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资本共生发展区域经济研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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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内涵；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论证；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品牌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共生与竞争两类、品牌资本的存在与发展具有空间结群性、品牌资本共生规律是存在的、凡是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品牌主体，都可以成为第一、二产业品牌主体的公众、品牌资本共生规律也可以由市场规模原理予以证明、生产、经营相同产品的品牌资本之间也存在共生关系、品牌资本共生规律还可以从服务效率理论予以证明、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在于它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原则、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在于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我国城市化的路径、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只能依靠节约资源型或循环经济技术体系的全面发展等，具体请详见。

一、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内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区域经济，就是在不破坏竞争机制的基础上，发展品牌资本及其共生关系。品牌之间的关系，主要有共生与竞争两类，并且是此消彼长的。可是，经济学家们往往关注品牌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而忽视共生关系，导致区域经济理论处于乏力状况。许多地区的行政长官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态度上支持，却不知如何落实这一战略，盲目地招商引资，粗放增长方式至今还在延续。这一切都说明，品牌资本共生规律还没有受到中国经济理论界重视。

在不存在城市关键资源尤其水资源瓶颈的条件下，品牌资本的存在与发展具有空间结群性，即每一品牌资本往往是同一城市（地区）其它品牌资本存在和增长的有利条件，这就是品牌资本共生规律，或叫做“品牌资本的社会性”。所谓“一花引来万花香”，用来比喻品牌资本共生，是很恰当的。在不存在资源瓶颈的条件下，只有较大的城市（地区）才能容纳较多的品牌，从而形成共生的局面。由于城市拥有较大的市场规模、丰富的人力资本、发达的交通和信息环境、良好的市场秩序和优越的区位，往往是品牌资本共生的理想空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区域内品牌之间的关系，是共生与竞争的对立统一，而且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品牌之间关系的性质究竟是以共生为主还是以竞争为主。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以取缔竞争来发展共生，因为如果那样做了，就等于取缔了市场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争夺资源。只有将品牌纳入一个具有更大资源秉赋的市场上（常常表现为扩大城市规模），才能更好地发展共生关系。所以，对于发展品牌资本共生来说，城市的选址或者城市布局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二、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论证

品牌资本共生规律是存在的，这可以通过品牌资本价值、市场规模、非均衡和效率理论加以证明。

首先，品牌资本共生规律可以由品牌资本价值理论或交易成本理论加以证明。品牌资本就是一个品牌整合外部资源的能力方面的价值，单位是元。品牌资本价值的数学表达公式是：

，(x．)代表因获得第i类外部公众的信任为某品牌（商号或注册商标）带来的潜在价值（是由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的节约，以及公众多向度支持带来的价值），它是第i类公众信任总值x：的函数，单位是元。Q．是第i类公众就其手中资源的交易而言对某品牌的信任值，可以采用0、1、2、3、4分别代表信任梯度中的不信任、有点信任、比较信任、很信任、完全信任。（注意：不同类型的公众，其评价项目是不同的，比如消费者关注产品，而政府可能关注税金额度，银行则更关注还款）；K。指第i类公众因资源规模及其稀缺程度而产生的意见权重系数（科技发明成果和社会影响力也是公众所拥有的最重要的经济资源）；D：是指第i类公众因拥有的区位而产生的意见权重系数，一般来说，公众所拥有的资源离企业的距离越近（意味着运输成本越节约），D．越大。由于D与企业所处的地理区位（或社会网络区位）有关，所以处于都市的企业，拥有近距离的重要公众（如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高校等公众类型），其品牌价值总是高于边远地区的企业。如青岛有六大驰名品牌，这六大驰名品牌构成其它企业的实力强大的公众资源，青岛便能吸引许多世界级品牌、跨国公司和大项目纷纷落户青岛，这就是品牌集聚效应。此外，D的大小也与公众所处的政治、经济区位有关。比如说，处于市场开放国家的公众，其拥有的资源易于流出，D值就越大；再比如说，友好国家的公众，其拥有的资源易于被取得，D．值也越大。很显然，品牌资本价值由其拥有的公众规模和结构所决定。如果某一地区已经存在知名品牌，这个先在的品牌资本主体（企业）就可能成为其它品牌资本主体（其它企业）的顺意公众资源，从而相互提高品牌资本的价值。这一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品牌资本共生规律，或品牌资本极化聚集现象，也可以解释经济领域的“傍大款”现象。凡是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品牌主体，都可以成为第一、二产业品牌主体的公众；终端品牌主体都可以成为上游品牌主体的公众。以品牌资本价值理论证明品牌资本共生规律，是建立在降低交易难易程度和交易成本基础上的。

