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劳动理论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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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契约、信息和制度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也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科学确定生产劳动理论分析的理论基点和现实前提，才能重构生产劳动理论的分析范式，拓展其应用的范围，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关键词：生产劳动交易劳动剩余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是劳动价值论的主要内容之一，马克思从不同角度，采取不同的标准，在批判和发展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的基础上（包括批判其他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建立了自己的相对完善的生产劳动理论。通过生产劳动理论，马克思阐明了两种性质的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更加清晰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也遇到了挑战。笔者认为问题有三：第一，马克思从生产劳动一般来考察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但社会生产应从四个方面考察，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交易一般和交易特殊。生产一般指的是人与自然的转换关系，生产特殊指的是特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交易一般是指与特定社会形式无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社会化生产本身要求的指挥与管理功能；交易特殊是指特定社会形式制约下的人与人的交易。所以，如果撇开特定的社会形式考察生产一般，就不仅要考察马克思提到的生产一般，还要考察交易一般，交易一般也是和特定的社会形式无关的。只有把交易一般也纳入生产一般的分析框架，才能全面地，科学地解释信息和制度的本质。但马克思的生产一般是不包括交易一般的，他说：“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的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要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物质，这就够了。”[1]而信息不对称，制度中的公共服务部分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日益重要，而抛开交易一般来解释生产一般，生产劳动只能是不全面的；第二，马克思从商品的角度考察生产劳动，并把商品限定在物质范围内，但信息已成为继物质和能量之后的第三个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所以，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也应该随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前进；第三，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特殊的社会形态考察生产劳动，认为生产劳动是与资本交换，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但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从社会主义角度考察生产劳动，照搬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理论显然是不行的。总之，全面地、科学地认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分析其正确性以及局限性，在实践的指导下进行理论创新，是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理论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二、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简要评述

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理论的观点主要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四章和附录中的部分内容，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也有相当篇幅，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部分篇目中也有论述。笔者先从马克思阐述生产劳动理论的三个角度进行分述，再加以综合比较。

马克思考察生产劳动的第一个角度是简单劳动过程。“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2]马克思随后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3]“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4]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考察了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这是狭义的生产一般，因为鲁滨逊式的生产是不存在的。马克思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5]可见，人在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同时，也必然发生着人与人的关系，这种交易一般在任何社会都应该存在。广义的简单劳动过程应包括生产一般和交易一般，生产一般生产劳动产品，交易一般生产交易品。语言是交易品，早期社会中的风俗和仪式中蕴含的劳动也属于交易劳动。马克思由于对交易进行了狭义的理解，所以笼统地把这些劳动划入了非生产劳动的范围。这样，根据马克思的理解，从简单劳动过程考察的生产劳动理论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生产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二是生产劳动是关于物质产品的劳动。不过马克思的物质概念是相对宽泛的，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马克思提出，对劳动的物化等等，不应当象亚·斯密那样按苏格兰方式去理解。使商品产生出来的那种具体劳动，在商品上可能不留任何痕迹。比如运输业，劳动的目的决不是改变物的形式，而仅仅是改变物的位置。即使如此，由于只把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当作生产一般，马克思的简单劳动过程中的产品只能是物质产品或以物质产品为基础的运动形式。在这里，语言、制度的生成与演化、信息的交流皆被排除在研究领域之外。

马克思考察生产劳动的第二个角度是剩余价值。这是从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形态来考察的，“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7]马克思把从这个角度看的生产劳动延伸到生产一般领域之外，即服务劳动也能创造剩余价值。他说：“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8]马克思同时界定了非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9]总之，马克思从这个角度看的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区分的。“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10]

