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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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与计量模型

本文以2001年即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颁布的与知识产权相关政策为研究对象，从各政府部门网站的法律法规数据库收集到国家及各部委颁布的相关政策79项，并其进行精读，从颁布时间、机构、机构属性、核心理念、政策目标、政策措施等方面进行分类整理，建立知识产权政策数据库。数据库中包含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科技部、商务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20多个机构独立或者参与颁布的知识产权政策，其中包括5项法律、24项办法、17项规定、11项条例、10条项通知以及少量细则和意见。为更好评估我国知识产权政策及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从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三个方面对政策内容进行细分，并建立量化标准。政策力度表示政策所代表的权重。本文研究的知识产权政策是国家部级及以上机构所的政策，不包括省级以下机构的政策。所收集的政策涉及20多个部门以及8种政策类别。因此，政策力度根据政策的颁布机构及政策的类别进行赋值，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赋值为最高分，各种通知赋值为最低分。产权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产权安排、产权关系和产权保护［9］。通过系统研读和分析2001年以来我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将知识产权政策目标的赋值标准确定为权利界定、行为调节、利益平衡和侵权惩戒。权利界定要求技术创新者将自己的知识产品公布出来，而社会则承认产权人在一定时间内独占利用其知识产品的权利;行为调节是指其他人想要利用产权人的创新成果，必须征得产权人的同意并且支付相应的费用;利益平衡是指调节知识产权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得各种利益关系之间保持平衡;侵权惩戒是指对侵犯产权人的一切假冒、仿制和剽窃的民事侵权、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对知识产权政策措施的赋值则从行政措施、法治措施、财政措施、人才措施四个方面展开。行政措施主要从政府态度、审批权限、政务程序、服务与引导体系、监管制度等角度量化;行为调节从政策对侵权惩罚的力度和深度进行赋值;财税措施主要是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措施，按照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力度、顺序和范围量化;人才措施根据政策在人才和知识认同、社会福利和保障等方面的深入程度进行量化。技术创新绩效评价是人们把握这种创造性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系统总结创新经验的主要手段。一些研究采用单一的指标测量技术创新绩效，如Arundel和Kabla［10］、Fleming和Sorenson［11］等研究，最多采用的指标是新产品数、新产品产值占销售额的比重以及专利数［12］。由于本研究是考察国家层面的创新绩效，结合我国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绩效创新的产出指标来衡量技术创新绩效，包括技术创新绩效的经济效益指标、新产品销售率以及知识累积指标专利授权量作为我国技术创新绩效的测量指标。在进行正式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对量化后得到的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在进行计量模型分析时，每一年只能对应一组数据，形成时间序列数据，所以得到每项政策的得分后，首先要积累每一年的相关政策得分，计算出2001年以来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等指标的年度指标数据。TPGi=∑Nj=1PGJ*PJ其中i表示年份，范围从2001年到2010年，N表示i年颁布的政策数量，j表示i年颁布的第j项政策，范围从1到N，PGj表示第j项政策的各项政策目标、政策措施的得分，Pj表示第j项政策的政策力度，当计算i年政策力度时，PGj=1。因此，TPGi表示i年政策的整体力度、目标和措施。一项政策只要没有被废除，就会一直对其后的技术创新主体产生影响。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当年颁布的知识产权政策，而是截止到某个时点仍然在发挥作用的知识产权政策的累积。因此需要对某一时点的政策值进行累加。NTPGi=TPGi－1+TPGi按照上式计算i年知识产权政策的各项指标，包括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在计算时，当某年某项政策被废止了，或者被替代了，需要对政策值进行调整。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将资本和劳动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剩余的部分被索洛解释为技术进步。事实上，剩余的部分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实际总产品与实际要素成本之比。陈昌柏［13］认为知识产权要素是可以被用来解释全要素形成的大部分原因。因此可以将知识产权要素加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下列计量模型，深入研究知识产权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计量分析模型如(1)—(4)所示，相关变量含义如表1所示。lnTP=α+β1lnK+β2lnL+β3lnN(1)lnTP=α+β1lnK+β2lnL+β3lnP(2)lnTP=α+β1lnK+β2lnL+β3lnPDD+β4lnPDR+β5lnPDE+β6lnPDP(3)lnTP=α+β1lnK+β2lnL+β3lnMB+β4lnML+β5lnMF+β6lnMH(4)TP代表RNP和PT两个技术创新绩效指标，模型(1)—(4)分别用于分析知识产权存量、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知识产权政策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部分采用实证分析进一步了解我国知识产权政策对我国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由于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在对数据进行建模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个序列均为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可以对数据进行建模而不会出现伪回归。我国知识产权政策数量和力度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计量回归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方程均经过处理通过了检验，而且每个回归方程对应的R2均在0．9以上，说明知识产权政策数量和政策力度对技术创新绩效的解释力很强。表2显示，知识产权政策颁布的数量对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表3显示，知识产权政策力度对技术创新绩效也有显著影响，但是政策力度的增加会造成专利授权总量的减少，这是由于知识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即知识产权制度必须符合经济发展的水平，否则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我国目前创新能力不高，但是具有极强的模仿和适应能力，拥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加工能力较强，适宜的知识产权制度会带来积极作用，否则有可能对技术创新产生消极影响。表4显示出知识产权政策的不同目标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权利界定对技术创新绩效的两个指标都带来显著的正的贡献。知识产权政策强调权利界定目标即激励知识产权的申请和保护，在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发展阶段，这是最主要的任务。激励知识产权的申请促使专利申请受理量和专利授权量的增加，而知识产权的授权要求公开技术信息作为赋予申请人对知识产品的专有权的条件，这方便了公众对信息的获取，避免了重复研究，使得大量改进发明的不断涌现，这也是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一个重要刺激因素。侵权惩戒给技术创新绩效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造成新产品销售率和专利授权总量的降低，这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水平相对较低，创新能力不高，主要是模仿创新，并不需要过强的保护，但是加入WTO后，作为一种强制性执行规则，中国必须与所有的WTO成员一起遵守TRIPS协定规定的最低保护标准，这导致我国无法充分享受知识产权政策的积极作用，过强的侵权惩戒反而限制了模仿创新及其基础上的知识产权申请并获取授权。行为调节对技术创新绩效带来正的贡献，但是影响并不显著，知识产权制度的确立就是使拥有人对其拥有的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具有更大的法律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增加了产品贸易和技术许可的活跃度，其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流通市场并不健全。我国现有知识产权流通市场的行政化和计划性色彩，使得知识产权流通市场机制具有滞后性。市场中的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知识产权信用担保机制不完善，金融合作平台单一等等，都造成了行为调节目标无法对技术创新发挥真正的作用。利益平衡能够对新产品产出比率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却造成新产品产出率的下降，这是由于利益平衡主要为了平衡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将知识产权人的知识产权强制运用于造福整个社会的公众事务上。这是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机制的体现。法治措施和人才措施都给专利授权总量带来显著的负影响，造成专利授权总量的降低，但对新产品产出比率的影响不大。这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应该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往往会降低技术信息的获取机会，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的国家，强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知识产品的传播和扩散。人才措施的负影响可能是由于在知识管理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过于频繁的人才流动会影响技术创新的正常进行。行政措施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它的增强会使新产品产出比率和专利授权总量都得到提高。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执法体系存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司法和行政“两条途径、协调运作”，存在着行政执法与管理机构较多、体制分散、政出多门、协调不足等情况，这严重影响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效率和效果。

