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实例探析论文

导语：制度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实例探析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经济增长水平不断提升，但区域经济却呈现出非均衡式发展，地区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分别是西部地区的1.86倍和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8年则分别扩大到2.60倍和2.14倍。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50.31%、29.06%和20.63%变为2008年的61.84%、25.22%和12.93%，说明东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在不断增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在逐渐减弱。适度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优势互补的结果，但不平衡若达到一定的限度，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了。因此，分析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寻找平衡发展的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已有研究多是从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角度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而对制度因素的分析存在不足。事实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不仅与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关，而且与制度差异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能否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在保持东部地区增长的同时，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更快发展，以减少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冲击？这些都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文献综述

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基本停留在技术知识、劳动和资本的层面上，即使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制度与个人偏好也是作为外生因素来处理。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因素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从而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

许多学者就制度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进行了研究。Grei（f1994）通过回顾地中海地区论文马格里和热那亚的海外贸易历史，分析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Scully（1988）利用115个国家1960~1980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政治开放、法律健全、具有明晰产权以及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为2.73%，而制度因素较差国家的增长率仅为0.91%。张光南和李军（2008）利用英属和葡萄牙属殖民地41个国家1970~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制度和最优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了制度质量影响政府支出的产出效应和政府规模，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差异。

对于制度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林毅夫（1994）指出，制度变革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刘元春（2003）的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制度变革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步入递减区域，简单的“非国有化”有弱化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杨友才（2008）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第四个基本要素命题出发，将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使经济中存在正的均衡点，能够提高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从而可以解释后发优势现象；而不好的制度会使经济系统无法肯定地得到正的均衡点，导致人均产出增长率和总体经济增长率出现负增长，从而可以解释富裕国家变穷的现象。

对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制度层面进行的研究并不多。高萍和孙群力（2006）认为，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是非均质的，在渐进式制度变迁方式下，不仅存在制度转型进程的区际差异，而且存在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区际差异。陆铭和陈钊（2006）利用地区间面板数据分析了商品市场分割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实证方面证明了地方保护对地区增长的作用。

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中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2~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差异，以期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三、变量选择与模型建立

（一）制度变量选择与基本假设

1．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govin）。一般而言，在市场机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越有利于经济发展。DeLong和Shleife（r1993）指出，一国政府的权力越有限，经济活动者所遵守的规则越透明，就越能促进经济发展。但他们认为，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这种完全市场经济下的假设可能并不适合于中国。此外，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晋升动机，为了搞好政绩，迫切想要采取政府干预手段，以确保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借鉴靳涛（2007）等的处理方法，本文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其数值越大，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1。

H1：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

2．产权制度（gpra和pa）。North（1994）指出，能够提供适当个人激励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产权制度决定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和努力程度。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的缓慢增长与产权制度不明确有很大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鉴于国有经济的强大地位，产权改革是从非国有经济这种体制外的方式进行的，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既代表了产权制度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改革进程。高萍和孙群力（2006）认为，产权制度的变迁集中表现为产权结构由国有经济为主向多种所有制结构转变，私有产权的引进，也释放出大量的经济增长潜力，隐含着经济增长效应。借鉴李富强等（2008）的方法，本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近似地表示产权制度的变迁，该指标数值越小，说明私有产权制度越健全。

除产权私有化外，产权保护程度也是有效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的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不显著。刘勇等（2008）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本文用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批准数表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该指标也代表了一个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其数值越大，说明产权保护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21、H22。H21：私有产权越发达，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H22：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3．市场化程度（mar）。市场化程度反映了一国经济受市场调节的程度，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重要指标。汪锋等（2005）认为，以市场化进程为标志的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大推动力。毫无疑问，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市场化不断推进的结果，研究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无法回避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对于市场化程度的度量方法有很多，而且不统一。罗幼喜等（2005）指出，政府税收和财政支出是政府用非市场方式支配资源的主要渠道，财政收入比重越低，市场能够直接支配的程度就越高，所以其可以用GDP减当年国家财政收入后占当年GDP的份额来表示。本文拟采用该指标近似地表示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其数值越大，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3。H3：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4．教育和科研制度（kj）。国家的总体教育制度虽然并无差别，但各省的实际教育投入差别很大，由此造成教育制度在实际执行上的地区差异很大。除教育投入之外，各地的科研投入也不一样。教育与科研制度不同，它直接影响地区人力资源的质量。依照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本文拟从教育和科研投入方面考察不同的教育和科研制度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该指标用各地教育和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表示，其数值越大，说明教育和科研制度越健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4。

