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区域经济差异及条件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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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区经济差距的描述和分解

对地区经济差距进行描述和分解是2004年之前研究文献的主要工作之一，尽管使用的指标和分解方法有差异，但对于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描述和分解是分歧最少的，大部分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呈现短暂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持续扩大的“U”字型的变化过程。所争论的只是确切的“U”字型的谷底年份和不平等指数的大小，大部分研究认为是在1984年左右，也有20世纪80年代末，依测度方法和数据使用的差异而略有不同（张吉鹏、吴桂英，2004）。

2004年之后的研究文献大多认为1990年是拐点（石磊、高帆，2006；许召元、李善同，2006；刘夏明等，2004；管卫华等，2006）。仍然以基尼系数为指标，石磊、高帆（2006）实证讨论了我国31个省份1978-2004年地区经济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性原因。他们认为以1990年为拐点，地区经济差距有一个先缩减、后增加的“U”型变化轨迹，1978-1990年的差距缩小主要源于东部高收入地区的内部收敛，而1990-2004年的差距扩张主要源于中部中等收入地区和东部高收入地区的省际发散。许召元、李善同（2006）认为，1990是1978-2004年期间地区经济差距由缩小到逐渐扩大的拐点，但自2000年起，扩大的速度有所减慢，2004年出现差距缩小的现象，地区间条件收敛的速度为17.6%。黄涛等（2006）主要的经验研究结论有两个：一是东中西部的人均GDP分布差异占到了全部省市分布差异的70%以上，在1996年以后更稳定在80%左右；二是利用人均GDP指数和基尼系数将全国各省市划分为四个区域：“均衡领先型”、“不均衡领先型”、“均衡落后型”、“不均衡落后型”。这种区域的划分对于一个省市考虑发展道路时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2004年之前的研究，还是最新的研究进展，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已经取得了基本共识。

收敛假说检验的新进展

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基于三种思路：新古典理论、新增长理论和新古典与新增长相结合的理论。国内文献对于我国地区间增长收敛的研究大多基于新古典收敛理论，在Barro方程法或MRW框架下，通过实证分析检验我国地区经济增长是否条件收敛或俱乐部收敛，或对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机制进行考察。

2004年以来，基于这些框架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董先安（2004）认为1978年至1984年间，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20世纪90年代以来存在俱乐部收敛，地区间条件收敛的速度为9.8%。彭国华（2005a）认为全国范围内没有绝对收敛，只有条件收敛，省际收入条件收敛的速度为7.8%。三大地区中只有东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随后，彭国华（2006）利用最大主成分分析法检验地区增长收敛的强弱，认为1978年以来，东部地区的收敛性变强，而全国范围以及中、西部地区的收敛性变弱。赵伟、马瑞永（2005）认为，总体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在1978-1989年间表现出了显著的收敛性，1989-2002年间表现出了发散性，1978-2002年间总体上又存在一定的收敛性。许召元、李善同（2006）认为1990年以来我国的地区经济增长（以不变价人均GDP增长速度表示）存在显著的条件收敛性，收敛速度约为每年的17.6%，尽管采用数据的时期不同，这个结论和SlyvieDemurger（2001）、FangCai等（2002）、林毅夫等（2003）和彭国华（2005a）的研究类似，收敛速度的大小与SlyvieDemurger和林毅夫的结论类似。

不同的结论包括：徐现祥、李郇（2004）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城市增长存在绝对收敛，并且沿海与内地城市间差距不大，也未呈现差异扩大的趋势。石磊、高帆（2006）认为1978-2004年的时段内，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滕建州和梁琪（2006）发现我国东部地区随机收敛于其补偿差异均衡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随机发散。彭国华（2005b）从部门的角度进行了分解，发现部门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省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99%，部门间劳动力份额变化的贡献只有1%，从部门总效应来看，工业和其他第三产业对省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达75%。分析表明，我国省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发散，发散的87%来源于工业和其他第三产业。但是部门之间显示出了很强的异质性，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业和其他第三产业是微弱发散的，而批零贸易餐饮业则显示出了微弱的收敛趋势。但朱发仓、苏为华（2006）利用1985-2003年6大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除中部的工业外，其余各行业在3大地区都存在收敛性，其原因是各个地区利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结果。

