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良债权问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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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就出现了巨额的不良债权。整个90年代，日本宏观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内需不足，资产缩水，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现象严重，不良债权一直是有增无减，越处理越多。在此背景下，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信用危机，金融机构接连破产，“银行不破产”的神话彻底破灭。在巨额不良债权的压力下，日本各银行普遍出现了“惜贷”现象，日本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陷入了10年的长期停滞。直到2002年3月，日本全国银行的不良债权还一直是不断增加的局面。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日本政府才真正开始认识到不良债权的严重性，并推出一系列强制性解决不良债权的新改革措施，并强调“忍住阵痛”，坚持以处理不良债权为中心，加快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由此，2002年10月以后，日本的不良债权出现了迅速下降的趋势。2005年3月，日本银行宣布不良债权消除，长期困扰日本的不良债权问题终于得到了基本的解决。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详细论述了日本不良债权的概念、分类及其近几年的变化情况，并着重分析了不良债权对日本经济的严重影响。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日本不良债权持续增加的原因以及逐步缓解的原因。第三部分回顾了日本关于不良债权的处理过程，具体介绍了日本在各个不同阶段解决不良债权的政策措施。第四部分总结了日本处理不良债权的经验和教训，并从日本处理不良债权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不良债权，日本银行，金融改革，处理，启示

序言

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就出现了巨额的不良债权。整个90年代，日本宏观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内需不足，资产缩水，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现象严重，不良债权一直是有增无减，越处理越多。在此背景下，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信用危机，金融机构接连破产，“银行不破产”的神话彻底破灭。在巨额不良债权的压力下，日本各银行普遍出现了惜贷现象，日本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陷入了十年的长期停滞。

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其实就是解决改革的问题，改革问题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就会阻碍经济再生。日本政府一开始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基本上由金融机构自行解决。但随着不良债权的持续增加，金融机构已无力消化，直到1995年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简称住专）的不良债权问题的暴露，日本政府才开始认识到不良债权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参与解决不良债权问题。随后几年，尽管日本政府和金融机构采取各种措施处理不良债权，但却没有什么效果，即由于处理不良债权时的迟延性和盲目性，处理不良债权的计划一再的落空，原有的不良债权解决后又产生新的越来越多的不良债权。直到2002年3月，日本全国银行的不良债权还是一再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日本政府不得不推出一系列强制性解决不良债权的新改革措施，并强调“忍住阵痛”，坚持以处理不良债权为中心，加快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由此，2002年10月以后，日本的不良债权出现了迅速下降的趋势。2005年3月，日本银行宣布不良债权消除，长期困扰日本的不良债权问题终于得到了基本的解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良债权问题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国不良债权问题尤为严重，不良债权处理一直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中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深入研究日本不良债权的成因、特点及处理措施，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处理和预防不良债权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第一章日本不良债权的产生与影响

第一节不良债权的概念及其分类

不良债权，就其概念而言，一般是指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持有的贷款中"不能按预定条件偿还本金或支付利息的贷款"。国际通行的贷款五级分类中，包括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不良债权包括了所有有可能无法按期收回的贷款，即关注类、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

由于各国银行业的具体情况不同，对不良债权的划分标准也不尽相同。就日本而言，不同机构关于银行不良债权的划定标准也是不同的。

一、大藏省（现为财务省）对不良资产的界定

大藏省对资产的分类参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分类标准。通过对金融机构不定期的检查，按照回收的风险性或价值损失的危险程度，把贷款分为四个类别，即第I类、第II类、第III类和第IV类。其中，第I类是指能够正常收回的债权；第II类是指因无法满足确保债权安全的各种条件或在信用方面存在问题，其回收存在超出正常情况的危险；第III类是指债权的最终回收具有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发生损失，但损失额难以确定；第IV类是指已经认定为无法收回的债权。大藏省将上述资产分类中的第III、IV分类归为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1997年以前，日本公布的不良债权数额都是按照这个标准确定的，该标准虽然已经在1997年7月大藏省改为财务省以后停止使用，但其中的一些规定都被财务省继承下来并加以细化了。

二、日本银行对资产的界定

日本银行对资产分类的判断标准形式上与大藏省的差别不大，只是在标准掌握上更为严格。日本银行参照美国标准，把除正常类以外的四类归为风险资产，分为S分类、D分类和L分类三种。日本银行首先对债务人进行分类，将债务人分为良好对象、有问题对象和破产对象。然后根据债务人分类情况检查资产。

三、银行等金融业自查对资产的界定

根据《金融检查指南》的要求，商业银行在对其资产进行分类时，要先对债务人进行分类，然后根据债务人分类情况考虑通过担保或抵押预计可收回的金额，再对资产进行分类。

债务人分为：（1）正常客户，指经营情况良好，财务没有问题的客户。（2）关注客户，指经营情况不佳，财务出现问题，甚至需要通过减免利息或延期支付贷款本息的客户。（3）有破产可能客户，指虽然尚未破产，但经营陷入困境，没有较理想的改革措施，有可能破产的客户。（4）事实破产客户，指虽然未经法律程序，但经营陷入困境，无改善的希望,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客户。（5）破产客户，指已经通过法律程序破产的客户。

资产分为：（1）第I类，正常客户的债权及有优良抵押担保的债权。（2）第II类，关注客户中没有优良担保抵押的债权及其他有问题客户的一般担保抵押债权。（3）第III类，破产客户、事实破产客户的贷款中，优良抵押、一般抵押的抵押额与变现额的差额及有破产可能客户的贷款中扣除I、II分类的余额。（4）第IV类，破产客户、事实破产客户的贷款中扣除I、II、III类的余额。

四、金融再生委员会的资产分类

1998年3月以后，根据《金融再生法》的规定，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是列入风险管理的债权，具体包括有问题的债权、破产企业债权、3个月以上的延滞债权和贷款条件放宽的债权。1999年1月，金融再生委员会根据金融机构资产自查的债务人分类，进一步对银行资产作出详细划分，对象资产是包括贷款资产在内的全部银行资产。

银行自查的债务人分类相应的金融再生委员会债券分离处理方针呆账准备金计提标准

破产对象、实际破产对象破产再生债权及相当于破产再生债权的债权无担保物保全部分（相当于第III、IV分类资产）全额直接冲销或个别计提全额准备—有可能破产的对象危险债权无担保物保全部分（相当于第III分类资产）按以下方法预估必要金额，个别计提：（1）今后一定期间（3年左右）的预期损失额（2）可在市场卖出部分为债权额减去可出售部分后的金额第III分类的70%要注意的对象、正常对象分别按以下合理期间估计可能发生的损失计提

要管理的对象要管理的债权平均剩余期间或3年间无担保物保全部分按15％计提

要注意的对象要管理债权以外的部分平均剩余期间或1年间按平均剩余期间计算出的实际坏账比率等计提

正常对象正常债权平均剩余期间或1年间—

第二节不良债权的变化状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房地产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大量地投资房地产等固定资产建设项目，导致地价暴涨，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地价最贵的地方，形成了典型的泡沫经济。与此同时，日本银行业向房地产业提供大量的贷款，加剧了土地资产泡沫的膨胀。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大幅下跌，泡沫经济崩溃，以房地产和股票作担保从银行贷款的企业纷纷倒闭，银行的大量贷款无法收回，形成了巨额不良资产。其后，不良债权一直是持续增加的趋势,2003年以后才出现逐步缓和的局面。

