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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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是指包括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市、区）这一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多民族聚集的广大地区[①].总面积占全国的56、8％，森林面积占全国的36％，水资源储量占全国的82、3％，生物、矿产资源相当丰富，而人口只占全国的24、6％。全国65％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在这里。这是我国少数民族集聚的主要地区，也是生态条件较差而自然资源富集的地区。同时，西部的一些地区还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和文化传统。只是由于社会变迁、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以及近代以来生产力布局东移，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成为我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一。西部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面临的问题

国有企业是指由国家投资、资产与收益归国家所有、责任及风险由国家承担的企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同时由国家经营管理，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改革也相继经历了放权让利、利改税、转换经营机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等几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提出以后，建立以“产权明晰、经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但任务的提出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纵观我国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的现实处境，笔者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有利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与东部的发展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自80年代以来，由于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惠政策和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东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国有经济迅速蓬勃发展，并已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综观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的现状，虽然乡镇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等其他经济成份发展很快，但从主要经济指标看，国有企业在西部地区仍占有主导地位，国有大型企业的作用凸现，比例呈上升趋势。以陕西省为例，截止1998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685户，拥有总资产有2158？36亿元，净资产614？49亿元，资产负债率为71？53％，在职职工142？8万人，当年完成增加值286？16亿元，销售收入867？48亿元，实现利税53？31亿元。其中，煤炭采选企业69户，占3？6％，食品加工和制造企业285户，占15？1％；纺织企业85户，占4？5％，石化企业119户，占6？3％；机械制造业210户，占11？1％；电子及无线电通信企业24户，占1？2％；军工企业55户，占2？9％；其他企业1033户，占55％。总得看来，属于国家确定的纺织、煤炭、冶金、有色、军工五大特困行业的企业共计256户，占到全省国企的13？6％；占国有大中型企业的55？6％。在列入统计范围的435户大中型企业中，特大型企业4户，在职职工7？01万人，实现利税7？43亿元；大型企业153户，在职职工54？92万人，实现利税20？67亿元；大型企业223户，在职职工22？51万人，实现利税-1？81亿元。97年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共有216户亏损，加之国家确定的重点解困企业名单中的17户非大中型企业，负有解困任务的企业共有237户，其脱困程度分三类：一是主导产品有销路、有效益、管理基础较好，经过自身努力可以实现脱困的企业，共46户；二是困难较多，经艰苦细致的工作有望扭亏的企业，共101户；三是困难较大，需采取结构调整、资产重组等措施帮助脱困的企业，共90户。与“九五”初相比，陕西省国有大中型企业呈现出“三增一降”的态势。三增：一是企业户数增，由442户增加到462户，其中特大型企业增加2户，大型企业增加3户，中型企业增加19户，增加的主要是食品饮料、烟草加工、电子通信、医药保健等行业的企业；二是企业实力增加，总资产由1108？18亿元增加到1180？18亿元，净资产由376？95亿元增加到418？74亿元，增加值由143？15亿元增加到163？33亿元，销售收入由460？26亿元增加到513？3亿元，特别是出口创汇由6？78亿美元增加到8？54亿美元。三是适应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增加，象西安制药厂、秦川机械发展股份公司、陕西天王兴业集团公司、宝鸡啤酒股份有限公司、黄河工程机械集团公司、宝光电子集团公司等，经过数轮激烈的市场竞争，已在同行业中站稳脚跟，基本具备了与国内大公司相抗衡的能力。一降：经济效益下降，总资产由7？2％降低到3？9％，产值利税率由6？2％降低到4？18％，实现利润由-6？5亿元降低到-18？92亿元。

国有企业是西部经济的重要支柱和骨干力量，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西部的工业绝大部分在80年代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重点布局，一部分军工企业是为适应准备打仗的需要设立的。改革开放后，由于体制、投入的原因，其生产经营活动远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之需，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老化、产品落后等问题日显突出。具体有：