有别于以上的静态分析，张茹（2008）从动态视角验证了地区间经济收敛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结论显示，1978-1990年，地区绝对收敛趋势显著，西部和内陆地区的收敛速度快于东部和沿海地区。而在1990-2005年，地区经济增长趋于发散，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发散速度大于中西部和内陆地区。通过控制一系列结构变量（投资效率、人力资本、技术水平、政府作用、所有制结构），地区间存在条件收敛，收敛速度大约为每年的2.2%。并且东、中、西部地区内部以及沿海、内陆地区内部均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

条件收敛现象虽然承认了经济体可以收敛到不同的稳定状态，但无法解释许多期初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和经济结构特征相似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路径大相径庭的现象（CarterandBarrett，2006）。同时，一旦经济增长过程表现出非线性特征，基于线性模型的设定偏误，条件收敛所得到的估计结果是不稳键的（Jean-Claude，2005）。这使得多重均衡理论越来越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彭方平等（2007）应用动态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多重均衡现象。当人均收入低于1007元时，经济处于低水平陷阱。一旦突破低收入门槛，在同一的收入状态里省区经济增长率趋向收敛；较高收入状态的省区收入收敛速度快于较低收入状态的省区。

对于收敛假说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在转型我国的适用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新古典增长模型所依赖的规模报酬不变和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在我国各省区是否成立？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假定了资本存量的增加快于劳动力的增长。但这一前提条件在我国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呢？沈坤荣、唐文健（2006）认为处于转型中的二元经济，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会使新古典收敛机制失去作用（劳动力增长可能会快于资本增长，资本边际收益不一定是递减的）。这意味着索洛收敛机制在我国并不存在（刘强，2001），但是由于转型经济所存在的政府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使经济具有制度上的收敛机制。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经济将像新古典理论预言的那样直接收敛；相反，如果存在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经济收敛有可能出现先发散后收敛的趋势，呈现出倒U型动态特征。对我国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小，政府配置资源的收敛效应较大，我国经济增长处于第一种收敛趋势之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转型速度的加快和劳动力转移规模的加大，经济增长是发散的。但是，依据工资产值，1998年可能是经济增长由发散转向收敛的“拐点”。

吴玉鸣和徐建华（2004）运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和时空数据（PanelData）模型发现，我国省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在地理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经济增长因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导致了迥然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但是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性明显增强，并不意味着地区经济增长是发散的，林光平等（2005）采用空间经济计量方法，分别采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空间权重矩阵对各省市间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1978年以来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存在收敛的趋势，但收敛的速度越来越慢。吴玉鸣（2006）利用空间误差模型也证明考虑空间自相关的影响后，我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收敛趋势。张晓旭、冯宗宪（2008）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人均收入空间分布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迅速提高引起的，这表明正的空间自相关以及空间异质性是存在的，而且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和地理位置对于地区人均收入增长的作用随时间加强；在考虑了空间自相关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地区增长存在收敛的趋势。

对已有文献的述评和思考

尽管在数据和计量方法上还存在着差异，但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描述和分解都同意呈“U”型的变化趋势，地区之间的差距构成了当前我国经济差距的主要来源。绝大部分的研究都认为在控制了一些变量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着条件收敛。对于收敛的实证检验都注意到了我国经济增长中阶段性和区域性，大多数的研究仍然依据的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使用的静态数据和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了新古典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在研究中使用面板数据、动态数据，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等新的方法，这些新方法的使用，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有益的补充，而且也到了一些更为具体和深化的研究结果。针对已有的研究，笔者作出以下思考：

第一，新古典经济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所要求的前提条件在转型中的中国并不满足，因此在使用这一模型以及对模型的解释时应当相当谨慎。

第二，计量方法和数据的问题。经验检验的结论受到数据和所采用的检验方法两个因素的影响，所以，研究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应该依赖更高质量的数据和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