一、不良债权持续增加的阶段

按照日本金融厅公布的数据,从1999到2003年这五年中,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一直居高不下,一度高达52.4万亿日元,占贷款总额的8.6％,其中银行不良债权所占的比重最高年度高达82.4％,而最低年度也达到77.7％,平均为79.5％。可见，银行业的不良债权是最多的。（见表1-2）。1999－2003年，全国银行的不良债权一直在30万亿日元以上居高不下，2002年3月末又一举增加到创纪录的43.2万亿日元，相当于1993年3月末12.77万亿日元的3.38倍。2002年9月末，全国银行的不良债权虽略减少为39.23万亿日元，但仍比90年代末多10万亿日元左右。

表1-2日本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推移（按金融再生法规定的统计；单位：亿日元）

1999.32000.32001.32002.32003.32004.32005.32006.3

全国银行（123家）339430318050336300432070353390265940179270133720

其他金融机构8608091300935509235091680800806978061900

总计425510409350429850524420445070346020249040195620

资料来源：日本金融厅2006年8月8日公布。

这一阶段，日本不良债权持续增加的主要特点是:

1．从不良债权存在的行业结构看，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主要产生于不动产业、建设业和批发零售业。在泡沫经济期间，这三个产业都对土地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拥有大部分的土地资产，泡沫经济崩溃，因地价持续下跌，都背负了沉重的债务。2001年3月末，在15家城市银行和54家地方银行的贷款中，对上述三个产业的贷款虽然只占33%，但由此产生的不良债权却超过了一半以上，为54%。2002年，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的行业构成如图1-1所示。

2．从量上分析，城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的不良债权明显多于地方银行。1999年至2003年，城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的平均不良债权额在20万亿日元左右，而地方银行的平均不良债权在10万亿日元左右。见表1-3。城市银行的不良债权又普遍高于长期信用银行和信托银行。2003年3月末，城市银行的不良债权为17.7万亿日元，大大超过了信托银行的2.6万亿日元和长期信用银行的0.4万亿日元，占主要银行不良债权总额20.7万亿日元的85.5%。见表1-4。不过，长期信用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却高于城市银行和信托银行。从全国银行对不良债权的分类来看，破产企业的不良债权呈逐年减少趋势,由1999年的10.3万亿日元减少到2003年的5.7万亿日元。相比之下，危险债权的变化不大。而要管理债权则增加迅速，由1999年的6.2万亿日元增加至2003年的16.6万亿日元。见表1-3。

表1-3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的推移

（按金融再生法规定的统计；单位：亿日元）

1999.32000.32001.32002.32003.32004.32005.32006.3

城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

（11家）不良债权合计

破产企业债权

危险债权

要管理债权219450

53660

123180

42610203580

40800

108400

54380200080

36970

91700

71410283850

35290

129790

118770206800

22100

63290

91910138020

14940

53270

6981075600

10580

37470

27550

46940

5180

19020

22750

地方银行

（112家）不良债权合计

破产企业债权

危险债权

要管理债权119980

49550

50970

19460114470

37060

54080

23330136200

39640

58640

37940148220

38750

63360

46110146600

35370

62390

48840127920

28580

58610

40730103670

21720

50900

3105086780

18400

44220

24150

全国银行

（123家）不良债权合计

破产企业债权

危险债权

要管理债权339430

103210

174150

62070318050

77860

162480

77710336300

76610

150340

109350432070

74040

193150

164880353390

57470

130130

165790265940

43520

111880

110550179270

32310

88360

58600133720

23580

63240

46900

表1-4城市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信托银行不良债权的分布

（按金融再生法规定的统计；单位：亿日元）

1999.32000.32001.32002.32003.32004.32005.32006.3

城市银行1428401244201345602181201766901184906463040650

长期信用银行21450388503285027420436018601500640

信托银行55160495003267038310257501767094705660

二、不良债权递减阶段

2004年，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总额为26.6万亿日元,较2003年的35.3万亿日元减少了8.7万亿日元,开始出现逐年递减趋势。截至2006年3月，日本所有银行以金融再生法界定的不良债权的总额又减少到了13.4万亿日元，比去年同期减少4.6万亿日元，不良债权比率（不良债权数额与贷款总额的比率）也下降为2.9%，比2002年末的8.4%下降5.5个百分点；其中,主要城市银行下降为1.8%，地方银行下降为4.5%。截至2005年3月末，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已经降至2002年3月末的一半，达到了小泉政府制定的目标；2006年3月末，全国银行不良债权比率也达到了正常的水平。不良债权的增减要素详见表1-5。其中，在由危险债权改善为要管理的债权中，因债务人经营状况有所改善而使不良债权减少了0.3万亿日元，因企业制定有效的策略计划使不良债权减少了0.1万亿日元。在危险债权中，由平衡处的波动引起的不良债权的下降，其中，债权流动使不良债权减少了5.2万亿日元，正常债权及要管理债权的改善使得不良债权减少了1.1万亿日元。

第三节不良债权对日本经济的严重影响

不良债权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是通过金融机构机能弱化作用而产生的负面效应。金融机构机能弱化使银行不能发挥金融中介作用，加剧了经济的萧条，而经济长期萧条又会加大不良债权问题解决的难度。于是不良债权与经济萧条相互影响，从而使日本经济增长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

一、削弱了金融机构的中介功能，引发金融危机和信用危机

1．金融机构接连倒闭，打破了“银行不破产”的神话

在日本政府长期奉行“护航舰队方式”的金融保护行政下，日本一直有“银行不破产”的神话。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量不良债权的出现，一些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开始支撑不住，纷纷倒闭，打破了“银行不破产”的神话。1992年8月，东洋信托公库因料亭惠川不动产的破产而被迫解体，1993年11月，大阪府民信用组合也结束了42年的历史。其后，不仅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地方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的破产迅速增加，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也陆续发生了。1997年，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四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山一证券和德阳城市银行四大金融机构相继倒闭，形成了日本战后最大的银行倒闭风波。面临银行破产增加的事态，日本政府也无能为力了，日本“护航舰队方式”的金融保护行政就此宣告终结。

2．出现惜贷现象

由于不良债权的持续增加，一方面，银行担心会产生新的不良债权，不肯轻易的贷款，另一方面，为处理难以回收的不良债权，除坏账准备金外，各银行每年都不得不动用营业利润予以核销。特别是1995年度以后，由于营业利润不足以核销不良债权，全国银行连续7年陷入赤字经营的状态。在不良债权处理额远远高于银行经营收益的情况下，因自有资本比率降低，银行对贷款越来越谨慎，即出现了不肯轻易贷款的惜贷现象，严重制约了企业风险投资的资金需求。1993－1997年末，全国银行贷款总额由480万亿日元增加到493万亿日元，只增加了2.7%；2000年末减少到460万亿日元，比1993年末减少了4.9%

。

3．降低了银行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信誉

由于日本金融机构巨额不良债权的暴露，引起了国际金融界的广泛关注，直接导致了日本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市场地位的下降，日本主要银行的国际资信等级大都由泡沫经济鼎盛时期的A甲级（A＋＋＋）和A乙级（A＋＋）下降到了B级的行列，仅剩日本东京三菱银行处于A级行列，也只为A丙级（A＋）。日本主要的银行坏账累累，不断从海外撤回分支机构，其中20家大银行中，已有12家公布了缩小海外业务计划。另外，因日本大和银行事故，美国加强了对日本其他银行的监督和控制，在欧洲，日本各银行的活动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欧洲金融机构都相继提高了对日本各银行的资金拆借率，结果，日本金融的整体形象和国际竞争力大为下降。根据瑞士IMD（国际经营开发机构）2001年初公布的结果，在所调查的47个国家中，日本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已被排在了第22位。