H4：教育和科研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5．对外开放度（op）。市场开放度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依赖外部市场的程度。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的研究表明，出口开放度显著地影响了1970~2000年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Kanbur和Zhang（2005）也指出，中国沿海省区除了在国际贸易上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外，对外开放程度也是导致改革开放后沿海与内地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本文用出口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各地区经济开放度，其数值越大，说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5。

H5：对外开放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6．工业化水平（indu）。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起点不一致，工业化水平发展也极不平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地经济的发展。高萍和孙群力（2008）从工业化水平的不同方面，考察了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拟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其数值越大，说明工业化水平越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基本假设H6。H6：工业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人均GDP（Y）作为被解释变量，借鉴Rodrik（2002）、涂红（2006）的方法，在回归方程中省去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因素，直接利用制度因素建立如下基本经济增长模型：LYit=a+B1govinit+B2Lpait+B3gprait+B4marit+B5kjit+B6openit+B7induit+uit

其中，a是各个地区的固定效应，u是用于解释模型中变量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的随机干扰项，B是各变量的系数，下标i表示相应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t表示相应的年份。本文的增长模型没有包括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源于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固然重要，但其作用是在相关制度环境下发挥出来的。本文的一些制度变量已经隐含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于该假设是否成立，本文将利用检验结果的拟合度予以说明。在模型中，除了百分比数据不采用对数外，其他数据均采用对数形式，回归系数分别为半弹性和弹性系数。

在样本选择中，由于重庆市和四川省1995之前的数据不易分割，我们在进行全样本分析时剔除了这些数据。西藏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严重，也从样本中剔除。由于经济体制的差别，我们的分析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本文最终选择的样本为中国2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2~2008年的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本文只取到1999~2001、2007年和2008年国有及其控股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数据；科研制度数据在1995年以前只包含科教文卫财政支出，所以只能取1995~2008年的数据，其中，1997年及以前数据为教育经费加科技三项费，1998年及以后数据为教育和科学技术支出费用。为了检验地区经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在整体样本分析中，本文分别用三个哑元变量（东部为poli1，中部为poli2，西部为poli3）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割出来，是相应地区的赋值为1，非相应地区的赋值为0；在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区进行分析时，分别以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年份为起点，并赋值为1，其他年份赋值为0，以分析国家地区发展政策的效应。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四、结果分析

本文对28个地区的总体数据和东、中、西部三个地区数据的所有回归模型分别进行了Hausman检验和冗余检验，结果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所给出的都是固定效应模型的分析结果。考虑到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关系，在分析之前，本文首先对被解释变量和各个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确定解释变量的符号。

（一）总体分析

在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本文对所有制度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包括私有化变量时，调整后的R2为0.98，不包括私有化变量时，调整后的R2为0.94。该结果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制度变量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同时也证明了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制度变量可能包含了资本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本文在分析时将基本模型分为三个，并在这三个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哑元变量，以进一步分析区位因素的影响。表1为应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注：（1）表中各变量系数下面的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2）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12个省市；（3）模型1′、模型1″、模型2′和模型2″由于存在哑元变量，分析时采用的是一般回归分析方法。（1）模型1和模型3的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govin）越高，越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这与Barro（1991）的分析结果正好相反，但验证了本文的假设H1。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为什么政府不是从经济生活中逐渐退出，而是加强了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这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下，地方官员为了晋升的需要，有足够的动力采取政府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构成了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来源（周黎安等，2005）。本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经济取向也是各级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经济增长在地方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充分理由。

（2）模型1至模型3的结果表明，产权保护程度（lpa）对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影响，但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多年来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较淡薄以及知识产权的转化率较低。