1.国有经济成份比重高，项目多布局不合理，经济效益低，恶化了西部经济结构，降低了结构效益。

在新形势下，受旧体制的束缚，产品老化，参与市场缺乏竞争力，不仅难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反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大包袱。国有经济的不景气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加乏力，使西部地区的技术更新、改造和产业结构升级步入困境，已造成了这些地区资源枯竭、运力紧张、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制肘因素，使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增大。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后，我国宏观经济的总趋势是：疲软的国内需求同持续的通货紧缩呈互相加强的，经济持续走低。尽管中央政府从1996年开始放松自1993年以来一直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仍没有阻止经济下滑的势头。1998年，中央政府采取了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抑制住经济下滑的势头，但是供需矛盾仍然得不到根本解决，也就是说中国已从短缺经济走向买方市场。此时的市场环境与东部开发时的环境有的质的不同。在过剩经济背景下的国企要通过改革实现经济腾飞，已非一日之功，而需一个渐进式的、漫长的过程。

2.西部缺乏一批敢闯、敢干、敢冒风险的企业家，思想观念落后。

东部具有经商、重商的历史传统和产生、形成企业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基础；而西部地区则观念封闭，缺乏形成企业家的环境。思想观念落后，缺乏创造性，追求短期行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许多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相悖。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畸形消费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矛盾。“穿在银上，用在鬼上，吃在酒上”，过多耗费制约了扩大再生产，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平均主义抹杀了人们竞争的意识和商品经济意识。如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着共食习俗，一户杀猪，全寨共食；一户煮酒，全寨共饮；上山打猪，见者有份。三是重义轻财，轻商贱利的观念严重。有人仍守着“养牛耕田，养猪过年，养鸡养鸭为换醋油盐”的信念，重义轻财，轻尚贱利，甚至视经商和长途贩运为耻。缺乏商品交换观念。虽然在技术设备、资金、管理、人员、素质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但相当一部分国企不但没有把优势发挥，而且寄希望于国家给政策、给出路。缺乏眼睛向内、挖潜提效、走出困境的动力。由于经营不善，造成亏损，成为当地经济的一大包袱。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世纪，然而，我国西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素质及任用机制的现状不仅不能适应这种竞争的要求，而且也极不利于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按照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积极探索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先人用人新机制，把组织考核推荐和引入市场机制、公开向社会招聘结合起来……”[②]经营管理人员从本质上讲，也是资源的一种，而且是最具活力的人力资源。按照市场规则对其进行配置，按照竞争的办法来选拔任用，应为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目前，在西部地区，行政机关直接对企业领导人员进行考察任免的选人用人办法，主观因素较多，实质是援用计划经济条件下干部调配管理的思路和模式，是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对企业领导人员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经营能力和经营业绩等可量化和可测试性指标重视不够，容易导致选人用人和人才培养企业一流的业绩。由于企业领导人员从市场中来，经过市场检验，又回到市场中去，经理人的选择完全通过市场进行，由市场机制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国家通过合同的形式确定与企业领导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企业领导人员完不成合同约定的经营目标，国家有权解除合同，使其回到经理人市场另行择业。加之，由于缺乏公开、平等、竞争的程序，秘密操作的较多，透明度较差，容易导致暗箱操作和个人专断。有权部门也顺势搞“权力寻租”、“钱权交易”。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腐败之风屡禁不止。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权交易“。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腐败之风屡禁不止。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全国甚至全世界统一开放的市场。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经理人的选择是全国性的，相当多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选择总经理。德国最大的国有企业――德国电信的当今总经理就不是德国人。[③]正是由于经理人市场选择范围的广泛性，才使一流的企业聘请到了一流的经理人才。正是由于一流的经理，创造了一流的业绩。