二、股价暴跌，破产企业增加

不良债权有增无减，使日本金融机构的财务体系十分脆弱，抗风险能力低下。因此，投资者对日本金融危机的担忧与日俱增，从2002年10月份开始，以日本四大金融集团为主的金融股出现新一轮暴跌。在连续数日的恐慌性抛售中，日本联合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的股票已经跌破了上市以来的最低价，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东京三菱金融集团的股价也一再更新泡沫经济破灭以来的最低纪录。从2002年9月以来的短短50天的时间，日本联合金融集团的股价暴跌了69%、瑞穗金融集团的股价迅速暴跌了58%，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东京三菱金融集团的股票跌幅也接近50%。由于四大金融集团是许多大型上市企业的最大股东，其股价暴跌诱发了其持股对象的上市公司的股价暴跌，形成了股票暴跌的恶性循环。此外，破产企业增加，从2002年1月以来，日本已有28家上市公司倒闭，是创最高纪录的1997年和2001年的两倍。在倒闭的企业中，因为经济萧而倒闭的占四分之三以上。从行业来看，2002年10月份倒闭的零售企业有253家，服务业企业有213家，不动产业企业有86家，数目惊人。

三、经营资源难以实现有效配置

银行在经营资源分配中应该起的作用，一是当效益好的企业需要周转资金时保证资金供给，二是对于效益不好的企业，要在适当时机收回过去的债权或使企业重组。然而，由于不良债权的影响，全国银行在九十年代却基本上没有发挥出这方面的机能。人力、资本、土地等经营资源常常滞留于收益性差、生产性低下的领域里，而收益性高、生产性强的领域却得不到这些经济资源。具体表现为，九十年代前半期，银行对制造业几乎没有增加贷款，而对于经营状况低迷的房地产业、零售业以及金融保险业，银行为了避免不良债权的损失，却不得不帮助其渡过难关，继续提供了维持其经营的贷款。另外，由于银行在选择新的贷款对象时，优先考虑的不再是资金的运用效益，而是能否安全收回贷款，因此，对于部分债务负担过重的企业，即使其有新的高收益投资项目，各银行也不敢像以往那样地大量贷款了。结果，一些企业即使有潜力，生产性很高，也无从发展。

四、金融体系信誉下降导致企业、消费者行为慎重

由于银行破产等原因，日本金融体系信誉下降，日本金融的稳定性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广大企业乃至一般国民都对银行产生了信任危机，导致了企业和消费者行为慎重，抑制了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金融机构及金融体系整体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导致了借款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加重。根据日本中小企业厅2000年的调查，泡沫经济以前，曾经有46.1%的中小企业对银行高度信任，而当时则下降到了36.9%。绝大部分企业出现了谨慎借款、小心投资的行为。结果，银行贷款和企业设备投资就相互影响，同时收缩了。企业经营不确定性通过对雇佣的影响，牵涉到家庭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国民的储蓄和消费行为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日本银行在2003年“关于生活意识问卷调查”：关于对金融机构破产的感受，回答“在金融机构的个人存款会不会有问题，感到很不安”、“会对自己的工作以及收入有负面影响，感到很不安”的比例增多了，各达51%和42%；关于对金融不稳定和金融机构破产报道的反映，回答说“现已抑制消费”的比例增加了，达20%。1993－2000年，全国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只增加了2.3%，平均消费倾向也由74.3%下降到了72.5%。

五、增加了公共负担

1995年以来，由于处理不良债权的巨额负担，主要银行普遍出现了自己资本不足的局面。由于连年的赤字经营，许多大银行基本上没有缴纳所得税。为了避免银行破产加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了向主要银行注入公共资金的紧急措施。1995年，为解决住专的不良债权，日本政府就注入了0.68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1999年，为提高银行的自己资本比率并保持金融的稳定，日本政府又向主要银行注入了7.25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这样一来，银行不仅不能增加财政收入，反而还增加了政府公共资金的支出。公共资金是通过政府系金融机构所筹措的有偿资金，但把它用于政府对民间银行的出资，实际上是增加了处理不良债权的公共负担。

六、阻碍了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

巨额的不良债权严重抑制了日本的经济增长，当时的日本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不彻底改革不行，而若加大改革的力度和范围又势必会带来金融业的优胜劣汰，从而加剧经济危机。在金融界的生死较量式的金融改革，不良债权的处理，直接关系到日本金融机构有无足够能力承受“大爆炸”，最终将影响改革的成败。金融改革迟迟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整个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也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第二章日本不良债权持续增加及其逐步缓解的原因分析

第一节不良债权持续增加的原因

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是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而其产生的原因，首先要从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说起。在泡沫经济高涨时期，银行信贷业务迅速增加，其中相当多的资金贷给了不动产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业。正因为如此，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不动产企业、建筑企业和批发零售企业的纷纷破产，就使日本金融机构背上了巨额不良债权的包袱，即泡沫经济的形成与破灭最终导致了银行不良债权形成。从更深层次上讲，日本金融体制的弊端、经济长期停滞、政府政策的延迟性以及企业自身的弱势也是导致日本不良债权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

一、泡沫经济的形成、膨胀和破灭

1．泡沫经济的形成

在80年代中后期，日本国内所有经济主体都曾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在投机热潮渐起的背景下，日本的大型及骨干企业通过发行新股等手段筹集到大量的低成本资金，除购买新式设备的投资外，还大量投入到股票和不动产等金融财务活动方面。中小企业也积极仿效，通过扩大向银行借款的办法来做资产投机生意。在80年代中后期，企业不管规模大小，都是一派繁忙，在投机的泡沫之中奔波。日本城市居民也都放弃了自己的正业与正当的储蓄行为，忘乎所以地倾注于“发财术”的投机，从而推动股价和地价一路狂涨。从日本政府方面来说，1983年开始实施金融自由化，其后又逐步废除了一系列的国家规制，改变了过去对银行限制过多的做法。当时，因石油危机、日元升值的后遗症，企业经营者意志衰退。为了刺激需求，日本政府以6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公共事业费用5万亿日元再加所得税1万亿日元)来大规模地刺激景气。从那时直到1989年5月，日本政府一直采取低息政策，将官方贴现率维持在2.5%的低水平。由于利率过低，人们理所当然地要将钱从银行里提出来，投入到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并毫不犹豫地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借款加入金融投机的行列。当时，在超金融缓和政策的形势下，银行除向不动产业贷款之外，还对非银行系统的住宅方面的金融机构等提供大量的融资，间接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形成。一方面是金融业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国家规制一再放宽，在这一系列变化的形势下，民间金融活动自然会空前活跃，从而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为巨额不良债权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2．泡沫经济的膨胀

进入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股票价格一直看涨。这种上涨的势头几乎是直线的，而且是异乎寻常的空前上涨。1985年末，日经平均股价为12977日元，此后不断攀升，创造新的纪录。到了1989年，股市交易更上一层楼，股价平均额达到38915日元的高峰，相当于1985年的3倍。1989年末的股票余额时价总额达890万亿日元，为当年国内生产总额(GDP)的2.6倍。在国民资产的金融资产中，股票资产也由1985年末的242万亿日元增至1989年末的890万亿日元。这种股价的疯狂上涨使日本人如痴如狂，纷纷卷入证券投机的行列。

同时，地价也开始迅速上涨。据日本政府统计，1985年末，日本土地资产总额为1004万亿日元，到1990年底达到2389万亿日元，其增加额为1385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据说，1990年底日本的土地资产价格总额竟然超过比日本国土面积大25倍的美国，其疯狂上涨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股票和土地价格地飞速上升，从而使经济泡沫急剧膨胀，埋下了泡沫经济崩溃和不良债权迅速增加的隐患。

