所有这些因素，都预示着衰退可能将长期化。不难设想，像美国这样高度依赖投资银行运作的经济体，单是要恢复投资银行往昔的辉煌地位就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一个没有投资银行运作的资本市场，将很难恢复以往的活力与生机；一个没有活跃资本市场的发达经济体，是不可能最终摆脱衰退的。诸如此类的系列因素，无疑将导致衰退长期化。

与此同时，促使发达经济体触底复苏的因素也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体制性因素。所谓体制性因素，就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当代制度安排打造的某些反周期因素。具体说，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内部，存在某种制度安排，发挥着“衰退兜底”效应，足以防止经济持续下滑，坠入恶性循环的深渊。所有体制安排中，最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属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和政府干预与市场力量之间的某种平衡。前者由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催生，后者由70年代“滞涨”等冲击促成。庞大而健全的社保体制，赋予公共财政在宏观经济运行中以某种“内在稳定器”的作用，而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理念的某种平衡，则打消了微观经济主体坐等政府救助的“福利国家效应”。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财政“内在稳定器”实际上具有某种“兜底效应”。具体说来，衰退导致的失业对大众消费能力的负面影响是有一个底线的，到一定程度会发生“兜底效应”，不可能无限制地萎缩下去。不断扩大的社保尤其是失业保险等公共支出，意味着政府无论是否愿意，都须扩大支出，由此赋予公共财政以事实上的“内在稳定器”作用。由于这个“内在稳定器”，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及其对大众消费的收缩效应总归是有底的。

另一个是政策因素，即发达国家政府与央行不断强化的刺激政策。我们知道，自2008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实体以及别的发达经济体都纷纷推出了系列刺激经济方案。其中美国政府拟议中的支出超过1.6万亿美元，欧盟核心16国拟议支出超过2万亿欧元，日本约6000亿美元。加上主要经济体央行的公开市场活动，正在将近10万亿美元的货币注入发达经济体之内。各国政府与央行的“联手”，加上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的协同干预，正在对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因素形成某种“合围”。这两大因素的合力，将可能促成发达经济体的复苏。

上述两股彼此冲突的动因较量，势必导致经济陷于长期衰退与短期复苏交替的境地。可以预料：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三五年)内，美国、欧洲乃至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很可能呈现走走停停的态势。

三、世界经济衰退：正在促成中国经济深度调整

世界经济衰退与中国经济超预期回调，这两个变故的合力，无疑在促成中国经济的一次深度调整，调整的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内涵当展现于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企业层面，市场净化效应机制开始发挥作用，正在产生“裸泳者出局”效应。

“股神”巴非特曾经讲过：“只有在退潮的时候你才知道谁在裸泳!”此次中国经济回调之后，企业层面上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裸泳者”。东莞的一家玩具厂，老板一夜之间带领境外高管撤离，把六千多“打工者”扔在了马路上，扔给了地方政府。浙江绍兴的一家印染业“龙头”企业，资金链断裂后地方政府出手相助，又是动员银行贷款，又是动员关联企业担保，打进4.5亿元银行贷款不到一个礼拜，老板夫妇卷款而逃。曾经，这样的企业老板作为“明星”企业家、行业“风云人物”出现在世人面前，在经济回调之后原来风光与潇洒所掩盖的真实状态才暴露出来。有调研材料证明，在前几年股市疯狂期间，那家“亚洲最大玩具厂”放下主业不去创新，却将资本抽去炒股、炒银矿，造成巨亏；而那家“印染业龙头企业”则到处铺摊子，陷入债务链条不能自拔。经济危机之风雨首先吹垮的正是这样的危楼。而其经营者一走了之的应对方式，即使与一般企业家所应有的道德底线亦相去甚远，更谈不上当今流行的企业家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了。

就最近半年多以来中国的现实来看，企业的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小企业困难尤甚。但如若深入调查，则很难认同愈演愈烈的中小企业“倒闭浪潮说”，至少在民营中小企业居多的长三角地区，这一说法很难成立。事实上，世界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回调，打断了许多中小企业在前两年市场疯狂时形成的融资依赖路径，这个路径最大的特征，就是大多数中小企业将房地产溢价和股市暴涨作为融资乃至虚假利润的主要源泉。市场的泡沫诱使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加入“裸泳者”队伍，致使主业生疏，而一遇经济回调便纷纷陷入困境。世界经济衰退与中国经济回调产生的“裸泳者”出局效应，当首指那些主业已经远远落伍的企业。而此类企业被淘汰出局，对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产业整体效率的提升都将是有利的。

第二个是产业层面，转型升级有了硬约束。关于产业升级，从中央到地方，从学界到企业界，各方面呼吁了多年，也推出了不少政策措施，然而迄今未见大的进展。究其原因，一个基本的因素在于缺乏硬的约束条件。又便宜又好的中国货在国际市场上打遍天下似乎没有敌手，市场似乎是无限的，粗放式扩张大行其道，企业、行业加上地方政府都在游说中央政府加大退税力度，以便多多出口，鲜有倾全力于转型升级者。目前形势截然不同，世界显然出现了严重衰退，国际市场持续萎缩，加上国内消费档次的提升，给转型设置了硬的约束条件。就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经济衰退与中国经济回调是坏事也是好事，是给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设置了约束与压力。先行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演进史显示，每一次大的产业升级与转型，都发生在大的经济衰退之后。其中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最近一次大规模的产业升级，发生在1980年代，这实际上是对上世纪70年代“滞胀”设置的硬约束条件的一次深度反应。

第三个是政府政策层面，最大的变化体现在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上，由短期抑制通涨变为长期扩大内需。前已提及，美国金融危机促成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反转，此前的政策目标定位于抑制或防止通货膨胀等短期目标，那以后的政策目标越来越瞄准长期目标。

客观地说，中央政府扩大内需的政策已经展现出三根“支柱”：其一是“民生工程”。具体不少于三大内涵，分别为住房保障工程、覆盖全民的社保和医保体制以及教育公平化。其中仅住房保障工程计划就高达4000亿元，占整个刺激计划支出的10％。至于社保、医保和教育公平化支出，则多半要超出4万亿计划预算篮子。总之，民生工程各主要内涵都属于长期政策与体制建设，长期目标极其明确。其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旨在消除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瓶颈，为下一步增长铺设“硬件”环境。已经推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数万公里的铁路建设，数万公里的高等级公路建设，上万公里的油气管道铺设，十多个城市的地铁建设等等。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之大，可谓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所未有。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计划推算，2009年当年投在铁路、公路、港口和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总额高达仅1.8万亿元，比十年增加5800多亿元，大大超过历年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并非一朝一夕，其效用也非当代一代，其长期目标不言而喻。其三是产业振兴计划。已经推出十大产业，加上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等区域产业振兴规划，规模也很庞大，需要持续多年。

诸此，都意味着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目标定位的长期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政府干预及参与经济极深的经济体来说，中央政府政策的这种大转折，必将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尤其是产业与区域重心的变化。这当是不容置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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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树辉：“合俊倒闭真相追问”，《第一财经日报》，200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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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网：“绍兴企业破产潮调查：过度扩张与投机致资金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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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伟：“世界经济衰退：何以展开，何以收场?”，《浙江经济》2009年第1期。

赵伟：“应对经济衰退中国经济须正视四个发展大势”，《人民网·理论》，2009年4月17日,/GB/148980/91475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