马克思分析生产劳动的第三个标准是从商品和服务的角度划分的，这也是最难理解的内容。在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提到，商业劳动既不生产使用价值，也不创造价值，其收入是对生产领域工人收入的一种扣除。商业劳动多是以服务方式提供的，所以，区分商品和服务是马克思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采取了渐进的分析方式。马克思写道：“假定资本已掌握了全部生产，因而只有资本家才是商品（只有一种商品——劳动能力除外）的生产者，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必须或者同完全由资本生产和出卖的商品交换，或者同这样一种劳动交换，购买它和购买那些商品一样，是为了消费，换名话说，仅仅是由于这种劳动所固有的物质规定性，由于这种劳动的使用价值，由于这种劳动以自己的物质规定性给自己的买者和消费者提供服务。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一定的交换价值。”[11]这里，商品和服务区分的标准仍是看劳动是和资本交换，还是和收入或利润交换，即是否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说：“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对他本人来说是商品。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是这样。但是，生产劳动者为他的劳动能力的买者生产商品。而非生产劳动者为买者生产的只是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使用价值，而决不是商品。”[12]以上是第一层次。在第二个层次，“随着资本掌握全部生产，……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物质差别也就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前一种人，除极少数外，将仅仅生产商品，而后一种人，也是除极少数外，将仅仅从事个人服务。因此，第一种将生产直接的、物质的，由商品构成的财富，生产一切不是由劳动能力本身构成的商品。”[13]这样，马克思对斯密该句话的含义归纳如下：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不生产任何商品的劳动。斯密的生产劳动就成了与剩余价值和物质产品均有关的一个定义。马克思批判不应对劳动的物化进行僵化的理解，他认为：“商品世界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是劳动能力，另一方面是商品本身。”[14]“斯密本应承认，生产劳动者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或者是直接把劳动能力本身生产、训练、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的劳动。”[15]在这里谈的生产劳动的意思是，一个劳动者，只要他用自己的劳动把他的工资所包含的那样多的价值量加到某种材料上，提供一个等价来代替已消费的价值，他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为了把这种定义下的生产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合二为一，马克思在第三个层次写道：“如果我们把劳动能力本身撇开不谈，生产劳动就可以归结为生产商品，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16]为进一步纯洁定义，马克思把家仆生产的物质产品和为资本家雇佣的演员的劳动排除在外。最后，马克思认为，如果以上全部撇开不谈，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生产个人服务的劳动。

综上所述，笔者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理解如下：（1）马克思的生产劳动是与人和自然交换的过程有关的劳动，无论是生产物质产品（包括商品），还是非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劳动者都是生产劳动者，这样，马克思把人和自然的关系引起的管理劳动、监督劳动和科技劳动划入生产劳动是正确的。同时，由于把交易一般排除在外，导致商业劳动、信息劳动和制度中的公共服务所体现的劳动也被排除在外；（2）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为了不和第一条标准相悖，马克思把交易领域的劳动全部排除在外，并且对直接生产过程的管理监督劳动加上另一重性质，即还存在剥削的性质，也就是说，由人和自然关系引起的管理劳动创造价值，由人与人的对立引起的管理劳动不创造价值；前者属于生产劳动，后者属于非生产劳动；（3）提供服务的劳动是商品，但这种服务必须是由自然限制引起的服务，或者叫生产性服务，而由一定的社会形式引起的服务，是没有价值的，该费用是社会运行的虚耗。三、对国内理论界研究的简单评述

国内学者对生产劳动理论的研究，大多是采取以上提到的三个分析角度，只是有的学者从一个角度进行分析，有的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个角度。苏星[17]教授认为，只有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不从事物质产品的劳动就不是生产劳动。谷书堂[18]教授认为，生产劳动不能只以物质产品生产为限，而应扩大其外延，提出各种劳动都是生产劳动。他认为，马克思在讲到人的需要时，既包括物质需要，也包括精神需要；在讲到财富时，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财富。因此，要扩大劳动的外延，创造价值的劳动，既包括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也包括创造精神财富的劳动。唐任武[19]认为，不应该以是否创造物质产品，也不应以价值的实现方式或产品的购买方式作为判断的标准，只要创造出价值，具有国民经济统计意义的有效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宋则行[20]教授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可以作如下简单的概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无论是生产作为商品的物质产品的劳动，还是以活动形式提供服务的劳动，只要生产剩余价值的，就是生产劳动。这种概括，经过必要的调整，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无论生产物质产品或者为生产、流通、生活提供服务的公有制企业经营单位使用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

笔者认为，以上的学者，有的从简单劳动过程界定生产劳动，从马克思的文献中寻找依据，但忽视实践的发展；有的以社会形式规定性考察生产劳动，目的是为了突破简单劳动过程对生产劳动定义的限制，但造成很大的脱节；还有的学者自立标准，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则只有实践产意义，而没有理论价值。笔者认为，马克思划分生产劳动理论的标准从方法论角度看科学的，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生产劳动也不例外。从简单劳动过程考察的生产劳动的含义应该在任何社会适用，从特殊社会形态考察的生产劳动应以从简单劳动过程考察的生产劳动为基础。