3．泡沫经济的崩溃

既然是吹起来的“泡沫经济”，就自然有泡沫破灭的一天。进入90年代，无情的事实就给了希望“平成景气”创造新纪录的日本人当头一棒。1990年10月1日，日经平均股价跌破了2万亿日元，为19781日元，跌幅达49％。由此，东京股票市场的时价总额就像泡沫一样消失了270万亿日元。这一天被称之为“黑色星期一”，也是泡沫经济开始崩溃的起点。从1990年到1992年末的三年时间内，日本股市一路下跌，1992年下半年，日本银行为稳定股市、刺激经济，将贴现率下调到3.25%，但仍无济于事。8月11日，日经平均股价指数跌至14822.56点，与1989年12月38915点的高峰值相比，跌幅高达60%以上。地价下跌虽然稍晚一些，但从1990年秋开始，也开始直线滑落。尤其是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地价下跌的幅度更大。1991～1992年间，东京地区下跌22%，大阪地区下跌36%，名古屋地区下跌13%。到1994年，东京、大阪等大城市房地产价的跌幅已超过50%。这样，土地升值的神话也彻底破灭了。据统计表明，泡沫经济彻底崩溃后，日本股市和房地产两方面的损失共达6万亿美元。

二、日本金融体系自身的缺陷不利于不良债权的及时解决

1．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体制是不良债权产生的重要原因

日本金融体制是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体制，即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的资金流动是由银行作为中介渠道的。1955年至70年代初,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间接融资的比重从70%上升到了90%左右,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虽然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重有所变化,但日本始终保持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补充的融资模式。这种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在集中资金支持经济高速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度依靠银行信贷,势必会增加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和不良债权产生的可能性。

2．银行信贷资产信息不透明是不良债权滋生的温床

该市场没有像股票市场那样的财务信息公示制度。因此，日本对不良债权的披露，无论在信息的技术方面还是在当事者主动性方面，都很不充分，因此就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由于银行和企业的会计和监督制度在方法上和制度上都存在着主观性和不透明性，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型融资也没有明确的数据信息,而仅仅是依赖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因此，银行不能清晰地观察到企业的最后运行结果,从而造成了银行对企业监督困难,公布的数据信息也就不完全的真实可靠。另外，日本政府对银行采取了“护航舰队”的方式加以保护,一旦某银行出现经营困难或濒临倒闭时,原大藏省便要求或授意其他大银行予以救助。这种家长式的行政保护,弱化了银行的风险意识和生存能力,加之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银行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便被隐蔽和积累下来。

3．主银行制度不利于不良债权的处置

日本企业金融的重要特点，是企业和银行之间形成了长期的、稳定的、综合的交易关系，即主银行制度。在经济复苏和高速发展时期，这种体制曾一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种“护舰船队式”的金融体制却成为银行业健全经营体制和监管体制的桎梏，从而使银行业难以承受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成为产生不良债权的根本原因。银行和企业通过相互持股建立起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原本应该市场化的借贷关系转变为一种内部的组织化交易。由于相互持股,银行作为企业的大股东,变得更加重视与持股企业之间的共同商业利益,从而弱化了其本应起到的监督作用。同样，企业大股东也弱化了对银行经营管理者的约束和监督,削弱了银行经营管理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再加上在相互持股关系下,任何一家银行处理不良资产,都会引起贷款企业及相关企业发生信用危机甚至破产,减少银行持有的这些企业的股票价值,反过来损害银行本身的股权资本,并会造成连锁反应而导致波及面的扩大。在90年代长期经济停滞的情况下，经济不景气每每使大量企业陷入困境，客观上也削弱了主银行对单一企业的救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危机可以直接转化为银行危机，对金融系统的安全构成威胁。结果，导致企业与银行的双向恶性循环，使日本经济难以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所以,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大量的不良债权，可以说是主银行制和竞争性市场环境不相适应的一个反映。

三、长期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的影响

受股市和地价下跌的影响，日本形成了资产紧缩的恶性循环。所谓紧缩的恶性循环，是1998年经济白皮书提出来的：“由于制成品价格下跌、企业收益减少，从而使国内总需求减少，进而又导致物价进一步下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紧缩的恶性循环是20世纪90年代长期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从1990年度的8.1%下降到1997年度的1.6%,1998年度又出现负增长,经济增长率为-0.6%，其后虽略有回升,但2001年度日本经济再次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的物价水平也全面持续下跌,在1990-2001年的12年内,批发物价指数有9年为负增长,消费物价指数也有4年为负增长。在这种长期经济停滞的情况下，日本企业举步维艰，企业销售额和经营收益大幅度减少，破产和破产负债额都空前增加了，而其直接结果，就是银行不良债权的迅速增加。1997－2000年度，全国企业的破产负债总额一直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其中2000年度高达23.99万亿日元，约相当于1994年度的4.3倍。与此同时，由于通货紧缩导致实际利率提高，即使是零利率政策，企业也无力偿还贷款。这样，即使一时处理了不良债权，但很快又会产生新的不良债权。破产企业增加了，又导致家庭、个人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支出停滞不前，进而失业形势更为严峻了。1998年，失业人数增加到294万人，比1996年增加了30.7%，失业率也由3.4%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4.3%，1999年又进一步提高到了4.7%。这样，由于失业增加－工资下降－物价下跌的恶性循环，通货紧缩就进一步加剧，从而股市和地价难于止跌回升，不良债权也就必然是继续增加的局面。

另外，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无疑使得日本经济雪上加霜，这也成为日本银行业不良债权增加的一个因素。面对国内的困境，日本金融机构开始寻求海外投资机会。此前，日本金融机构是东南亚各国最大的出资者。“自1997年6月底，日本银行在国际拆借市场上共拆借了3190亿美元的短期资金，其中2700亿美元投入到了东南亚国，泰国和印尼外债的50%以上是来自日本各银行的贷款，其中三分之二为短期贷款。”因此，1997-1998年，当亚洲金融风暴越刮越猛之时，主要发达国家对东南亚各国的贷款就濒临了坏帐的边缘，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银行贷款也因此而形成了新的不良债权。

四、缺乏效力的政府处置拖延了不良债权危机的处理

日本政府在处理不良债权过程中也出现了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拖延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

金融业不同于其他行业，一家金融机构倒闭就会引发一大批企业倒闭的连锁反应。因此，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对金融机构采取保护行政。90年代初，日本政府并没有强制要求银行将不良债权的真实情况以及危害公布于众，即使后来公布了，公布的数据也趋于保守。另外，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政府当局仍像对待以往的经济萧条那样，认为只要扩大需求、促使景气回升，就可以使呆账自然减少和化解，因而迟迟未对银行不良债权的规模进行认真清查，也未能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由于没有及时将不良债权问题扼杀于摇篮之中，从而贻误了时机，丧失了解决不良债权的最佳时机。日本政府对银行不良债权的拖延处置增加了处置难度，等到经济衰退、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受其他经济、金融改革目标（如景气复苏、平衡财政）的牵制,专门为处置银行不良债权而设置的金融救助政策的运作空间就减小了。当日本政府陷入多重目标相互牵制的困境时,金融改革的进程和不良债权的处置就自然受阻,甚至偏离了原定的方向，拖延越久，弊病越多,金融业也就更不稳定了。

2．政府的处理措施不到位

1999年，日本政府向15家主要银行注入了7.5万亿日元公共资金，不良债权问题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在政府注入公共资金的同时，并没有做到有力的监管，没有追究银行的经营责任，更没有触及银行内在的深层弊端，所以，根本是治标不治本。另外，日本政府制定的政策中缺少处理不良债权的多样化渠道。日本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缺少融资的替代渠道，消化和分散不良债权的市场回旋余地较小。