（3）模型3中gpra的符号为负且显著，并且加入该变量对模型的解释力明显增强，调整后的R2达到0.96。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国有经济的逐渐退出、私有产权制度的认可，是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4）模型1的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mar）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且显著，这也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市场化改革是分不开的。

（5）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表明，对外开放程度（o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但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该模型采用了东、中、西部各省的数据进行分析，而各省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一致，从而稀释了该系数。

（6）工业化程度（indu）的系数显著且较大，说明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较强。从实际情况看，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拉动作用。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

（7）在基本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加入区位变量，将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开，如表1的模型1′、模型1″、模型2′和模型2″所示。这几个模型的分析结果都表明，东部地区poli1系数为正且显著，而中部和西部地区poli2和poli3系数为负且显著，并且西部地区省份与东部地区相比，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不利。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沿海省份特有的优惠政策是其优先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沿海省份的区位优势。Démurger等（2002）在分析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时也强调指出，中央的优惠政策是形成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存在政策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仍处于“资源诅咒”的困境。中部地区无论是在政策还是地理位置方面，都处于相对尴尬的地位。

（二）东、中、西部地区比较分析

表1的模型分析结果初步证实了本文的基本假设。为了进一步分析制度因素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本文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三个地区的基本模型，模型1′和模型2′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政策变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gpra）数据较少，我们在分析时去掉了该变量，这可能会影响模型的拟合度，但不会影响其他制度因素的分析结果。

根据表2的分析结果，我们就制度因素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1）制度因素对东部的解释度最大，调整后的R2接近0.90，其次是中部地区，调整后的R2在0.87左右，而西部地区最小，调整后的R2仅为0.8左右。如果把所有制度因素都包含进去，东、中、西部地区的R2分别为94%、91%和85%。制度因素对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增长的解释度与地理上西高东低的地势恰好相反，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与市场相关的各项制度比较完善，而西部地区的市场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其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带动，中部地区则呈现出比东部地区弱但比西部地区强的特征。

（2）政府干预程度（govin）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明显，表现为对中、东部地区的影响较大，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

（3）与总体分析结果一样，知识产权保护程度（Lpa）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较小，但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4）市场化程度（mar）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

（5）教育和科研制度（kj）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6）对外开放程度（op）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7）工业化程度（indu）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小。

（8）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彰显，但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虽然显著，但系数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实施年份太短，或者是政策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

通过对东、中、西部三个样本地区进行分析可知，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制度因素对东部地区的影响都较大，东部地区明显具有制度优势；虽然某些制度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较大，但综合而言，中部地区的制度优势远不如东部地区；各项制度因素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利。该结论也表明，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因素也是导致地区经济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要使地区经济向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必须适当调整相应的制度政策。

五、政策建议

其一，由于产权制度至关重要，各地区应继续鼓励和保障私有产权，支持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发展，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特别是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其二，就东部地区而言，虽然其经济发展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但本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大。在改革开放初期各项制度措施不健全的情况下，进行广泛的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目前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经济增长若还依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其弊端在不远的将来会完全暴露出来，那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可能难以校正。因此，在国家地区发展政策逐渐向中、西部倾斜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政府应审时度势，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中适时适事而退，政府的主要工作应放在保护私有产权、增加教育科研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及提高居民医疗保险水平等方面。其三，就中部地区而言，各项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较大，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释放力，一旦各项制度优势并力齐发，其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目前，中部地区应抓住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机遇，除继续实行必要的政策干预外，重点要保护私有产权制度，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对外开放度，同时增加教育科研投入，加快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其四，就西部地区而言，其基本上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因此，该地区的主要任务应是在各项制度措施的保障下，加快工业化进程，在继续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发展与制造业相关联的服务业，提高地区工业化水平。同时，要加大私有产权保护力度，促进私有企业的发展。相对于中、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相应地加大政策干预力度。当然，提高市场化程度、加快开放步伐和增加教育科研投入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其中，教育科研投入需要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

总之，在弄清楚制度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后，在政策层面可以通过适当的干预和调节，在不妨碍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情况下，适时改革东部地区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措施；同时，要采取相应的制度措施，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最终促进地区经济向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