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文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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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东西方文明史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有一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何只能发轫于西方。对于这一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数不清的学者从各自的领域：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技术的、军事的、文化的、政治的等方面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但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要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其出发点必须是经济因素，对政治、宗教与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过分强调只会将问题引入歧途（注：（法）布罗代尔著（1976）《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第44页。）。但我们会发现，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是无法解释这一问题的。因为自马歇尔以来，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运用的经济学原理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就被抛弃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只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并且高度成熟化的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而近年来蓬勃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和新发展经济学却发现：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大多是非西方国家），发展的最大难题并不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存在阻滞，而在于根本性的“市场缺失”，更进一步说，是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基础”的缺失。因而在这些国家，首要的任务是培育市场，而非调控市场。

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在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土壤中是否必然埋藏着市场经济的种子？即便有的话，这个种子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发育，是否会结出同西方一样的果实呢？布罗代尔虽然反对将资本主义的产生归结到单纯的文化因素上，但他也明确提出“它（资本主义）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注：（法）布罗代尔著（1976）《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第43页。）。而这种对文化现实的理解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狭义的文化范畴，成为一个包容着整个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概念。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文化的：“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的，是人类社会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制度’”（注：（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8页。）。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一种经济制度，它的生发需要特殊的文化土壤。要对东西方经济发展的道路差异、程度差异做出完整的解释，就必须追本溯源，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进行历史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排除“有色眼镜”给我们带来的偏见。

交易、市场与上层组织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直至现在西方的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把经济的专业化和分工当作“交易—货币—市场”发展的产物。从而分工、交易与市场被认为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但事实真是这样吗？经济人类学的巨匠波拉尼指出，交易、货币与市场在本质上各有其独立的起源。以交易为例，波拉尼将其分为互酬式交易、再分配式交易和市场交易这三种形式。所谓“互酬”，是在以血缘及伙伴关系结成的共同体中作为义务而发生的“赠与”关系，在现存的所有原始部落中几乎都存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礼仪性赠与交换。应该看到，这种交换是先于剩余产品交换而出现的，它具有的“礼仪价值”只能归因于文化与习俗。再分配式交易往往发生在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性权力中心和其全体成员之间，在非洲的达荷美王国，在每年举行的贡租大祭中，各村村民携带财物来到王宫前，在种种礼仪行为中将这些财物献给国王，国王则按照惯例把作为返还礼品的报酬分赐每一个人（注：（日）栗本慎一郎（1979）《经济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5页。）。只有第三种方式，市场交换才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所流行的交易方式，即通过匿名市场上的“自我调节系统”——价格机制来予以引导的交易。

与波拉尼的观点相得益彰的是希克斯在其名著《经济史理论》一书中对“市场兴起”问题的研究。希克斯指出，先于交易经济与市场经济出现的是指令经济与习俗经济，这两者的萌芽可以一直追溯到部落时期。部落的生产活动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习俗（巫师是很重要的组织者），而其防御功能则依赖于指令（通过酋长）来执行。我们看到，波拉尼的“互酬”与“再分配”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习俗经济的体现。希克斯进一步指出，在部落转变为国家的过程中，产生了出于征税需要的“岁入经济”。岁入经济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导致了需求的集中，从而产生专业化分工（尤指技艺上的），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古埃及的手工艺人和我国东周时期专为天子“礼乐征伐”而服务的匠户。为王室服务的工匠是最早的专业化手工业生产者，因而分工也是先于市场而出现的。