另外，不良债权的范围扩大，也是新的不良债权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在泡沫经济刚刚崩溃时，银行的不良债权只限于6个月以上未能还本付息的延滞债权，到了1998年，根据《金融再生法》的规定，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是列入风险管理的债权，具体包括有问题的债权、破产企业债权、3个月以上的延滞债权和贷款条件放宽的债权。不良债权的范围明显扩大了。

第二节不良债权处理取得新进展的原因

进入2003年以后，不良债权的处理大有起色。究其原因，一是日本经济景气复苏为不良债权处理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在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外贸易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世界经济形势转好、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有利国际环境中，日本实现了出口增加并以此带动了景气复苏。另外，民间企业相继设立的再生基金、民间需求的扩大，企业设备投资的增加也是景气复苏的重要原因。在经济景气的带动下，股市回升，企业效益转好，还贷能力提高，许多银行的经常利益也转为盈余，从而提高了不良债权的处理能力。二是日本政府在处理不良债权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日本政府在总结了以往处理不良债权的失误以后，重新制定更为有效的改革措施，并且卓有成效。2002年秋，日本金融厅以大银行为对象出台《金融再生工程表》时规定，到2005年3月末，日本的不良债权比率要减少一半，提出了处理不良债权的明确目标,加快了大银行处理不良债权的速度。为有效改善银行收益状况，日本银行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缓和政策，恢复金融中介功能，恢复对金融系统的信任；为促进企业的整理和重建等，日本政府采取措施解决企业过剩债务的问题，将滞留在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和行业中的资源转移到新的增长领域，并刺激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另外，银行和企业自身加快改革步伐，也是有助于不良债权的消除的重要因素。

第三章日本不良债权的处理过程

第一节围绕不良债权问题的论争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面临两大难题，一个是不良债权问题，一个是通货紧缩问题。对于先解决哪个问题，日本学术界在新世纪之初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优先处理不良债权还是优先处理通货紧缩。实际上，解决不良债权的问题就是解决改革的问题，解决通货紧缩的问题就是解决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在改革和发展的优先解决上出现了分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观点：

一、消除通货紧缩优先论

该论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日本知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野口旭、深尾光洋和植草一秀等人。其代表作有：《与处理不良债权相比，日本经济现在更需要时限性的通货再膨胀政策》、《全面出动金融财政政策，消除通货紧缩》等。他们认为，日本政府的综合紧缩对策是不合理的，综合紧缩对策只强调处理不良债权，没有消除通货紧缩的对策，这样只能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恶化日本经济；只有摆脱当前经济低迷状态，才能进行不良债权的处理问题。

消除通货紧缩优先论者的基本观点是通货紧缩恶性循环是当时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根本原因，也是不良债权持续增加的重要原因。由于通货紧缩，在销售额和经营收益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企业不仅无力偿还借款，而且破产和破产负债额也空前增加了。随着通货紧缩加剧和实际利率提高，即使是零利率，企业也无力偿还贷款，从而不良债权就持续增加，日本经济在长期停滞中也就处于难以自拔的状态。假如优先处理不良债权，即使一时处理了不良债权、充实了银行自有资本，但很快就会产生新的不良债权，过几年又会再次出现自有资本不足，还得重新注入公共资金。就当时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而言，如果根据综合紧缩对策加速处理高达28.4万亿日元的不良债权，即使实现了企业再生，也会造成78万人失业，使失业率提高1.2个百分点；而如果是企业清算，则会造成165万人失业，使失业率提高2.5个百分点。这样，日本经济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不良债权也就必然继续增加。另外，优先处理不良债权还将会继续导致银行信用收缩，并产生抑制有效需求的结果，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

因此，消除通货紧缩优先论者强调必须把消除通货紧缩，恢复景气对策放在首位，具体措施是制定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实行时限性的通货膨胀政策，通过增加现金供给、实行公开市场买入操作、定期定量买入足够数额的国债，以切实增加货币供应量，实现通货膨胀的目标。同时，降低消费税，以刺激需求的扩张，并对金融资产余额实行课税制度，以促进资金的流动。消除通货紧缩优先论者认为在景气恢复的基础上，处理不良债权就会变得更为容易。

二、处理不良债权优先论

处理不良债权优先论的代表人物有吉富胜、金子胜、斋藤精一郎和小林庆一郎等人。其主要代表作有：《顺序颠倒的日本经济政策》、《最优先的课题是处理不良债权》、《采取缓和阵痛的有力措施，果断处理不良债权》等。

处理不良债权优先论者基本上支持日本政府的综合紧缩对策，强调处理不良债权是摆脱当时困境、打开日本经济出路的关键。其基本观点是：巨额的不良债权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即使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能使日本经济从根本上摆脱长期停滞的局面。面对经济中存在较大的供需缺口、零利率和巨额财政赤字的状态，宏观经济政策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凯因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已难以奏效。如果不良债权总也得不到最终的处理，金融危机也就在所难免，而且，在金融改革迟迟不能进展的情况下，日本经济的产业调整和结构改革也受到了很大的阻碍。与消除通货紧缩优先论者观点相反，他们认为，虽说不良债权和通货紧缩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即通货紧缩产生了不良债权，不良债权持续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货紧缩，但要消除通货紧缩，就必须首先解决不良债权。只有彻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打破不良债权和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通货紧缩。

处理不良债权优先论者认为，要忍住阵痛，果断地处理不良债权，其具体措施包括：对银行进行严格的资产审查、强化保证金管理；日本银行融资收购不良债权；继续注入公共资金，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改善企业的治理机制，加快企业债务的清偿、清算以及企业重建和经营转让的步伐。由于这一过程会伴随失业的增加和增长率的下降，因而需要建立相应企业再生机构和股票收买机构。同时，还要以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和雇佣对策为中心，采取确保经济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措施，建立稳定就业的机制，以促进过重负债企业的再生和雇佣的平稳调整。

三、双管齐下论

持这一论点的代表人物有伊藤隆敏和高桥乘宣等人，其代表作是《实行银行国有化、住宅减税和通货膨胀目标》和《大胆地处理不良债权并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双管齐下论者认为通货紧缩和不良债权相互影响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只有将不良债权处理和消除通货紧缩的政策同时展开，结合起来治理这两方面，才会遏制经济进一步陷入螺旋萧条状态，有助于问题的全面解决。

第二节日本政府在各个阶段解决不良债权的政策措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巨额的不良债权成为日本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桎梏，困扰和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使日本经济饱尝“失去的10年”之苦。在当时的情况下，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仍是日本金融业的当务之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的不良债权问题由来已久，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使日本经济走上复苏之路，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尽管历届日本政府都把治理不良债权问题作为经济对策的一项重点，然而收效甚微。回顾历届日本政府对不良债权的态度和处理不良债权的政策措施，大体可以把不良债权问题的处理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5年以前，由日本金融机构自行消化不良债权的消极处理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95年至2001年，1995年住专问题即住宅金融专门公司（简称住专）问题的爆发，使得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不良债权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得不参与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从而进入了逐步采取政策措施的积极处理阶段；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以后，日本政府采用更为有效的政策措施，解决不良债权阶段。

一、第一阶段不良债权的处理措施（1995年以前）

如前文提到，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不良债权初露端倪之时，并没有引起日本政府和银行足够的重视。对于政府来讲，一方面，在当时，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都是由金融机构自行消化解决的，日本政府认为当时不良债权的增加，只是暂时性的困难，等到经济复苏的时候，一切问题可迎刃而解。另一方面，政府又担心银行丧失信用，会造成资金外流，引起金融体系崩溃。所以，日本政府未给予银行以及时有效地救助，只是采取了一些拖延的措施，具体包括：扩大银行经营利差；允许银行保留不良债权，不必核销；制定针对"住专"的十年再生计划。