两个角度。何炼成教授认为，分析生产劳动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从简单劳动过程出发，考察劳动的本质规定性；另一方面，从具体生产方式出发，考察这一范畴的历史适应性。[21]马克思关于一般意义的生产劳动的普遍定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具体定义，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不同方面来考察的。前者表明人对自然的关系，反映人们的简单劳动过程，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从而创造新的使用价值的过程，这种关系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后者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即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反映着价值增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种关系和过程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所特有的。[22]何教授根据此方法，对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进行了区分。从简单劳动过程看他认为物质生产部门和为生产直接服务的科研和生产性商业都是属于生产劳动。而其他部门，如纯粹商业服务部门、文教卫生部门、财政金融部门、与生产不直接的科研部门、各级党政机关部门、国防部门等则不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来考察，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特殊含义是指直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根据以上的标志，何教授认为，属于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生产劳动范畴的部门，除了包括以上所说的整个物质生产部门以外，还应包括提供特殊使用价值的服务部门和文教卫生部门等一些非物质生产部门；而属于社会主义特殊含义的非生产部门仅是：纯粹商业部门、财政金融部门、各级党政部门、国防部门等。这些部门及其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非常必要和十分重要，但是它们并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使用价值，不是直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所以属于非生产劳动范畴。于光远[23]和卫兴华[24]教授也采取了同样的分析方法，其二人与何教授的分歧点在于社会主义特殊含义的生产劳动的范围上，卫兴华教授认为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职业如歌唱家、教师等不是生产劳动者，于光远教授认为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劳动都是生产劳动。

以上三位教授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由于没有深化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理解的生产劳动，导致后一种含义的生产劳动的外延大于前一种含义的生产劳动的外延。而从辨证法角度来看，“定义一般”应包含“定义特殊”，也就是“生产劳动一般”是“生产劳动特殊”的本质规定。其后果就是对现实的不同职能的划分上，出现了许多不一致或“例外”的现象。如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何教授认为，货币部门劳动的生产性有待进一步研究，党政部门中体现经济职能的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25]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劳动理论分析框架

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理论。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的社会，我国虽然实行市场经济，但是在人民和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考察生产劳动理论，应遵循以下几条原则：（1）从方法论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理论不仅符合“生产劳动一般”的规定，还要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特殊要求，并且两种标准应该具有一致性；（2）应符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比如信息劳动的地位，如何确定制度在价值中的地位等等。（3）应具有广度和深度。马克思曾提及过对社会发展有害的劳动，但没有正式纳入劳动价值论，我国目前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劳动，比如。只有这样分析，生产劳动理论才会真正与实践融为一体。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理论应该符合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考察的生产劳动。马克思认为，撇开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只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笔者的观点与此不同，笔者认为，即使撇开生产的社会形式，任何生产都是多人在一起的集体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除了和自然打交道以外，还要同其他人打交道。也就是说，撇开生产的社会形式考察生产过程，它应该包括生产一般和交易一般，生产一般的结果是生产品，交易一般的结果是交易品。最早的交易品是语言和一些内生性的制度（如风俗、习惯等）。财富生产的效率不仅受生产劳动制约，还受交易劳动的制约。这种交易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决定，不是人与人的对立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企业的这种劳动划入生产劳动。由于技术的限制，早期的交换只能是生产品，交易品是作为生产集体的公共产品共同消费的，但马克思忽视交易品去考察生产过程是不全面的。随着分工和生产力的循环演进，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交易品可以成为商品出售，比如组织制度，计算机语言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原因。分工与特定的社会形式并无本质的联系，在分工过程中出现的交易品的独立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推出，商业、货币、股票等交易品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但马克思是从利益对立的角度看待分工的，他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异已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6]在马克思看来，分工是有害的或者说分工的害处大于其带来的好处。这样，外在化的交易品，如国家只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只是其社会形式运行费用的耗费。这里，笔者要声明的是，分工有其害处，但分工的好处要大于害处。考察一些交易品的产生，除了结合特定的社会形式外，从生产力角度考察是最重要的。总之，撇开特定的社会形式，从简单劳动考察生产劳动，其过程是生产品和交易品相统一的生产过程，这种过程与是否有产品交换是无关的。从另一方面看，处在分工状态中的人的需求可分为产品需求和交易品需求，由于早期的交易品是内生的，获得交易品是自然的免费过程。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易品的生产和生产品的生产一样，必须用等价的劳动去交换。

