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与经济发展关联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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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公正、高效的司法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世界银行在1997年的报告中就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具有稳定的政府、可预知的法律变动方式、有保障的产权以及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就会比缺乏这些制度的国家取得更大的投资和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与发展理论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到现在仍然具有影响。世界银行针对发展中国

的援助项目，不管是研究项目，还是实际建设的项目，大致都在法律与发展这个框架下进行的。浏览世界银行的网站就会发现，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法律问题，“法律和发展”（lawanddevelopment）至今仍然是不少学者经常关注的一栏。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世界银行提出的经济发展公式中的各种变量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有学者分析中国模式的成功，特别是在中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在并未完善的法治社会框架中却创造了经济的极大腾飞，这从侧否定了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普世性。中国是否真的作为一个特例存在于国家经济发展的众多模式中，在理论上，中国司法制度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这方面研究的缺乏使得很难解答法律与经济发展理论中的这种“中国之谜”。正式的裁判机构对于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最早源自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断，从这位最富影响的经典社会理论家入手来讨论。马克斯·韦伯认为：“法制可以为长期投资和交易提供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因此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起关键作用。”这一现代化理论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的发展政策。该理论认为，发展的过程蕴含着一种对传统制度与文化的摆脱,这种理论也直接成为了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的理论基础。

但在中国的现实面前，这个论断却遇到了难题：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经济迅猛发展，但另一方面，在初期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已经存在中立而有效的裁判机构，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法律和法制正在变得完善，正朝着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中已经出现的经济发展和成熟法制共生的方向前进。怎样解释这样一种结果？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先期的法治不完善究其原因是因为即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相对较低的阶段，但中国的文化、宗教和族群中的规范等替代机制的存在，使得法制的重要性还表现不出来。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因缺乏正式的裁判机制而受到阻碍，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真正地证明有效的法制和法院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而只是对经济尚未全面发展时期的情况提出一种替代解释。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国的改革情况是对马克斯·韦伯论断的一种纠偏，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法制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根本无法证明正式的法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如果两者有任何关联的话，也是经济的成功促成了法律和法制的发展，即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造成了对法制的需求，而国家机构则应时生成法制供给，但这些观点也缺乏经验与实证方面的证实。

中国司法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究竟何为前提亦或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否高效、公平？这都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本文将围绕着司法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的主题着重分析，利用历年《中国法律年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这些数据将涉及到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机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各类案件数量的变化，上诉率与结案率的变化，我国的仲裁情况概述与经济审判庭在中国存在理论与现实基础等方面，得出我国司法制度现状的一个一般性结论以及司法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契合之处。

二、司法效率与经济发展

效率就是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多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成果，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是效率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活动同样可以有效率追求与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

一个国家司法效率的高低，可以反映出该国司法制度在实现民主途径中的科学化程度或进步性程度。司法效率就是通过司法过程的经济合理性寻找最佳的方式，以最少的人、财、物和时间投入达到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正义、自由和秩序的需求进而实现司法目的。

（一）司法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

司法效率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具有一定的时空性，是近年来中国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司法效率顾名思义是指人民法院在司法工作中的投入与产出比。

投入是作为司法机关和有关当事人在司法活动中的人力、财力及时间、精力、名誉、声誉等耗费和损失的总称。对人民法院来说，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要投入本已紧张和有限的审判资源，而且不可忽视的是，在一般情况下，生效判决能否得到执行也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在我国执行难已经是司法活动中的症结，有效的判决得到及时执行是司法效率的重要评价指标，因此将人民法院在案件执行中的成本计算在内的话，人法院的成本投入是相当高的。

司法效率高低这个指标的实现主体还有从事社会法律服务的律师、公证员等，同样也进行了一定的投入；对有关当事人来讲，在具体的司法诉讼中一般情况下都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进行法服务的必要，聘请律师的费用对于当事人而言应是一笔较大的投入。对于公安、检察机关而言，在案件庭审之前要进行侦查、批捕，甚至采取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在具体司法诉讼中还要出庭支持公诉，公安、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活动对于警力非常紧张的两机关而言，也是不小的投入。概括来讲，对于任何一起具体司法活动和诉讼，单就司法机关和各有关当事人的投入而言如上所述就是不菲的投入，那么所有这些投入相对应的产出就是法院在案件审理之后的判决，也就是司法活动及诉讼最终的结果。司法效率中还涉及到有关时间及审限的因素。

在我国司法制度中对于诉讼中有关的时限问题，在诉讼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具体案件而言，在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如果能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限来进行诉讼，就应认为是符合了诉讼效率的基本要求。在时间效率因素方面，造成效率低下的重要方面是有关案件因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再审和重审问题。

案件的判决得不到有关当事人及检察机关的认同，依照我国法律，有关当事人可以上诉、抗诉，从而引起二审程序。一旦进入二审程序，司法机关及有关当事人的投入又要继续增加，在此条件下，司法效率已经在无形中大打折扣。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于已经生效的判决，有关当事人及司法机关仍然可以提出重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司法效率可言，而且司法权威与公正也受到挑战。