对于银行来讲，一方面，由于会计制度的不完善，信息的不充分，他们知道实际的不良债权比公布的数字要大得多，但是他们却期待着股市和土地价格能够再度回升。另一方面，银行担心公开不良资产问题会降低信用，经营者会被追究责任。所以，各银行继续隐瞒事实，对于那些超过了归还时间的欠账，往往给以延期，而且当作坏账处理。日本政府和银行的拖延政策一直延续到了1995年。当时，大银行虽然还可以勉强维持经营，但是中小型的金融机构却再也支撑不住了。面对日趋增加的巨额不良债权，金融机构自身已无力解决，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相互影响，形势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终于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直接参与不良债权的解决了。

二、第二阶段不良债权的处理措施（1995年至2001年）

不良债权问题日益深刻化，特别是住专问题的暴露，使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仅仅靠金融机构自身的努力是无法解决巨额不良债权问题的，政府必须参与进来，寻求有效的对策，由间接处理转为直接处理。这标志着日本对不良债权的处理进入了新阶段，具体包括以下措施：

1．日本政府制定一系列关于稳定金融业的金融法规

日本政府在90年代中后期集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稳定银行业的金融法规，具体如下：

（1）1996年4－6月相继制订了三项有关法律，被称为“金融三法”，即《存款保险法》、《金融机构等经营健全性确保法》和《金融机构更生手续法》。根据“金融三法”，日本政府提出了三项措施：第一，原则上由各金融机构自行处理自己的不良债权；第二，个别金融机构实在无力自行处理，由存款保险机构予以援助；第三，对于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可由一家经营状况较好的金融机构接管，或新成立一家金融机构来接管，也可任其破产。

（2）1998年2月制订《改正存款保险法》和《金融机能安定化紧急措施法》，目的在于保护存款者的权利，稳定金融系统。

（3）1998年7月制订《过度银行计划》，为妥善处理金融机构破产和充分保护存款者利益提供了依据。

（4）1998年10月，日本国会经过了长达3个月审议，又通过了《有关金融机能再生的紧急措施法》(即《金融再生法》)和《金融机制早期健全措施法》，构筑了处理银行业不良债权的具体框架。《金融再生法》的重点是确定了处理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框架。该法的原则是：对破产金融机构不再保护，该破产的就破产；对破产金融机构的处理有明确的时限规定；稳定原则与健全原则相结合。该法还规定制订不良债权公示标准，只要银行贷款对象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其不良债权就必须公开公布于众。《金融机制早期健全措施法》侧重于对破产前的金融机构的处理，即尚未破产的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度达不到标准时，可以向金融再生委员会提出救助。

2．通过对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金处理不良债权

在金融机构经营危机频繁爆发的时期，为了稳定金融体系，日本政府出台了对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金的措施，而注入公共资金的目的就是提高大银行自有资本充足率,增强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1998年2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对一般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金的审查标准规定。1998年3月，日本政府向东京三菱银行等21家银行注入了1.8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1999年3月，日本政府又向15家大型银行注入了近7.5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2000年，根据《金融早日健全化法》，日本政府决定提供60万亿日元的公共资金，用来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问题。其中，17万亿日元用于加强存款保险；18万亿日元投入到根据《金融再生法》在存款保险机构下设的金融再生账户中，用于资助整顿和回收银行，收买不良债权，购买破产银行股份，并将其国有化，支持过渡银行的运作；另外的25万亿日元被用来增加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这些措施，在提高大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进而消除银行经营的系统性风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日本金融业处理庞大的不良债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3．设置三层机构，明确责任机构处理不良债权问题

根据对不良债权分类、评估和定价转卖等专业运作的需要，日本政府先后组建了三层机构，即金融监督厅、金融再生委员会和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分别负责不良债权的清理、重组和转卖。

（1）建立金融监督厅。1998年6月，日本政府从大藏省中把银行局与证券局的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检查部、证券交易等监督委员会分离出来，组建了金融监督厅。该机构的职责是严格监控金融机构的风险。针对过去金融监管缺乏透明度和科学性的弊端，新成立的金融监督厅特别强调了以下监管原则：第一，明确原则，确立公正、透明的金融监督；第二，实施严格有效的检查，加强监管；第三，加强与海外金融检查监督部门的合作；第四，提高专业水平、恪守高尚的职业道德；第五，完善有关检查和监督体制的各项计划。这期间，金融监督厅通过制订金融检查标准，加强了金融检查。1999年4月，为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方便对金融机构的检查并加强银行自我负责意识，金融监督厅又颁发了金融检查标准，并于同年9月和2000年3月，分别开始了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检查。检查内容除经营状况和不良债权外，还包括经营者的风险意识、企业伦理和经营责任等方面的问题。根据金融检查标准的要求，各金融机构还必须按统一规定，对各项贷款按回收的可能性，划分为正常贷款、有问题贷款、回收困难的贷款、无望回收的贷款和已经不能回收的贷款，并在进行自查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2）建立金融再生委员会。日本政府于1998年12月15日正式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金融再生委员会作为代表日本内阁府（政府行政首脑机构）具体处理金融管理事务的机构，其任务是在金融监督厅对银行不良债权的类别、总额进行审查核定后，由金融再生委员会具体确定银行业务调整、资产重组计划的实施项目；根据《金融早期健全化法》，决定对金融机构的公共资金注入事宜，也就是说银行只有先向金融再生委员会提交这项计划并经审查合格后，才有资格接受注资；根据《金融再生法》，决定和处理金融机构破产事宜，金融再生委员会可代替行使政府职责，承担银行国有化期间的金融管理行政事务，对于破产的金融机构，金融再生委员会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实行“特别公共管理”，由国家强行接收全部股份即实行国有化；二是采取“桥银行（过渡银行）方式”，派遣金融整理管财人。由于金融再生委员会是在不良债权危机时期发挥作用的过渡性机构，因此，实际上它还是就处理不良债权问题向国内外金融市场表示政府决心、挽救国家金融信誉的窗口。

（3）建立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1999年4月，根据《金融再生法》，住宅金融债权管理机构和东京共同银行改组后的处理回收银行合并，成立了整理回收机构，即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该机构由存款保险机构全额出资，其主要任务是回收不良债权，即买进已经破产银行的不良债权，以及接受了公共注资但经营仍属稳健的银行的不良债权。另外，1999年2月，根据《债权管理回收业务法》，日本政府向民间企业开放了债权整理回收业务，并批准成立了一些专门从事债权管理回收业务的民间公司，充分发挥民间的作用。

4．其它具体措施

（1）金融缓和政策

1995年以来，日本银行一直实行超金融缓和的政策，目的在于刺激景气并减轻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负担。金融缓和政策是政府放宽了管制，使得市场拥有足够的资金供给，因此，日本银行将市场上的短期利率调低，大体接近于零。由此，起到了提高股市、刺激住宅投资和减少中小企业破产等方面的作用。

（2）实施“早期纠正措施”

根据《金融机构等经营健全性确保法》，为尽可能避免严重的金融事态的发生，并减轻破产金融机构的处理难度，从1997年开始，日本政府针对银行业和保险业建立起了早期纠正制度。所谓“早期纠正措施”，就是大藏省和日本银行根据自己资本比例这一客观标准，对金融机构进行改善经营方面的行政指导；对于经营恶化的金融机构，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可发出业务改革和停止营业的命令，要求其尽早采取重建和处理不良债权的措施。

