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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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区域经济差别式发展二十余年来，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林毅夫、王绍光等学者的研究都证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正呈现扩大趋势。那么，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呢?本文以此为思路，首先对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思考其他地区的有效借鉴模式。

一、分析框架

本文以Mankiw增长模型为基础，对我国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进行考察(1990—2004)。采用C-D生产函数将三要素经济增长模型的人均对数形式表示为：

在式(1)中，对人力资本的测量是分析的难点。本文采用对各类受教育水平进行加权测算，相应权重由主成分分析法加以确定的方法来考察人均人力资本水平。

定义：a0=Ln(A0)，yt=(Yt／Lt)，kt=Ln(Kt／Lt)，ht=Ln(Ht/Lt)。同时，考虑到模型中相关变量具有单期滞后效应，即变量T期值依赖于T－1期值的情况。那么式(1)可表示为：

二、经济发展典型区域的发展模式分析

运用计量模型对经济发展典型的粤、苏、浙三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状况进行考察。通过三要素模型的长期协整方程，考察各解释变量的长期贡献度水平；通过误差修正方程，分析各解释变量增长率的贡献度水平。经单位根检验表明，三省相关变量数据均为，(1)变量。首先，考察经济发展最为显著的广东省。其协整方程式与误差修正模型表示如下：

式(5)、(6)表明，对广东经济增长的长期水平而言，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每增长1％，将各自带来人均工业产出增长0．28、0．35、0．37个百分点。在该省经济增长中，对人力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的敏感度要高于对物质资本投入的敏感度。而对短期经济增长而言，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30和0．16，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为0．056。

其次，我们考察江苏省经济增长情况。其协整方程式与相应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式(7)、(8)协整关系意味着，从经济增长的长期角度来看，江苏人均物质资本、人均人力资本和人均劳动等三要素对人均产出的贡献度分别为0．38、0．39和0．23。同时，其技术水平以0．0271的速率作用于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和人均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40和0．08。

最后，对浙江省进行考察。考虑到以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为主的浙江省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进步率较低，我们把技术变量中的时间趋势降为较低值：设定5年为一变动水平。运用OLS进行回归，其结果如下：

该模型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度分别为0．42、0．29和0．29。从增长率的角度来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度分别为0．33和0．44，表明该省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和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的贡献度相对都较大。

以上结果有两个特点：一是各要素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有较大的差异；二是每个区域的误差修正模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与相应协整方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往往成反向变动的趋势。何以解释?本文认为这正是体现了各省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

我们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出水平在三省的横向比较出发来考察这个问题。图1、2、3分别为对数形式的三省人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出在样本期内变化情况。

先分析三省经济发展中各要素的贡献度趋异问题。各要素贡献度分布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物质资本相对密集的地区，该要素的贡献度相对较小；人力资本相对密集的地区，该要素的贡献度却相对较大。

在物质资本贡献度方面：广东为0．29；江苏为0．38；浙江为0．42。从图1、3可以看出，在样本期内，广东省与苏、浙两省的人均产出水平相差并不大，但其物质资本存量却远高于后两者。因此，广东经济依赖于一种相对的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从广东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以物质资本和技术为发展主导的外资和国有工业企业数占总量的54．10％，其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占总量的比率更是分别高达77．76％和83．81％。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广东物质资本的贡献度相对较小而苏、浙相对较大的现实状况了。

再考虑人力资本的状况。图2中，对三省人力资本的排序水平是：浙江最低，广东居中，江苏最高。根据人力资本贡献度分布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协整方程中人力资本贡献度的拟合值是合理的，即浙江为29％，广东居中为35％，江苏则高达39％。我们再通过三省的实际教育发展水平加以考察。根据相关数据，江苏省劳动力中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比率要比广东和浙江分别低5％和9％，而其拥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比率要比浙江高2．8％、比广东高1％，在高等教育水平方面，江苏、广东在样本前期有较大优势，但后期三省基本上处于持平状态。