（二）司法效率与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研究司法效率要以法院为视角，简单而言，法院的发展及表现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分析。从需求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活动越频繁，有关合同和财产权利的纠纷越多，对第三方纠纷解决机构的需求越大，对法院的需求也越大。因而，法院潜在的作用也越大。从供给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的财力越强，对法院的投入才会越多，法院的办案条件才会越好，法院才能吸引优秀的人才，办案的质量才会越高，法院的执行效果才会越好。司法效率水平高低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说作用机制的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一般来讲，我国近年来司法效率高低标准很大程度显现在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含经济纠纷案件)，又很大程度现在民事案件的审结率，另外，之所以用民事案件来做中国30多年来诉讼案件数量变化的依据，是因为民事案件向来占诉讼案件中的较大比例。如1987年全国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收案数是1875229件，其中民事一审案件收案数就有1213219件，经济纠纷案件有366110件，民事件数占全部案件数的65%，民事案件加上经济纠纷案件占全部案件的84%，因此，优先选用民事一审案件收案数和结案数比较能恰当地显示出司法效率的相应指标。30多年来，我国民事案件收案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与一审民事案件审结数几乎契合在一起，且审结率集中在98%到101%之间小幅振荡，从这点可以表明我国的司法效率初步指标能够达到现代国家的一般标准。

新古典增长理论曾预测，由于技术进步和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递减，贫穷国家将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并不看好我国，他们认为我国制度存在缺陷，包括缺乏法治、有保障的产权和制约执行机构的任意性的政治体制。这种思想的渊源来自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North）,他认为，可执行的产权和公平竞争规则在削弱国家剥夺能力的同时，可以确保私人企业家和大多数有效率的企业获得收益。所以，我国的经济被认为并不会高速增长，进而经济纠纷的数量也并不会持续增长。但事实上，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纠纷数量在不断增长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机构改革以前，经济纠纷作为一项独立的案件其数据一直被统计，且经济纠纷的收案数和结案数也被翔实地统计着。经济纠纷结案率走势与民事案件结案率走势大体相同，这是一种必然。从案件分类的角度看，近20年的经济纠纷案件在现在看来大部分都是属于民事案件范畴，所以，根据事物的相似性原理，在既有的社会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两者的数据走势应是相近的，经济纠纷案件的结案率相当高，从这点可以分析出，司法效率在经济纠纷中仍然体现较高的数据，足见我国司法系统在涉经济纠纷方面仍然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解决的，这从侧面也解释了中国法院在法庭和人员配备上都倾向于民事法庭和民事法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曲线开始急速攀升，而且中国以9.6%的年平均增长率保持了30年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30万亿元，在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2010年中国GDP的增长率为10.4%，我国经济总量现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这个现象和我们的诉讼水平是否正相关，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有学者认为“，诉讼率指标的水平和变化作为一项指标反映的是多种因素相互交互作用的合力。如果我们不能区分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比例，如何解释数据的意义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在过去30多年经济增长中，不断冲击着国内与国外主流经济学家的知识储备与演绎理论。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崩溃论”甚嚣尘上，但这也不妨碍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曾经看轻中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早在10多年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就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即将结束，认为东欧、俄罗斯巨变后中国经济也即将崩溃，中国的粮食问题会引发“中国向世界输出饥荒”；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人民币是否会贬值引起了很大的争论；2002年左右，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不信任；2003年后，是对中国是否会出现经济过热的争论。

这些西方质疑者出自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其中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与中国的转型市场经济是不具有相同的作用机制与原理的，中国的经济规律必须运用于中国的制度变化和环境。经济高速增长须有特殊的增长条件、因素、路径、动力等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设计的华盛顿共识，只要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市场价格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就能够自动实现增长。按照这套理论设计出来的休克疗法对俄罗斯等国造成“转型衰退”就是对这个理论不适应以中国为代表的经济体的最好例证。中国在产权不够明晰、市场发育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增长超出了经济学的已有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这在经济学上仍然是要经济学者不断探索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应该而且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任何经济主体（包括企业、个人）既受法律保护，又受法律的制约。没有统一、健全、具有一定力度的法律体系作保障，经济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无序状态。与经济相关的法律制度对于经济活动会有影响，可能直接的影响不够明显，但间接的影响却不可小视。自1997年中国提出依法治国方略，中国各行业各阶层都在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改革。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应当首先受到重视。中国共产党通过宪法取得了执政和民主政府组建的合法性基础，宪法又规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模式与分配方式等等与经济有关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作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在规范市场主体方面，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在市场交易规则方面，制定了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招标投标法；金融保险方面，制定了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在知识产权方面，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进行修正；在对外融资方面，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海商法和对外贸易法等等。毋庸置疑，公正司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很多渠道表明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近年来社会、经济关系也日趋复杂。中国法院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应改革，中国法院由过去单纯的惩罚犯罪，变为主要调解民事、经济关系，司法活动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法院的司法任务就是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管理、化解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作用。如上所述，中国法院在刑事、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不断增加的社会背景下，审理了大量案件，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诉讼案件总体呈快速增长趋势。一是增长的倍数，如果以1978年人民法院一审受理案件数到2006年和这期间的最高数值即1999年的诉讼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增长了12.71倍；二是在近30年的历程中，人民法院一审受理案件的年增长率达到9.14%。其次，收案数的增长并不是线性的。其中有很多波动，尽管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是有时增长得快，有时增长得慢；有时正增长，有时负增长；1997年以来直到现在，收案数增长变缓，甚至在2000年以后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究竟该如何解释我国诉讼案件的急剧变化？可以说这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

