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从苏北现代化进程看落后地区构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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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就是所谓的现代化过程。苏北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缺乏现代性原则的规范，在精神性维度上表现为主体性意识缺乏，在制度性维度上表现为现代性还没有作为理性化制度安排渗透到社会运行的机理中去。因此，要加快像苏北这样的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必须积极进行现代性的构建：立足现实，强化主体性意识；加快体制改革，促进社会转型；破除城乡二元制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论文关键词：现代性：现代化：苏北

一、现代性与现代化

什么是现代性?中外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观点各异，可谓见仁见智。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颇具影响，他运用多维视角对现代性进行重新审视，在不同的理论著作中对现代性作了多方面的界定，“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disemt~ding)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规则。

现代性包含精神性维度和制度性维度两方面，是用来说明现代社会的社会与文化特征的术语。历史上不少学者在探讨现代性问题时，首先把现代性作为一种理性的文化精神，如康德关于“启蒙”的理解、胡塞尔的“纯粹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时代意识”、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等等。

从现代性的精神维度来看，现代性包含我们经常所说的理性、启蒙、科学、契约、信任、主体性、个性、自由、自我意识、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现代性作为“脱域”之后的理性化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不仅要作为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渗透到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之中，而且必然作为自觉的制度安排而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吉登斯干脆断言，“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而韦伯则详细地从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角度揭示了现代性作为理性化制度安排的普遍性。

现代化与现代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现代化是指社会秩序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过程。它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动态的概念，以工业化为发端，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整体变迁在经济上是指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进化；在政治文化方面是从经济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在社会治理方面是指从以习惯为主导的规则系统向以法律为主导的规则系统进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的变迁是现代化最终的决定因素。

现代化并非是在个别国家和地区发生的特有社会现象和发展趋势，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性发展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性是在社会现代化基础上抽象与提炼出来的一种东西，现代性是唯一的，现代化却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国外学者布莱克曾经用因果关系来说明现代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区别：“从上一代人开始，‘现代性’逐渐被广泛地运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现代化是动态的，是“因”，现代性则是静态的，是“果”；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的确立与实现的过程。现代性与现代化二者不可分割，没有现代化，现代性就无法体现，而没有现代性，现代化也就失去了目标。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对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苏北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少地区出现经济发展失衡的现象，这种现象无疑是阻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引起了学术界、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高度关注。江苏作为全国为数不多GDP超万亿的经济强省，内部各区域之间显著的经济差异一直是困扰它的一大难题。江苏省根据其13个市在本省的自然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平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经济板块。苏北地区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5个省辖市，共40个县(市、区)，土地面积达5．24万平方公里，2006年年末总人口达3281．12万人。苏北无论从土地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上来说都可以算是江苏省的半壁江山。从地理位置而言，苏北地区处于我国发达的东部沿海中部，连接华北、西北、长江三角洲，东临太平洋，隔黄海又与日本、韩国两个发达的东亚国家相望，是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但是基于历史的、客观的等诸多原因，苏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一直是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低谷。从2000年来苏北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看，苏北不仅在经济总量和均量上占全省的比重越来越小，有的经济指标甚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与苏南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越来越大。2000年，苏北五市人均GDP为6289元，是全省的53．4％、苏南的28．3％；到2006年，苏北五市人均GDP虽然达到12910元，却降到了全省的45％，苏南的2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21元；2000年，苏北五市财政总收入为130．28亿元，是全省的15．1％、苏南的24．7％；到2006年，苏北五市财政总收人为501．13亿元，降到了全省的12．7％、苏南的20．3％。另有统计资料显示，苏北淮安、盐城、宿迁、连云港等地级市不仅经济总量达不到苏南一些县级市，而且人均GDP也只有苏南一些县级市的1／10，甚至更低。

苏北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长期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现代性的视角来分析，苏北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性原则的规范。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越来越注重个体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主体意识的自觉，市场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快速发展。中国虽然从20世纪初就开始向往和追求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已经形成了西方文明特有的现代精神气质，尤其是苏北这样的欠发达地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消极影响仍然严重阻碍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中个体自由和主体意识的形成。现性虽然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它只是以碎片的、萌芽的形态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而没有作为社会深层的和内在的机理、机制、存在方式、文化精神等全方位地扎根、渗透到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之中。相反，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量残余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却根深蒂固，主要表现有：人治高于法治，人情大于法理，关系大于能力，依附大于独立，身份大于实力，安贫乐道，小富即安，“等靠要”等。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苏北现代化的迅速发展。

三、从苏北现代化进程看落后地区的现代性构建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政府以下行政组织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只是上级政策的简单执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各省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虽有差距，但不是很显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国内区域差距13益扩大，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已成为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像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苏南、苏中、苏北经济上的显著差异非常类似于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上的梯状分布，其它省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区域发展的失衡。如何推进像苏北这样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以促进各区域的共同发展，～直是中国各级政府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政府曾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并且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除了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快落后地区现代性的构建，在精神层面上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在制度上加快体制转型，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积极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首先，在精神性维度上，立足现实，强化主体性意识。人的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主体性原则可以使人的目的、利益和需要得到最大的实现”。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与现代工业生产密不可分，现代工业的巨大生产能力第一次把自然界当作人的对象，人不再任意听从自然界的摆布，而是为自然界立法。正是人的主体性支撑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也证明，思想解放的程度、主体性意识觉醒的程度决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哪个地区思想解放得快，主体性意识觉醒得早，老百姓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最强烈，哪个地方市场化进程就快、经济发展也就快。张家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紧紧着眼于解放人的思想，培育人们的主体性精神。张家港人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许多突破性的飞跃，比如“没有名次就没有地位”，“不能吃饱肚子，空了脑子”，“拿金杯是手段不是目的”，“一个声音喊到底”，“不是要我发展，而是我要发展”，这些新观念渗透到许许多多人的头脑中，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苏北地区人们思想解放得慢、主体性意识较弱，没有真正把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因此，尽管有良好的区位优势、省委省政府的政策扶持、较为丰富的资源，但是苏北经济还是长期发展不上去。要想推动像苏北这样落后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是首要的，要强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意识，彻底抛弃“等靠要”的观念，让创业致富成为发展的主旋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内增凝聚力外增吸引力、提高向心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

其次，在制度性维度上，要加快体制改革，促进社会转型。体制问题对于一个地区能否发挥后发优势至关重要没有一个运转良好的体制，再好的政策也执行不好，再好的区位优势也无法发挥。在体制改革方面，要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打破旧体制条条框框的束缚，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行为，提高办事效率，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越位和缺位问题。积极推进理性化社会新秩序的建立，使原来重权力的社会逐步过渡到重能力的社会、人情关系社会过渡到理性社会、人治社会过渡到法治社会，在社会管理模式上实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过渡。

第三，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是后发国家才有的问题，是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当我们考察现代性在一个地区的现实境遇时，不能仅仅从城市区域的人力资源状况和社会运行机制的状况来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必须把视野投放到在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中从比重上占主体的农民、农村和农业的状况。这种以农为本的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会大大降低我们对城市化群体的现代性程度的估计。在城乡二元结构中，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抗与冲突，看到了传统的顽强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城乡分割局面在逐渐被打破，但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仍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种种现象，有待我们去冲破和改革。苏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结构的转换。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生产力水平或城市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选择。广大农村要迅速发展，必然要求工业反哺农业、工业为农业提供发展资金，只有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了，才能为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条件，才能为反哺农业、带动农村提供经济基础。“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城乡一体化道路是落后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