主要结论

本研究利用政策计量方法对我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赋值量化，并通过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稍加改进以包含知识产权要素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政策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1)中国加入WTO以来知识产权政策整体力度对技术创新绩效存在显著影响，政策力度对新产品销售率有显著正影响，对专利授权量有显著负影响，这可能与我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有关。(2)知识产权政策各目标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同，未达到理想效果。目前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权利界定和侵权惩戒，即一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主要目标都是鼓励知识产权的申请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权利界定目标显著促进我国技术创新绩效的提高，但是侵权惩戒却显著限制了技术创新的绩效，行为调节虽然对技术创新的贡献相对较小，但是采取切实的措施，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流通市场能够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3)中国知识产权政策措施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仍存在很大的问题。至少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最主要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仍然是行政措施，尽管也能对技术创新绩效形成正的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很小，而能够对企业形成直接影响且确实能够对技术创新绩效形成影响的财税措施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法治措施对技术创新绩效的负影响显示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可能并不适合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总的来说，从研究中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政策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可否认，但是计量结果也表明知识产权政策对我国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一些消极的影响已经显现。我国拥有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贸易和FDI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这种积极的影响会部分地被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知识传播和模仿的阻碍所抵消。基于本文研究结论，结合我国目前技术创新水平不高且地区发展不均衡的事实，以及TRIPS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正面增长效应，国家应当运用适当的辅助政策予以支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政策，继续维持立法的权威性。尤其是掌握好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和平衡政策的各个目标，加强能够对技术创新主体起到直接激励作用的政策措施，调整各个政策措施的强度，协调各项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

本文作者：盛亚孔莎莎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