西方学者的分析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在礼仪上都奉有向周天子进行“岁贡”的义务，而周天子也往往会对各诸侯进行赏赐，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互酬式”交易，虽然贡品的价值可以“轻如鸿毛”（《东周列国志》上记载的楚国贡品是十车青茅）。但由于一些大商人经常代行使者的身份，从而伴随着这种交易行为出现了最早的长途贸易（注：“崤之战”里曾描写郑人弦高代国君“犒劳”秦师而智退敌兵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一个例证。）。再如，中国传统的集市贸易往往采取“庙会”形式（这一点在现在的中国农村仍不鲜见），它最早的渊源恐怕正是伴随着祭神贡品的交换而生发出来的。大寺庙的“散福”活动是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兼具礼仪特征的“再分配”交易呢？希克斯曾指出，与宗教节日相伴的定期贸易的出现及随之而来的富有农民向“坐商”转变，从而专业化商人的出现，是习俗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条主要途径，这一点在中国也可以得到验证。另一条途径则来源于指令经济，国家的出现使王室和军队的供养必须依赖于税收，从而与征税、军事采购、物资运输相关的大规模交换发展了起来。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商人乌氏踝几乎垄断了整个国家的军马供应，他的地位不亚于掌管车驾的国家官员。这是一个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突出例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市场兴起的过程中中国与西欧国家并无明显的不同。在“面对面的市场交换”方面，中国在整个封建时代甚至都可以说是相当先进的。首先是“网点”的密集。战国时期的农村集市已为数不少，“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另据资料估算，战国时已有800——900个城镇；到了汉代，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全国当时分130个郡国，1587个县、道、国、邑，6622个乡，乡村一级都有定期集市，称为市邑，当时的市邑已数以万计。据估算，每方圆100里的范围内就平均有24个乡村集市。布罗代尔指出：“总之，互相联结的，皆受监督的定期集市所组成的网络布满了并活跃在中国大地”（注：参见，前引书，第21页。）。与乡村集市相平行的还有大量的工商业市镇。据统计，到宋代，全国共有1106县、1644镇，平均每县1.5个镇。这些市镇大部分都具有贸易功能，是综合性的农副手工业产品交易中心。著名的粮市有苏州枫桥、吴江平望、湖州南浔、山西静乐、湖北襄阳、四川新津；棉花和棉布市镇有嘉定新泾、太仓鹤王市、山东夏津等；丝绸市镇则有乌程南浔、吴江盛泽、湖州乌青、嘉兴濮院等。此外还有生产铁器的佛山镇、瓷都景德镇、盐都自贡镇等专业化市镇。其次是市场、店铺的种类繁多。以城市为例，延至唐代，“市坊”一直是城市内的一个专门区域。西汉首都长安有九市，唐代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东市内有220行。到了宋代，取消了市坊制，市场散布在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在东京城内，鱼行、果子行、金银铺、漆器什物铺、花果铺、饭店、酒楼、茶馆、羹店、药铺、马行等各种店铺、市场遍布城内。清代的北京有花市、果子市、粮市、古玩市、米市、羊市、猪市、肉市、油市、布市……数不胜数。再有就是交换商品的种类繁多，除了大宗的粮、盐、布帛、铁器和牲畜之外，市场上还出售人们所需的各种生活消费品。以“食”为例，到汉代时市场上已是“熟食遍列，肴施成市，作业堕怠，食必趣时”了，在大城市的市场上有烤小猪肉、韭菜炒鸡蛋、腌羊肉、豆浆、雁肉羹、热米饭等多种食品出售，其丰富程度远胜于西欧（布罗代尔的考察发现，阿拉伯国家的城市市场也具有上述特点）。除正式的店铺、市场以外，在城市内还有大量的所谓“引车卖浆”之流——即小摊贩。据统计，清末时期，仅天津摊贩就有一万多户，每户平均八口人，以此为生者就有八万人，甚为可观。与市场的繁荣相适应，出现了各种商人团体与组织，如商帮、商会，还有领受“牙帖”、专门充当中间商的“牙行”（注：以上资料均出自丁长青著《中国古代的市场与贸易》，商务印书馆，1997年。）。

中外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古代的“初级市场”是相当发达的。但在这一土壤之上，为何未能生长出类似于西方的复杂的商业制度、信用工具，进而引发商业革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布罗代尔的解释也许会给我们一个启示。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两种市场交换，第一种是“透明”的交换，发生在公开市场之上，我们所熟悉的市集、零售商，近距离贸易是其代表。在买主和卖主之间不时会有中间商出现，但一个中间商所能做的充其量也就是囤积居奇，或违反惯例去市镇外迎堵农民和小商人，贱买贵卖以获利（这正是中国历史上，作为中间人的“牙纪”所惯用的手段）。与此不同的是发生在私下市场，即布罗代尔所定义的“反向市场”上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交换。流动的商人、上门收购者径入生产者家中，向农民直接购买农产品，甚至预订剪毛之前的羊毛、还在地里生长着的小麦，一张便条签字就成了合同。这种“不透明”的交易斩断了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大批发商的出现。与小商人必须面对竞争不同，大批发商的目的是谋求垄断，小商人日益专业化，而大商人却日益淡化分工。他们经营的是“金钱”，而不再是某种商品。在这种“上层市场”（布罗代尔语）中，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易显得更为重要。希克斯指出，几乎所有的商业惯例都产生于商人之间的“内部市场”，大规模的信用展开也只可能发生在大商人之间（如担保、金融中介与保险）。大批发商为控制生产而采用的“先贷制”和“外放制”，其出发点本为谋求商业上的垄断，但一个未预料到的后果却是伴随市场扩展而来的分工、技术水平的提高。在商业边际利润递减的情况下，最终促成了包买商向工场主的转变。可见，没有上层市场，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