2.产业结构失衡

能源、原材料比重较大，而其加工部分却多在沿海地区。重工业过重而轻工业不足。陕、宁、青等省区的国有工业产值都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70％，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如宁夏，机械制造、冶金、石化、建筑建材、医药、农副产品加工等均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且拥有一批骨干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和拳头产品，如轴承、仪表、机床、钽、铍、铌、麻黄素、苦生碱等。西部省区提供的能源、原材料等低附加值产品被国家按不合理的指令性比价调往沿海地区，而沿海地区在获得加工工业利润的同时，又凭售出的工业制成品而获取了商业利润。由此使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难以转换为商品优势。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发达地区在生产过程中将大规模地应用新技术，形成知识密集型企业，大大降低自然资源在投入要素中的比重，软化自然资源的约束。一方面，新材料工程的发展，使一些传统生产所需要金属物质材料可用人工合成材料代替，如强化塑料管可代替镀锌水管；另一方面，新能源的发现和使用也会大大节省不能再生产的有限能源，石油、煤等自然资源不再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能源材料，如核电可以代替火电。由于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减少，使西部地区作为主要产品的自然资源及其初级产口的价格下跌，使拥有丰富天然资源的欠发达地区在经济上又失去了一大优势。

4.长期形成的体制方面的问题，使西部地区计划经济的色彩更浓。

陕、甘两省布有众多国有大中型特别是军工企业。以陕西省为例，其国有企业大多是在“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兴建的，军工企业、轻纺企业和机械加工企业所占比重很大，而且大部分地理位置偏僻，债务负担沉重。虽然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许多措施，西部各省也想了不少办法，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主要是财政困难，没有资本金投入。企业所创造的效益基本上都以不同形式上交，无力自筹资金补充资本金，归还原有贷款。进行股份制改造，因效益不好也无法吸引出资者。在此情况下，企业债务越来越重，无法自我解困，更谈不上发展。另外，由于体制因素，长期以来，军工企业的优势也仅限于本系统内部，与地方经济联系不强，潜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因此，军工企业如何融于地方经济的问题也日益凸现。

5.来自入世的压力

随着中国入世，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外国资源性半产品的到岸价格有可能比国内产品的价格还低。现在人们提到西部大开发就想到要发挥西部的资源优势――多开矿，但目前，在这种过剩经济的环境和外国资源性产品对国内资源性产品巨大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增大了开拓国内需求特别是西部市场的力度。国内竞争的加剧，给增长依赖内需但竞争处于劣势的西部地区经济又增加了压力。

6.金融因素的影响

在金融方面，东南沿海地区在信贷资金、企业上市、资本市场等方面享有优惠政策，使东部地区的投资效益高于西部，导致了本已捉襟见肘的西部资本大量外流；

二、西部国企改造中的政策倾斜和体制创新问题

国家在西部国企改革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实行政策倾斜，营造有利于西部国企改革的政策环境。要切实依法在财政、税收、金融、进出口、海关管理等方面落实各项优惠政策，以支持西部的国企改革。

1.对西部的某些地区或产业应享受与沿海一样的优惠政策，从而引导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

具体地，应实行金融扶持政策，建立西部开发银行，借助基金支持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西安、成都、兰州、乌鲁木齐等地成立地方性资本市场，建立西部开发银行。为减少成本，可将已有的国家开发银行；将其他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改换组成一个专门为西部开发服务的银行，借鉴日本政策性银行的经验，将邮政储蓄划归西部开发银行运用，同时可向社会保障基金、商业保险基金和商业银行等发行的债券融资。这样，西部有了自己的政策性银行支持，又不影响其他银行对西部的支持。同时，也可借鉴东部较成功的经验，建立地方性发展银行与商行。另外，工、农、中、建行四家战略性撤退，县级商行以现有金融机构基础上增资扩股而成立或接管现有工、农、中、建行拟撤并的分支机构方式组建，也不免是个很好的策略。待条件成熟时，可选择证券交易机构动作良好，电子化网络先进，优秀人才集中的城市建立区域性金融中心，全力支持西部资本市场的形成。国家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信贷支持作用，改进对西部国企改革的信贷服务，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沿海及国外资金对西部国企改革的投入。