其次，品牌资本共生规律也可以由市场规模原理予以证明。一般而言，某一地区如果已经有某些品牌落地，那么，这个地区的就业规模往往扩大了，市场购买力也增大了，有利于新品牌成长。新品牌资本进一步扩大了就业规模，市场购买力进一步提高，从而推动其它品牌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品牌资本的发展，往往吸引人们向这一地区聚集，从而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加速这一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而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推动包括企业品牌在内的整个城市品牌资本价值上升，提升与外部的互动力，凝聚人才和品牌资本，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进程。如果排除各种偶然因素，我们会发现，城市品牌资本价值的提升，是品牌资本共生不断发育的结果。反过来，城市品牌资本价值的提升，必然促进可再生资源的聚集，从而引发新一轮品牌资本共生。品牌资本与整个城市品牌资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以人口规模作为支撑，同时被资源尤其水资源瓶颈所制约。

再次，品牌资本共生规律还可以从品牌资本共生与竞争关系的非均衡分布原理予以证明。品牌资本的共生关系与竞争关系在不同经济领域之间的分布是非均衡的，如果不存在水、电、油等自然资源的瓶颈（必须依托可靠的城市布局），那么，总体而言，品牌资本之间的关系是以共生关系为主，以竞争关系为辅的。这是因为当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部门越来越多，不同经济部门的品牌资本之间、不同行业的品牌资本之间、尤其同一行业的上下游品牌资本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依存关系，他们之间以共生关系为主，以竞争关系为辅。上述品牌资本之间虽然也可能存在竞争，比如争夺银行贷款资源，争夺投资场所等，但发生的频率较少，总的来说，是以共生为主，以竞争关系为辅。而瓜分销售市场的竞争，主要发生在生产、经营相同或可替代产品的企业之间。这时，不同品牌资本之间的关系，是以竞争关系为主，以共生关系为辅。生产、经营相同产品的品牌资本之间也存在共生关系，比如说遭遇出口关税上调的时候，这些品牌资本主体就可能联合起来，形成一致而强大的声音，甚至影响政府的决策，但这样事情发生的频率较小。相对于越来越细的社会分丁所形成的品牌资本共生关系而言，竞争关系存在的领域十分狭小。这就在规模上决定了品牌资本共生关系居于主体地位。

最后，品牌资本共生规律还可以从服务效率理论予以证明。众所周知，服务业规模是基于生产规模与生活规模基础上的，如果生产规模与生活规模较小，服务业的生存就发生困难，就不会聚集门类齐全的服务企业，这将导致第二产业的生产企业的效率低下。一产、二产与三产之间的依赖关系决定了品牌向城市聚集的动机，是追求效率，或者说，城市比乡镇拥有更高的效率。

上述四个方面的论证都可以证明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存在。但是，这四个方面的论证都是有前提的，即首先假定不存在城市关键资源尤其水资源瓶颈。这个假定如果被推翻，那么，品牌资本之间的关系将发生质的改变，即竞争将成为主要方面，共生沦为次要方面。这一结论对于当代中国的城市布局具有极大的价值。