（3）债转股

1999年7月，日本政府在《产业再生关联法案》中，正式规定了债转股的实施条款，允许金融机构对经营恶化、无力还贷的企业实行债转股。这种处理方式可以解除企业的负债，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同时，银行也可成为企业股东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如果企业经营状况好转，认购的股票价格上升，还有机会回收已经放弃的债权。

三、第三阶段不良债权的处理措施（2001年以后）

2001年4月，小泉政府上台后提出“没有改革，就没有日本经济复苏”，强调要“忍住阵痛”，把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作为最主要的政策课题，2002年4月,在公布了对11家主要银行的债权、债务特别审查的结果后,日本政府正式推出“紧急经济对策”，把改革重心落到了以彻底处理不良债权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调整上，这标志着不良债权的处理进入新的高峰。为此,2002年下半年以来,日本政府相继宣布实施了一系列金融对策方案，加速处理不良债权问题。

1．制定的新目标和新方案

2002年9月，竹中上台接替柳泽担任金融大臣时，明确提出了不良债权的早期处理方案。该方案要求，截至2005年3月末，大型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良债权余额与贷款总额的比率）要降至2002年3月末的一半，并要求各大银行将2002年9月前的旧不良资产在两年内处理完毕，9月以后的新不良资产在三年内处理完毕，以实现不良债权的正常化。同时，小泉内阁提出削减不良债权的新方案，这一新方案的内容包括：第一，从严掌握递延退税资产计算标准，要求银行的资产充足率达到10%；第二，命令银行严格审查贷款债权；第三，在对大银行注资所形成的优先股中，把到期未能偿还的部分立即转成普通股；第四，对日本主要银行的贷款资产进行新一轮审计，以期发现是否有更多的坏帐。

2．构筑新的稳定的金融系统

小泉政府上台后，力图从根本上再造金融机构的体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掀起金融机构重组浪潮

对于发生经营危机的少数金融机构,可以让其他正常的金融机构对其救助或并购。一般金融机构也愿意并购处于经营危机状态的金融机构，在对金融机构开设分支机构实行严格管制的体制下，配合日本政府的救济行动并购处于经营困境的金融机构，不仅可以获得来自日本政府的资金援助，而且还可以获得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得到的迅速增加分支机构的好处。对日本政府来说，也可以大大减轻其处理该问题的直接成本。因此，大多数金融机构卷入了合并的浪潮，在处理不良债权处理的金融再造过程中，形成了三菱联合金融控股集团、瑞穗金融控股集团和三井住友金融控股集团三足鼎立的格局。这样，缩减了金融机构的数量，避免了多家银行的过度竞争，金融机构也可以收回放贷利率决定权，使利率市场化。

对于金融基础薄弱、无法恢复的银行，日本政府一般是通过强制性地注入，实施临时国有化的措施。例如，2003年5月向“利索纳银行”注入公共资金，2003年11月对足利银行实行临时国有化等。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消除了金融系统的总体不稳定，尽量地把由此造成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的影响降低了最小的限度。

（2）进一步加强金融检查和金融监督

首先，修订资产核查标准，严格核查银行资产，使银行自查和金融厅检查相结合，定期公布检查结果，并要求各银行采取措施，缩小与金融厅检查的差距。对于没有正当理由，不及时缩小自查与金融厅检查差距的银行，金融厅可下达业务改善命令。

其次，加强银行经营的监督体制，具体措施有：发挥外部监察人的作用，加强外部监察的机能，严格地进行外部监察；在金融厅新设专门机构，加强对主要银行的监督；严格实施“早期纠正措施”和“早期警戒制度”，对于未实现健全化计划的金融机构给予必要的行政处罚，并下达业务改善令，限期整改；追究经营者的责任，经营者要宣誓财务统计的正确性，所有统计表都要有董事长签名。

3．强化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的机能

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一直以回收银行的不良债权为主业，在直接处理不良债权的方针出台后，日本政府在赋予其企业重组职能的同时，还采取了如下措施：进一步增强整理回收机构和企业重建基金的资金能力，最大限度提高其回收不良债权的能力；创设债权交易市场，提高不良债权的处置效率，并且使整理回收机构和政府系金融机构相互配合，加快转让回收的不良债权；扩充整理回收机构的证券化机能，推动债权担保证券的转让等。

4．银行处理不良债权的方式由间接处理向直接处理方式转变

日本各银行以往处理不良债权的方式主要是以间接方式，即由银行积累相应的坏账准备金，以防止贷款资金回笼风险。这样，即使贷款对象企业破产，银行也能运用积累的准备金扛过去。然而，其后患是不良债权继续在账面上挂着，对银行信用形成压力，出现不良债权越处理越多的结果。为此，日本政府于2001年4月6日出台“紧急经济对策”，把加速不良债权处理作为结构改革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按照市场原理，用直接处理的方式解决不良债权问题。所谓直接方式，即银行通过依法使贷款对象破产等做法，彻底理清债权和债务的关系，具体包括三种方式：第一，放弃债权；第二，以个别或打包的方式出售债权；第三，依法进行清算。金融厅将放弃债权作为最主要的手段，主要针对三年内经常账户可能出现盈余的企业。直接处理的重点是企业重组，其目的是通过企业债务重组，从根本上清除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直接处理可以彻底解除金融机构与贷款企业之间的融资关系，直接地清除不良债权。

5．改善中小企业融资条件，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宽松、优惠的贷款条件

主要措施有：修改税制、投融资制度和商法的有关内容，继续放宽金融业的参入限制，加快面向中小企业的新建金融机构的审批，健全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和中小企业重建的金融支持制度，确保对中小企业的顺利融资；制定中小企业健全化计划，对于在向中小企业融资方面表现很差和未完成中小企业信贷计划的金融机构下达业务改善令；加强中小企业融资的检查和监督等。

6．促进产业和企业再生

日本政府先后修改《产业再生法》、《公司更生法》、《民事再生法》、《民事诉讼法》和《民事执行法》等，为产业改组和新生创造了宽松有利的法律环境，并充实了有助于产业和企业新生的司法机能，使不良债权处理以及产业和企业新生得以顺利进行。

2003年4月，日本政府出资505亿日元，设立了面向大企业的产业再生机构。产业再生机构以时价收购银行的贷款债权，然后推进企业的整顿和重组。产业再生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向有希望改组、重建的企业追加融资、出资，并为其提供信托、担保等金融服务。为了促进企业再生，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包括：加强日本政策投资银行的机能，增加向企业再生基金的出资，扩大企业重建的融资和担保；制定判断供给过剩的指导标准；促使来自国内外投资者的民间基金在企业再生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以此为契机，日本的企业再生真正走上了轨道。再生后的企业，银行可以重新融资。长期来看，比起让融资对象破产的做法，这种做法体现出了经济方面的有效性，即通过各项重组，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可生成现金流的经营资源。另外，日本民间也在形成了一些投资基金，与企业步调一致地实施企业再生的计划。

第四章日本处理不良债权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第一节日本处理不良债权的经验教训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日本不良债权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2005年3月，日本银行宣布不良债权消除。与此同时，在日本政府加速处理不良债权过程中，也没有出现当初普遍担心的景气恶化和失业扩大的情况。这意味着日本不良债权的处理最终得到了成功。纵观日本不良债权的处理过程，可以从中总结出如下三方面值得思考的经验教训：