对西北的某些地区或产业应享受与沿海一样的优惠政策，从而引导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具体地，应建立西部开发银行，借助基金支持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欧共体内协调区域发展的政策之一是“欧州地区开发基金”。其任务是“共同体同主要由于农业结构、工业变迁和结构性失业不足所引起的区域不平衡”，包括定额和非定额资助，前者主要是对工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的投资补贴及对地区开发方面的基础设施的补贴；后者是对共同体内落后的边缘地区进行开发整治。

2.法律支持西部国企开发

依法开发落后地区，缩小地区差距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1961年日本制定《日本不发达地区工业促进法》，明确指出其目的在于促进不发达地区工业的发展，有助于扩大就业，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以期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美国政府颁布的《麻梭浅滩和田纳西流域开发法》、《地区再开发法》也极大地促进了落后的南部和西部某些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英国在1960年制定了《工业发展法》，规定凡在贫困地区进行制造业投资，国家给予一定数额的建设补贴和35％的购地补贴；法国政府也颁布有关法律对在巴黎和里昂等发达地区投资办企业进行严格限制，而对到落后地区办企业的投资者则予以扶持；德国《联邦基本法》规定，联邦各地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应当趋于一致，《联邦空间布局法》则要求联邦和州共同出资各50％对落后地区的开发给予补贴；意大利在60年代为了开发比较落后的南方，通过法律具体规定了在南方办企业所享有的多方面的税收优惠，还专门成立了南方公共事业特别工程基金局筹措了1万里拉作为扶持开发基金。巴西为了扶持落后地区，颁布了4239号法令，规定在这类地区开发建设项目，可免征所得税的25％，并在国家宪法中明文规定国家和各州的长期预算内，向落后地区的投资额不得少于预算的30％。这些作法值得我们借鉴。

由于西部地区大量存在的是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具有资金缺乏，科技水平低下，人员素质低，搞风险、搞竞争能力差等弱点，亟需政府政策扶持。从国外实践看任何国家，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并且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以促进和保障中小企业的发展。美国在战后有两次高失业期，即萧条的50年代和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的滞胀。他们都把发展和支持中小企业作为解决就业和启动经济的一项重要国策，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促进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1953年，联邦政府颁布了旨在保护中小企业自由竞争的《小企业法》，并授权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小企业管理局（SBA），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经营管理方面的服务。并于1961年、1967年和1974年又分别对该法进行了修改。使该法在新的经济形式下支持了小企业的发展。而70年代末的高闭业和高失业，使联邦政府意识到仅依靠保护政策还不足以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必须培育企业的竞争能力。为此，在80年代初，又陆续颁布了《小企业技术创新开发法》、《小企业经济政策法》等一系列法规和政策，服务重点转向提高竞争能力和敢于挑战先进技术的风险事业。日本在战后能迅速恢复经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和该国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分不开的。1947年，日本制度了《禁止垄断法》。1948年，日本政府则根据《中小企业法》在通产省设立了中小企业厅，设立了政府的中小企业专门金融机构，以金融、组织协会、诊断指导为三大服务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进入高速增长期后，又于1963年颁布了以实现“中小企业高度化”和“消除事业活动的不利因素”为基点的《中小企业基本法》，接着又有《中小企业信贷保护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倒闭共济法》、《中小企业指导法》等多项有关中小企业的立法。此外，在日本，除通产省设有中小企业厅外，还在全国9个地方派出机构的通商企业局内设立了“中小企业课”，分别统辖地方中小企业。同时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的经济局里设立了“中小企业部专管”。在全国3200多个市、町、村设立了中小企业主管，全国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中小企业管理网络。在英国，1991年盎格鲁――日尔曼基金会支持的一项研究《欧洲的中小企业》的研究报告指出，英国经济活力不如德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德国中小企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比英国大得多。但是，有资料表明，英国职工人数在100人内的中小企业几乎涉足英国的所有行业，为英国创造了1000万个就业机会，中小企业职工人数占英国企业总数的50％，其产值占除金融业外的国民生产总值的42％。正是由于英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此，责任工党政府无论在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具体法规的制定方面都体现了扶持中小企业的精神。英国政府除了对中小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外，还利用因特网开通的“商业联系网站”向中小企业提供最具权威的市场动态和行情分析、行业监管的法规、产品基本标准和成功企业的经营经验。这些作法也值得我们记取。