三、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

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在于它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在于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我国城市化的路径。品牌资本共生规律要求每个省、自治区合理规划城市布局。品牌资本共生的理想条件，是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较多的城市，而不是人口较少的小城镇。这就决定了，中国人口在地域上的二次分布只能走“城市化”道路，而不能走所谓的“小城镇化”道路。因此，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第一方面经济学价值，在于纠正我国城市化路径。对于人口密度相对稀薄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本人认为，品牌资本共生与小城镇战略是排斥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是以巨量人口转移为标志的人口重新配置过程。中国的城市化战略不应强调小镇化而应强调城市化。城镇概念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范畴，强调镇守一方，城镇是据守之城。如果强调所谓的“小城镇化”战略，成千上万的小城镇争夺市场资源的结果，必然会加剧市场分割，而市场的行政分割或空间分割，都将打碎品牌资本共生体系。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求我们在城市布局上树立“市在先，城在后，城为服务业载体”的理念，而不能反过来，人工地制造“无根之城”。当前应重新评估和思考中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问题，否则会导致巨量的浪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许多地区的城市化运动都实行了摊大饼模式。比如，与乡镇经济崛起相适应，江苏省城市化走了摊大饼的弯路。由于缺少总体设计，后来不得不并掉了600多个乡镇。江苏省人口密度高达760人／平方公里，每一个镇的人口规模都能达到一个小城市的规模，比如江苏省的苏州所属5个市（县）共48个镇，镇均人口为20.51万人。①由于有人口规模作为支撑，这些乡镇又处于长三角都市带，江苏省的摊大饼式的城市化模式并没有招致过大的损失。但这一模式绝不能大面积地在中西部地区推广，比如吉林省。吉林省的人口密度仅为140人／平方公里。吉林省624个乡镇（其中镇426个，乡198个）的平均人口仅为2.92万人。②吉林省各个乡镇人口规模相差较大，比如，长春地区农安县有26个乡镇，总人口117万，乡镇平均人口4.5万人；而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南部的和龙市，全市下辖十镇五乡四个市辖街道办事处，总人口24万人，乡镇平均人口仅为1.6万人。如果每个乡镇都不放弃发展的机会，则由于人口规模过小，每个镇的服务业就不会发达，也不可能有实力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业不发达，就不利于安排就业，也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人口规模过小，甚至无法维持税基。吉林省的省情，决定了吉林省不能走乡镇经济道路，而只能走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这里的小城市往往指的是县级市，吉林省应重点发展县级市，撤销乡级政府，将现在的乡政府所在地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其职能仅限于维持治安。这样的人口布局有利于品牌资本共生，尤其有利于服务业品牌的成长。我们知道现代服务业是未来经济的主角。可是，不管是为生产服务的服务业，还是为生活服务的服务业，都必须建立在有生产规模或有生活规模的基础上。只有“大规模的生产”和“大规模的生活”，才能支持服务业大发展。那么反观中国某些地区的小城镇化运动，会发现它正在形成不合理的人口布局。有人认为，中国的人口为10万人口的小城市已经相当于外国的中等城市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没有从实际经济规模（生产率乘以劳动人口）出发思考中国的城市规模问题。比如，日本的汽车工人效率为中国工人效率的8倍，实际上意味着中国80万人口的城市仅相当于日本10万人口的城市经济总量。就是说，在一个第二产业高效率的国家，10万人口就足以促成发达的服务业，而在中国却需要80万人口才能养活发达的服务业。一产、二产与三产的品牌资本之间是共生的关系，这是一个规律，这一规律与城市规模的关联性极大，它逼迫我们必须从有利于品牌资本共生的立场出发去谋划城市布局。据专家测算，100万至200万人的特大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建设效益最好；50万至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其效益居第二位；20万至50万人口的城市效益居第三；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效益最差。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中国的生产率较低，城市人口规模应大些才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所以，在不突破不可再生资源瓶颈的前提下，通过拓展可再生资源的规模，适度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才能为品牌资本提供良好的共生条件。如果不存在资源尤其水资源的限定，那么城市越大，城乡一体化经济中的分工越细，越有利于品牌资本共生。因此，品牌资本共生规律所具有的第一方面经济学价值，在于它纠正了中西部地区人口二次分布的路径，指引我们破除小城镇狭隘认识，构建大、中、小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其次，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在于纠正我国各地区招商引资活动的价值取向。众所周知，城市的规模并不能无限地扩大，也并非所有的城市都有机会成为大型或特大型城市。任何城市的规模总会受到城市资源尤其水资源瓶颈的限定，如果盲目地增加人口或增加生产活动的规模，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依据资源尤其水资源的状况确定了城市布局之后，我们还要探讨如何不突破资源尤其水资源瓶颈，发展品牌共生关系。本人认为，要想不突破资源尤其水资源瓶颈发展品牌资本共生体系，就只有选择节约资源型品牌和产业结构。因此，各地在招商引资环节上，必须纠正认钱不认品牌的做法。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只能依靠节约资源型或循环经济技术体系的全面发展，别无他途。如果各地方政府都能支持节约资源型品牌和产业的大力发展，那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落到了实处。

四、结论

综上所述，品牌资本共生规律的经济学价值，在于它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两大原则。其一是人口重新布局的原则，对于人口密度小、不具备形成都市圈潜质的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人口重新配置，要走城市化道路，抛弃小城镇化道路；其二是招商引资的原则，要把引入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品牌，作为招商引资的核心内容，即牌为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