在中国是否存在上层市场呢？应该看到，在大宗商品的长程交易中，曾经出现过富甲天下的盐商、粮商，甚至是大有背景的官商（从汉代的东郭咸阳一直到清代的胡雪岩）。但他们从来就没有建立起控制生产的“反向市场”（除部分专卖品之外）。明清时期出现了包买商和外放分工制，出现了“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这可以看作是“上层市场”出现的表征，但为什么未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商业革命呢？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要研究的问题。

城邦、大陆文明与资本主义

顾准曾经指出：西方文明的一般特征是海上文明，而从“建城”开始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海上文明的显著特色（注：参见，顾准著《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页。）。希克斯认为，城邦制度是重商主义经济的第一阶段（注：希克斯（1969）《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0页。）。古希腊时期是西方第一个城邦阶段，虽然最早的城邦国家，如雅典和科林斯都不是专门的商业城市，但它们多数不能自给自足，而必须严重地依赖于对外交换。雅典要从各地大量输入粮食和木材，同时又大量输出酒类、鱼类，从而商业成为维持城邦生存的重要支柱。最早的商业惯例与制度渊源于城邦之间的交换（希腊商法正是罗马商法的前身）。城邦之间的竞争，城邦统治者对商业的支持，这些都是商业得以扩展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在第二个“城邦”阶段，即中世纪的独立城市时期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黄仁宇曾详尽地考察过威尼斯这个城市国家的例子。威尼斯的突出特点是商业资本垄断了政府功能，“提供资本的人操纵了工业的很多部门，而主要提供资本的人则是经商的贵族”（注：黄仁宇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第65页。）。这个城市发明复式簿记、组建“康门达”、监督造船工厂、发放高利贷、与十字军“合股”，以商法代替民法……以政治权力，挟私利之目的，推动商业扩张，是“上层市场”的典型。