3.加强对西部国企改革中知识产权的保护

西部国企普遍不够重视对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对西部国有企业的智力成果，要运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保护发明人、发现人、设计人、作者、电脑软件制作者的合法权益，给予他们享有无形财产权。在进行西部国企改革中，要大力强化厂长、经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切实打击侵犯西部国企知识产权的违法犯罪行为。

4.对西部国企改革实行财税扶持政策

西部大开发规模的大小和进程的快慢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西部投资的财政预备规模，取决于国家每年对西部投资能积累少资金和如何分配投入这些资金。西部大开发的投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和地区财政预算、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工商企业、民营企业、外资引进的各类企业、合伙、乡镇企业；个体和私人等的资金投入。但在这五类投资主体中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国家和地区财政预算资金的投入。国家必需有足额的资金来源，国家的资金来源有多种多样，但其中主要的是税收收入。目前，国家国税总收入为256、83亿元，占全国国税总收入的4、59％，地税总收入为144、833亿元，占全国地税总收入的4、59％。若干年开发后，西部地区将在出口退税的增加收入方面、新开征环境保护税（生态税、排污税、产品污染税）收入方面、新开征遗产税收入方面、新开征社会保障税收收入方面都将会有明显的增长。据专家们估计，从2001年开始，陕西、青海、宁夏、甘肃、新疆五个省的国税和地税收将会每年以两个百分点的数目增加[④]，这样就使西部大开发的财税来源越来越多，越来越雄厚。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西部大开发巨额的、持久的资金来源资金投入。

故财政部门要加大对西部国企改革的投资力度，建立西部国企改革基金，为西部国企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对西部国企改革实行税收扶持政策。对西部国有企业产品的出口，应实行增值税零税率政策。对西部国企改革中需要的国内没有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和进口实行税收扶持政策。

5.深化西部国有企业改革，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立足于帕累托改进的渐进式存量调整，稳步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首先，应改革分配制度，建立激励机制；改革劳动人事制度，优胜劣汰，建立竞争机制；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企业内部的监督制衡机制；改革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督约束机制，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建立技术创新机制。其次，要改革西部国企领导干部的管理体制，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如考虑成立企业高级经理人才评价中心，建立科学的经理评价体系，采用科学的评价方法，确定经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使西部地区的经理人才职业化、市场化，扩大通过市场机制选拨各类企业领导人的范围。建立健全企业领导人员业绩评价体系和企业领导人员激励机制等配套制度。要切实解决企业领导人员任免和考核标准问题，努力减少凭主观印象评价经理人的消极作用，必须建立健全企业领导人员业绩评价标准体系。通过与同类企业的业绩平均值和同类其他企业的横向比较，以及与本企业历史情况的纵向比较来判断企业领导人员的业绩水平。这个标准应是客观的、可量化的和易操作的。应主要采用可反映企业经营善的经济指标，包括财务效益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保值增值等）、资产营运指标（如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偿债能力指标（如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发展能力指标（如营业销售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以及市场占有率、股价和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指标等。再次，公司制本身就要求主体多元化，故应大胆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培育和发展多元投资主体。由于西部经济基础较为脆弱，对改革的承受力不足，应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笔者认为，在存量调整的改革中能否保持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是十分关键的。这就要求在改革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害既得利益，而立足于通过增量的重新配置来调整利益结构，避免资产存量以及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保持国有企业的稳定。详言之，应通过抓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组建一批企业集团，以拳头产品为龙头，培殖支柱产业，形成科研、生产、贸易、金融为一体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同时，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产权重组，放开搞活一批国有小型企业。对一些产品无销路，设备落后、长期亏损的小企业，或由大企业兼并、拍卖、盘活凝滞的资金。对产品销路好、善于经营、有发展前途的企业，要加大技改投资力度，缩短新技术的转化期，对企业流动资金困难问题，各级政府要积极会同财政、金融、工商、税务等部门，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解决。