从占总数较大比重的民事案件来看，近30年来中国民事审判由婚姻、家庭、侵权纠纷拓展到经济合同、房地产、知识产权、企业改制、破产、劳动争议、金融证券以及涉外海商等经济文化生产的各个领域。2008年，传统民事纠纷只占全部民商事案件的22.98%。足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诉讼案件种类在总数中的增长不同，与现代化有关的民事案件呈现出“诉讼爆炸”的趋势，但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世贸组织规则中关于非歧视、透明度和法制统一等原则，清理了司法解释1200多件，使得中国司法机构的公开、平等和中立等绩效指标得以加强，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方保护主义。从这些方面分析，可以得出司法效率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司法公正与经济发展

司法活动通常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而司法公正在法制社会甚至在社会文明进步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司法公正有其一定的衡量标准，这些标准不仅具有真理的普世性，又具有国情的各项特征。司法公正实现的最大关键点就在于法律的价值被司法机关准确地在裁判活动中加以贯彻和体现。

（一）司法公正与目的价值

司法公正一般认为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如果我们将在尽可能重现原有事件基础上的裁判结果认为是实体公正的话，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实现实体公正，必然要提出程序公正。因为只有程序公正实体才可能公正，否则，司法公正与实体公正无法实现。也正如日本学者谷口平安所说：“程序正义的观念即便不是赋予审判正当性的唯一根据，也应被认为是其重要根据之一。如果不存在衡量结果是否合乎正义的外在标准，只能依靠程序本身来决定结果的正当性。”程序公正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诉讼直至最后作出司法裁判。司法的最终功能就是定纷止争，维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司法裁判一经形成，就是最高权威，一般不可变更，这并不是因为正确的判决是由法院作出的，而是因为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一个案件裁判的是否实现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在中国的语境体现下就是审判监督的案件的存在，又名再审案件。

近20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审判监督案件的收案数呈现出“L”的趋势，以2004年为例，收案、结案总数同比下降，共受理再审案件50500件，审结49394件，同比下降2.16%和6.8%，其中刑事案件下降5.17%，民事案件下降2.05%，行政案件上升0.93%；未结案10612件，上升11.46%。生效裁判正确率达99.59%，该年度经审判监督再审改判和发回重审案件占当年生效裁判的0.41%。

（二）司法公正为经济增长提供保障

通常认为公正有力的司法制度和外资是中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中国自1978年以来在法律制度薄弱的情况下所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很多人提出了中国在不健全的法制体系甚至不健全的司法体系下获得高速增长，是不是这种原则的例外，中国如何在明显缺乏法治和未明晰的产权制度下，能使外国投资竟然大胆进入，是中国法制环境并未如西方预料的那样糟糕，还是海外投资者对于中国巨大市场潜力所吸引以致作出的不够理性的投资行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法制环境是很不好的，百废待兴。1978年时，中国连界定市场体制的基本法律合同法、公司法、知识产权法、证券法、银行法都没有，或者至少没有一部满足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商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但反映的是计划经济的需要。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些早期的法律不是被废除，便是被修订。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外国投资者的确因缺乏可运作的法律体系、管理外国投资的法律含混又不完备和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遭遇困境。1978年到1991年，对华的外国投资额相当小。资大规模进入中国是在1992年。尽管法律体系在1992年远未完善，但中国在为投资者提供一种至少某种程度的可预期性框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司法机关审判的公正性保障之路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方面，中国的人民法院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下通常会遵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裁判；另一方面，人民法院虽然有时在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地区存在独立性的缺失，但地方政府对于外资的依赖决定了对于外资的倾向性保护，所以在被地方政府影响的法院中，一般对于涉外资的审判活动多数会慎重对待，司法腐败等现象在此种案件中极少存在。司法公正在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大的。最高法院从主张“法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到“三个至上”、“司法能动”模式改革，历届最高审判机关都非常注重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公正性，这些主题都把人民对司法的感受放在首位，而且注重保护人民的正当利益，人民法院确实做到了“为促进经济发展、维护人民权益提供司法

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