在民族国家兴起之前的西欧，自由城市一直是这一“经济世界”的中心，14世纪80年代是威尼斯，1500年前后是安特卫普，1500－1560年是热那亚，17世纪是阿姆斯特丹。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只不过是“上层市场”发展的自然产物。黄仁宇指出，资本主义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技术”现象，其技术性格可归纳为以下三点：（注：参见，黄仁宇，前引书，第32页。）资金广泛的流通，剩余资本通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扩大得以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监视之域；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而企业活动范围得以超过本身力之能及。最后他画龙点睛地指出：“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制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反而言之，资本家的地位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我们看到，这正是城邦所发挥的作用。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将商业经济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商业对政权的逃避阶段，农奴逃亡和自由城市的出现是其特征；第二个阶段是对政权的渗透，货币租的出现是采邑解体，商业经济瓦解封建制的标志；第三个阶段则是政权与商业利益的结盟，诸多相互竞争的小国为筹措军费与财源，纷纷与大财团、大商人达成联盟，政府保护其有效产权，以交换财团的税收和贷款。国家代替城市和商人团体，以政治权力提供支持商业扩张的一系列制度工具，如民商法、衡平法庭、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中央银行等等，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成了市场的扩张。曾盛极一时的法国香槟集市，北海沿岸的汉萨同盟，还有热那亚的金融交易会，到了18世纪时其职能已完全为遍地开花的商场和证券交易所而代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家政权、下层市场和上层市场三者之间的“合辙”。布罗代尔指出：“当资本主义与国家趋同，当它即是国家之时，便是它的得胜之日”（注：参见，布罗代尔，前引书，第43页。），这才是西方的全部秘密。大商人之所以变成了资本家，只不过是因为到十七世纪时商业扩张已达到顶点（以殖民地的激烈争夺为标志），时代要求他们必须开辟新的财源。在这种压力下，有了商业革命所建立的金融市场，有了在“专利权”刺激下的科学与技术的结盟，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为特征的工业工场自然就成了“资本家”们新的金钱游戏所追逐的猎物，从而产业革命的兴起只是水到渠成的产物。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考察中国的现实了。中国是“大陆文明”的典型代表，大陆地理特征给政权割据造成了困难。从而，在从部族向王朝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很早就形成了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到了秦汉时期这种体制更是发展到了顶点，通过一个有效的文官官僚体系的建立，偌大的一个中国完全置于一个政治中心的指挥之下。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的财源却主要建立在结构简单，但数量庞大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他们在自给的同时，一方面要缴纳沉重的贡赋，另一方面还要担负兵役和徭役。从而整个国家的主要职能：行政，“公共产品”提供和国防，说到根本上都依赖于他们所提供的物力、人力。正因为如此，历代统治者深明“无农不稳”的道理，“重农抑商”是一贯之举，与农业生产无关的手工业多被视为“奇技淫巧”。初级市场上的交换多为消费品，商人被列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为士君子所不齿。官府对商人的管制多种多样，从周朝开始，市井就有严格范围，开市闭市都有明确时间；汉代对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还实行均输平准，盐铁专卖，限制大商人势力；汉初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马，宋代规定商人须着特殊服饰；秦代立“市籍”，派遣商人戍边服役，并累次规定“有市籍不得宦”；除此之外，周礼中就早已规定“有命士以上不入于市”，商人的地位处于社会底层。尽管随着市场的扩展与商人财富的积累，上述规定大部分都逐渐流于形式，但与西方不同的是，虽然到清朝已出现了象两淮盐商，山西票号这样的“财团”，但政权的财源却仍然建立在农业之上，上层市场的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基础一直得不到发展。私有产权得不到政权的保护，律例的解释、执行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虽然官员私下入股经商的屡见不鲜，但与民争利者居多，官民互惠者为少。缺乏政权的有力支持，民间的信用大多具“人格化”特点，从而信用的高级化和大规模化始终不能实现。虽有“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但最终也未能产生出一个证券交易所，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是“长优有序，尊卑有份”的秩序哲学。人情世故、礼法规矩是行为的准则，“金钱交易”所需要的“认钱不认人”的技术性格从来就为主流文化、宗族礼法所不齿。在这里，政权、下层市场、上层组织之间相互掣肘，终至市场只能在平面上扩展，在这种条件下长不出“资本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结语

“以史为鉴，可以正今”，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从来就不缺少市场经济的土壤，而中国自己的特点又决定了，我们所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必然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在我们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今天，缺少的是上层市场所赖以扩展的制度基础。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我国在过去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历程表明，对于“上层市场”的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强政府”是完全必要的（注：参见李晓著《东亚奇迹与“强政府”》，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市场经济要高级化，就必须实现政权、下层市场与上层组织三者之间的利益协调。而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由于“上层组织”缺失，而通过各种手段来人为地培植起这样一个阶层（例如韩国的大财阀，还有东南亚国家有政府背景的财团企业）。与西方国家的上层市场从下层市场中“自然发育”出来不同，这种“后天培植”的“上层组织”为了谋求垄断地位，很有可能与政权“合谋”，通过压制、挤占下层市场的手段来获利，而这最终必将阻滞经济的良性循环。我们看到，韩国的大财阀通过政治渠道获取了大量贷款以支持其盲目扩张，但最终既压制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又导致了自身的崩溃。再如印尼国内被苏哈托家族所控制的企业，还有俄罗斯在私有化进程中出现的金融利益集团，实际上都是这种共谋的产物。在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当中，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大陆文明的封闭特征提醒我们，也许对外开放、引入竞争的最重要作用并不在于填补资本缺口，而在于打破“共谋”方面的制度作用。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使我们认识到：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民间组织培育与传统文化改造，这几对关系能否处理得当，将直接关系到我们未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