笔者以为，对西部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适度减少国有企业的存在数量。对西部国有企业首先在量上进行调整。原则上使国有企业主要分为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工具的国有企业和某些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等三类。其余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应该适时出或实行股份制改造并在股份制企业中可以不占控股地位。青海省建设厅目前对其下属的全部14家国有企业分别开出了脱困“药方”，即以“分类实施，因企制宜”为原则，对特困企业依法实施破产，其他企业则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在一至三年内逐步降低国有企业资本比重，直至全部退出。对西部地区效益差的国有企业，政府原则上不应对其进行财政资助，而应考虑对其进行改组和改造。

6.规范政府管理行为，使之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协调一致

具体地，一是行政法规不能与公司法相抵触；二是政府作为公司股东出现时，与现代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由公司法调整；三是政府与现代国有企业发生发事经济往来时，双方是平等的民事法律主体，其关系主要由民商法调整；四是政府在行使社会经济宏观调控和管理职能时，与现代国有企业关系主要由经济法调整；五是政府行为不得为现代国有企业额外增加或减低竞争成本。在这一体制下，政府机构和体制必然要彻底改革，改变多年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经济管理模式，不再直接参与企业的活动，而专司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社会行政管理工作。这点对于西部地区政府部门人员转变观念尤显重要。在西方，社会自治、国家服务于社会的观念根深蒂固。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形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两元分析架构，将社会置于国家之上，认为不正义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所谓正义，对国家来说就是为全社会服务。“那些依照部分人的利益制定法律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⑤]西塞罗在《共和国》篇中把国家定义为“人民的事务”。黑格尔对国家推崇备至。但是，即使在他的法观念里，国家优位必须被“自由意志”所平衡。可见，作为法律本质的这个自由意志是普遍存在。“特殊的意志”成为法律这本身就是专制。[⑥]

7.提高企业职工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法律意识，是指依法办事、依法律已、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运用法律手段同违法行为作斗争的意识。法制观念是指对法律意识的理性认识。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对法律的实施有重大的影响。加强法制建设，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必须大力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经过“一五”“二五”普法宣传教育，我国全社会和全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依法治国的方略和西部开发新形势的要求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出台很多，但是宣传不够，人们知之不多；有关西部开发开放的法制研究和宣传教育缺乏深度和力度；西部民族地区的法制宣传更是一个薄弱环节，一些人的头脑还残留着法律虚无主义和权大于法这种悖于法制观念的意识；从当前企业犯罪人员的构成看，法盲居多。因此，在抓好有关西部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的同时，必须要坚持不懈地抓好法制宣传教育。

注释：

[①]关于西部的概念，理论上有三种观点：一是地理位置、行政区划界定的西部，即我国的西北、西南各省市、自治区；二是经济概念。即从生产力水平看，是“10＋2”，即西北、西南十省、市、自治区，加上内蒙古、广西；三是“10＋2＋4”。“4”指湘西、鄂西、豫西及晋西。笔者认为，西部的标准，应依据地理位置、经济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及资源相对丰富三个方面综合评判，故认为应以“10＋2”为妥。

[②]《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一、建设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队伍”，[N].人民日报。1999-09-26。

[③]据中德企业监管研讨会资料，1999年12月，北京。

[④]引自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西部开发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刘隆亨文：“论税收对西部开发的促进与保障”。

[⑤]柏拉图：[M].法律篇。第715页。。

[⑥]黑格尔：[M].法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