其次，我们认为各地区短期模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与相应的长期协整方程中各要素的贡献度反向变动的趋势实际上反映了各省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发展趋势。

先分析浙江省的情况，其物质资本的存量在样本初期与广东、江苏有一定的差距，但近年来的发展则与其他两省逐渐趋同(图1)，而人力资本初始存量尽管较低，但样本期内的绝对增长量却是最显著的(图2)，为该要素对数值的1．88个点，远高于江苏和广东的0．88和1．71的水平。这说明，在短期的经济增长中，浙江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正在日益加速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文中式(9)的各要素对式(10)的反向修正也表明，浙江工业经济的发展在短期内正从劳动密集方式向以资本、科技为先导的大中型方向发展。

就江苏的情况而言：物质资本的绝对增长量是最为显著的(图1)，为该要素对数值的1．91个点；人力资本的绝对增长量却是最低水平(0．88个点)。这实际上体现了江苏经济工业园模式的典型特征。在近十几年中，江苏一直以引进港、台、日等外资为主，结合其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使其较快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日益

体现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趋势。

广东经济的发展趋势则是另一种模式。从上图1-3可以看出，就生产要素的作用而言，广东经济发展已逐渐不具有特别优势。实际上，广东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式(5)、(6)表明，广东经济增长中技术变化的贡献度都是相当的明显，远高于其他两省的水平。从近期广东实际经济发展来看，其工业企业的数量实际上一直处于减少的趋势，而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后，向集团化和高新技术化的方向发展。

以上分析，使我们较好的实证了传统生产要素对三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差异及相关的现象解析，得出了三要素增长模型下地区发展工业经济的主要特征：经济发展应当从地区实际条件出发，特别是利用自身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并建立相应的特色工业经济发展模型。

三、经济增长典型模式的特征与其他地区的相应借鉴方式

东部三省经济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典型，关键在于有效利用自身的优势：既指传统的生产要素，也包括制度变革因素；既考虑经济发展初期的优势状态，更分析可持续发展的优势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广东模式的特点：在对外开放的特殊条件下，高度外向化的广东经济运用其出口导向型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特点，充分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经济。当前，广东经济逐渐从初期依赖资本的状态向以技术和研发为重点的集团化和高新技术化的方向发展。

江苏模式的特点：采用新加坡式的工业园经济，形成了以县域为特点的苏南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是能够带来较小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引进外资等因素的结合，且难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平衡增长，因而后继发展相对比较乏力。

浙江模式的特点：在初始发展阶段，考虑到资本要素相对缺乏和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状况，大力发展对资本要求比较低或者说固定资产相对较少的中小型劳动力密集型民营加工企业。当前，浙江经济逐渐向以资本、高科技为先导的大中型企业方向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在通过吸引外资和建立工业园区等方式来发展地区经济的同时，更需要根据自身的要素分布优势、经济发展阶段来借鉴经济发展典型地区的发展模式，从而来确立自身相应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

东北部四省区，在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存量方面有较大的优势，而且作为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各种矿产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比较完善。因此，就经济增长的短期赶超战略而言，借鉴广东模式，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工业经济应当成为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先方向。在目前国家已提出振兴老工业基地政策的情况下，实践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对原有国有大中型工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结构重组，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它们恢复活力，并引导它们走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化道路。

对中部地区的各省份而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他们的主要优势，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人均水平都相对偏低。因此，我们认为中部发展的重点应当摆放在浙江模式的中小型民营工业经济方面。因为中小型民营经济体主要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而对物质和人力资本的要求比较低，这样有效的利用自身优势，同时规避了比较薄弱的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改变了原来的国有经济主导发展模式，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对西部各省区而言，把二元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城乡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短期内实施经济增长赶超战略的关键。目前，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工业经济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已逐渐显现。因此，在发展工业经济中，一方面，学习浙江模式，发展各具特色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加工工业，充分开展该地区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边境贸易，使自身的区位优势得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发展；另一方面，坚持国有工矿企业的重工业发展道路，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来提高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