从简单劳动过程考察生产劳动的第二个争论点是关于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有学者把生产劳动限定在物质产品领域，而从整个资本论内容来看，马克思并没有局限在物质领域考察生产劳动。在第一卷之所以出现那样的论述，笔者认为是为了分析的方便，马克思只是从商品上提炼“生产一般”的含义，而马克思的商品是与剩余价值联系在一起的物质产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考察生产一般，必须从整个财富领域考察。笔者认为应该这样理解，自然不仅包括纯粹的自然，还包括人化的自然。比如理发，从简单劳动过程来看，消费者发型的改变就是人化的自然；再比如歌唱，倾听者从歌唱者那里获得了“美”的使用价值，他消费了这样一种无形产品，他必须为歌唱者的劳动付酬。

综合以上分析，从简单劳动过程考察生产劳动，就必须包括生产品和交易品，另一方面也包括物质产品和无形产品，这与产品的存在形式和消费方式均无关系。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不仅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的劳动，还包括政府公务人员的劳动，甚至抢劫、盗窃、贪污和腐败等行为。笔者之所以这样，因为马克思是在坚持人性善的道义立场上考察生产劳动的，而实际情况是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突出了人的自我利益，人性是发展变化的，人的本性“一半是动物，一半是天使，”人的本性具体如何是无法衡量的，为善的劳动和为恶的劳动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为了个人利益。同时，笔者认为，只有这样分析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理论才会与实践融为一体，制度、法律、契约等交易品在现代生活中才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还应该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从特殊的社会形态考察生产劳动，也就是从“生产特殊”和“交易特殊”考察生产劳动，也就是部分生产品和交易品中体现的劳动，或者是部分交易品和生产品在一定条件下体现的劳动不再是生产劳动。马克思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27]可见，一个具体社会形态的生产劳动，不仅要符合“劳动一般”，还要符合“劳动特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目的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根本不同了，它不再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服务，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此，凡是能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这样，从简单劳动过程得出的生产劳动在这里就不够了，因为对社会有害的劳动不再属于生产劳动。对于有害劳动，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1）其使用价值是有害的，比如，当前，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把生产的劳动列为非生产劳动；（2）从生产力角度看，信息、制度等交易品一般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体现其使用价值的，如果生产力提高，其体现的劳动是有益劳动；否则是有害劳动。比如，贪污腐败会增加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效率；用于坑蒙拐骗的信息，也会降低社会的信用度，从而增加交易费用；（3）从外部性角度看，有些产品在消费过程中，除了消费者本人获得的效用外，其他人也可能获得效用。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对于产生负外部性的产品，其价值取决与消费者获得的正价值与其外部性造成的负价值的综合值。（4）有些产品的使用价值看是有益的，但与现行制度相抵触，这时，界定劳动是否是生产劳动要综合考衡。如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我国禁止私人贩运小麦，而在当时运输小麦可以加快粮食流通，对社会是有益的，这就要制度改革。从消费者角度看是有益的；但从社会角度看，他造成了制度混乱，创新趋减，其对生产力的破坏远远大于其本身的价值。把以上从不同角度得出有害劳动排除在外，其他任何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生产生产品的劳动还是生产交易品的劳动，都属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

最后，还要从市场经济角度考察生产劳动，从市场经济考察生产劳动，也就是从商品的角度考察生产劳动。如果撇开商品与剩余价值有关的规定，商品就表现为用于交换的产品，以及为交换服务的交易品。从市场经济考察生产劳动，是统计国民收入的需要，国民收入是用货币统计的，产品只有表现为货币，才有可能成为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完整的国民收入应包括一切财富的价值，它等于有益财富和有害财富之差或者表现这些财富的价值之差。但由于技术、信息等因素的限制，这样的计算不可能完成。从市场经济考察生产劳动，可以认为凡是进入交换过程或为交换服务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这种劳动表现为一定量的货币，是国民收入统计的源泉。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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