一、处理不良债权问题应及时果断

就一般情况而言，一国政府对银行不良债权处置的时机、力度和方式，会直接影响最终的处理效果,拖延和回避的做法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不良债权，从而导致处置的成本就越来越高。日本自泡沫经济破灭后，始终摆脱不了不良债权困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政府的处置不及时。当初，由于日本政府对不良债权严重后果的认识不足，加之政府内部意见有分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银行不良债权问题采取掩盖、拖延、敷衍的态度，错失了处理不良债权问题的最佳时机，导致了银行不良债权不断增加，这不仅加大了处置难度和处置成本，而且还影响到了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2001年小泉政府上台后，通过改组内阁，在不良债权处置问题上统一决策，实行强硬改革措施，加快不良债权的处理步伐，并迅速推出了一系列处理对策，才逐渐使不良债权得到控制。从日本政府对不良债权处理态度的转变中，可以看出，缩短处理时间，提高处置效率，能大大地缩减处理成本。公务员之家:

二、处理不良债权要做到标本兼治

在日本不良债权处理的过程中，基于日本特有的经济体制，日本政府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起初，日本政府一直采取注入公共资金的方式来挽救濒临破产的银行和企业，未对银行及企业的管理结构进行彻底的改造，从而出现了同一个银行的巨额不良债权反复发生和政府反复对其注入公共资金的现象。这让我们认识到，注入公共资金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为加速不良债权的处理，一方面，必须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拥有十分充裕的自有资本，如果自有资本不足，就必须依靠政府注入公共资金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加强金融监管是减少不良债权的重要保障。另外，不良债权的处理还应该与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再生相结合。只有同时采取这三个方面的措施，才能够做到标本兼治。

日本政府在处理不良债权的过程中，为了稳定金融体系，向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的公共资金，提高了大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增强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进而对消除银行经营的系统性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日本金融业处理庞大的不良债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日本早期在处理不良债权问题上金融监管力度不够，缺乏透明度和科学性，导致信息披露不对称，甚至出现掩盖、虚报数据信息，严重阻碍了不良债权的处理。后期，日本政府意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加强了金融自查和金融监督，并建立了金融监督厅，通过制订金融检查标准，加强了金融检查。

在处理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的同时，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一开始，日本政府在处置不良债权时，主要是以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为处理对象，而对房地产、批发零售、建筑等行业却大力保护。事实证明，仅仅致力于解决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并不能使经济复苏，没有从根本上增强金融机构的经营能力。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从结构改革的实际需要出发，使不良债权的处理与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相结合，才能减少不良债权越处理越多的情况发生。

三、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建立专门机构处置不良债权

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做什么事都是法律先行，在处理不良债权这方面也不例外。在处理不良债权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法规，主要包括1996年4月至6月制定的“金融三法”即《存款保险法》、《金融机构等经营健全性确保法》和《金融机构更生手续法》；1998年2月制定的《改正存款保险法》和《金融机能安定化紧急措施法》；1998年6月制定的《金融系统改革法》即《关于有关金融体系改革相关法律的法律》；1998年10月制定的《金融再生法》和《金融早日健全化法》等。这些金融法规为不良债权的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指导方针，使问题的整个处理过程都“有法可依”。日本政府通过立法取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取得金融政策和处理不良债权的通行证，加速了问题的解决。另外，日本政府为处置银行不良债权还成立了专门机构，包括日本金融监督厅、金融再生委员会和不良债权整理回收机构。这三个机构都被赋予了特殊的职能,各负其责，相互协调，有效地控制和解决了不良债权问题。

第二节日本处理不良债权问题的启示

我国银行体系近年来也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根据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06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549.2亿元，不良贷款率（即不良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额比例）为7.09%。如此看来，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加快处理我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与日本相比,尽管我国在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金融体制以及金融监管方式等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我们仍然可以结合中国不良债权具体的特点，从日本解决不良债权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适合于我国的政策措施。

一、要用法制手段处置不良债权

银行不良债权的处置是一项特殊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在处理不良债权的过程中建立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此，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界定处理不良债权设计的各种债权债务关系，并注意在实际运作中不断修改和完善具体的法律法规，以保证不良债权处理的公正和透明。

二、加强金融监管是减少不良债权的重要保障

我国商业银行应按照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加强金融监管。银行的风险自律实际上是银行的一种内部监管。银行总是要在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的各种组合中寻找一个恰当的均衡点。然而，银行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主体，往往会因为管理者决策上的失误，而做出一些超风险的决策。所以，需要政府从外部对银行进行金融监管。当然，这种监管不应涉及具体的业务经营内容，而应是一种宏观的、总体的基本框架。

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有助于我国金融机构化解风险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风险也不断增加，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而出现支付困难甚至破产的事件也在所难免。其次，由于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低下，信贷人员素质不高，使得我国金融机构不良债权比例相对偏高，当出现严重亏损或破产时，很难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及时应对。另外，通过注入公共资金的方法解决金融危机和不良债权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容易助长道德风险。因此，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降低金融机构的挤提风险，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

四、提高金融运作的透明度，重建社会信用基础

为落实透明度原则，首先，要担负经济调控和管理职能的政府必须做到将重大政策变动预先公示给市场参与者，并确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政策动作上协调一致。其次，要使在金融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的各种金融机构按照国际标准统一会计准则，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的数据。

五、成立专门机构处理银行不良资产

成立专门机构尤其是资产管理公司几乎是各国共同的选择，这种方式在各国不良资产处置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99年，我国也先后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理从四大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巨额不良债权。这种方法可以使银行系统渐趋稳固，投资者的信心逐渐恢复，货币汇率和股市持续反弹，银行的稳定性有了明显的提高。

六、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多种方式处置银行不良债权

一般说来，我国的负债企业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历史形成的资产净值状况和当前经营状况都有严重问题的企业，对于这样的企业应当实行破产清盘，同时核销债权；第二类是当前经营出现亏损、资产净值仍为正数的企业，该类企业如果申请破产，便有恶意逃避债务之嫌；第三类是经营尚可，有发展潜力，但由于债务负担过重，财务出现暂时困难的企业，这一类企业具备实行债转股的条件。因此，在处置已经存在的银行不良资产时，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多种方式并用，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手段。对于不同的企业可以采取资产重组、债转股、资产证券化、拍卖、租赁、销售等不同方法，灵活多样地运用国家赋予的各项政策，提高资本运用水平，促进现金回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进程。

七、加强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建立国有商业银行新的经营机制

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债权的形成深受国家体制以及经济政策和环境的影响，也和商业银行自身的体制有关联。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商业银行作为资金经营的一个重要主体，必须充分了解市场环境，结合自有资本及负债情况，在充分考虑市场风险的情况下，从事金融业务。从内部来看，我国商业银行应从制度建设、规章执行、严格审批和贷后重检等各个环节入手，建立和完善经营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进一步规范业务操作流程，严禁违规操作，加大对新增不良贷款的责任认定和追究力度，通过培训不断提高信贷人员的业务素质，确保新发放贷款的质量不断提升。从外部环境看，中央银行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这样，从内外两个方面确保商业银行建立以“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为核心的新的经营机制。从而，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防范道德风险。

八、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微观经济的活力

与日本企业相似，我国国有企业也存在着管理制度不适应时代要求，缺乏活力的问题。当前，必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把国企改革继续引向深入，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制、改造的步伐，促进企业加强管理，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企业行为。

九、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平

在市场经济中，银行作为资金这种资源的中介，在资金的盈余者和稀缺者之间起着资金分配的调节作用。它一方面成为存款者的债务人，另一方面又是贷款者的债权人。而维系这一关系不仅要依据法律，同时更需要依靠诚信。如果没有诚信，全社会人人自危，市场经济的运行就会达到崩溃的边缘。因此，全社会的信用水平提高了，不良债权的产生概率就自然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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