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比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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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和湖南两省都是位于我国中部地区、都为农村居民数量较多的省份，有着非常相似的人口结构，故具有很强的可比性。湖南从城乡分布来看，2007年末全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40.45％，乡村人口占59.55％。湖北全省5711万常住人口中，城镇人口为2581.4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达45.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3129.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4.8%。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内市场逐步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出现部分消费品供过于求，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状况，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日益增强。如何解决消费疲软的问题，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学者从各个层面对消费需求进行研究，如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消费行为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以及消费率、储蓄率、利率等的变动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等。而消费结构，也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日益加深，因“在按照消费市场变化调整产出结构、促进消费型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和结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比投资高增长更为重要，”而备受人们的重视[1]。关于消费结构的文献也大量涌现，如卢嘉瑞抓住了农民消费结构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从现实和理论的结合上对农民消费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2]。臧旭恒等用ELES和AIDS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实证研究[3]；王晓红对四川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比较研究[4]，彭必源等对湖北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进行分析[5]。闫新华等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各项消费支出都表现出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内部习惯形成类似于谨慎，习惯形成参数越大，居民储蓄目标将越高，消费将变得更加节俭；城镇居民的消费示范效应集中体现在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及医疗保健支出方面，这三类消费支出都带有很强的“生产性消费”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村居民消费更着眼于长期，而不是简单攀比[6]。吴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但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7]。刘子玉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消费总量增长是促进消费结构多样化的重要原因[8]。但是上述文献大部分要么是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比较研究，要么是对省内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比较研究，跨省的研究非常少。因此，我们试图对农业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湖北、湖南进行消费结构的比较研究，找出两者之间的异同性，为扩大包括“两湖”在内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提供相应的对策。

1“两湖”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比较

1.1消费支出比较

自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湖北和湖南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有大幅度的提升：湖北从1992年的677.82元到2009年的4656.38元、17年提高近6.9倍，湖南从739元到4512.5、提高近6.1倍。两省的收入水平提高近乎相当，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1992—1997年，收入迅速增长；1992—2003年，处于平稳增长阶段；2003—2010年又是快速增长；但是在2006年，湖北农村居民收入赶超湖南农村居民收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两省的收入水平相当，但是两者的消费支出水平却从1996年发生分离，从1997年到2003年的9年中，两者的差距逐渐扩大，湖南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明显高于湖北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差距最大的是2000年，湖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068.74元，湖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745.63元，相差323.11元，在2004年，两者差距逐步缩小，但是湖南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仍高于湖北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1.2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比较

平均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比例。通过对1992-2010年湖北省农村居民与湖南省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进行计算，结果（图1）显示，两省的平均消费倾向比较平缓，逐步减小，说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用于消费的部分不断地减少；湖南的平均消费倾向一直高于湖北，而且湖南的人均纯收入也高于湖北，这充分说明，湖南农村居民较之湖北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更加超前些，更加重视消费的特点。两省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不规则，1997—1999年，湖南边际消费倾向波动较大，1998—2000年，湖北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大致是由东亚金融危机造成的，但是湖北省比湖南省要滞后1年的时间。很难比较两省边际消费倾向的高低，但是总体来说，两省的边际消费倾向都更加合理。

1.3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

通过模型估计的边际消费倾向，均为正值（表1），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其需求均会提高，然而提高的程度并不一样。在湖南省，边际消费倾向的排序分别是食品、居住、交通和通讯、医疗、教育文化、家庭设备、衣着、其他；湖北省的排序分别是食品、居住、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医疗、家庭设备、衣着、其他。两省的排序的前3位和后3位惊人地相似，只有教育文化和医疗设备的排序不一样。且两省食品和居住两项占据了相当的部分，湖南省是0.425，湖北省0.460。很明显，两省的基本消费需求还占据很大一部分的比例，这与两省的人居收入水平长期处于比较低的状态有关，说明目前两省仍处于温饱线，离小康社会还有一定距离。较之湖南，湖北农村居民对食品和居住的消费意愿更高些，可能跟湖南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高于湖北有关，此外，湖北农村居民对居住的消费意愿更高些。

1.4消费需求收入弹性比较

从表2看出，湖南只有家庭设备、交通和通讯以及医疗保险3项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其中最大的是交通和通讯，为1.941，表明交通和通讯的增长率要远高于收入的增长率；衣着和居住接近于1，说明衣着和居住的增长率与湖南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比较同步。而湖北省除食品、衣着和教育文化服务以外，其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均大于1。两省差距最明显的是居住项，湖北省为1.678，远大于湖南省的0.992，说明湖北农村居民较之湖南农村居民，湖北省正处于随收入增长而快速上升的时期，有可能是因为湖北省农村正在兴起新一轮的建房热，而湖南省的建房热潮已经过去。其余的除其他项相差大一点之外，余下的均相差不多，表明湖南湖北两省除在居住项外，大致的消费需求发展态势相同。

2“两湖”地区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对策

湖南、湖北都是位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是整个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两省目前都在全力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升级，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强农惠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积极探寻优化“两湖”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有效对策，对推动“中部崛起”这一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意义。

2.1形成增收长效机制，夯实优化消费结构的基础

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农民收入是影响和决定消费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农民的消费结构以及其他各种需求都随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发展生产，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才能提高农村居民的购买能力，才能有效地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城乡差距增大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结果导致其消费能力的弱化与消费率的下降。因此，应当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要增加农民的预期收入，推动农村居民收入性消费的增长，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农村居民能安心生产，敢于消费。一是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改革的同时，通过再分配领域调整抑制居民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通过提高政府财政对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水平，使农村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能明显提高，从而缩小城乡居民和农村居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宏观上保证分配公平和提高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二是要让广大农村居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尽可能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国家要通过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支持、鼓励农村调整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各类特色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推动农产品深加工增殖以缩小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等方式有效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三是要建立农村居民收入与国家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长效机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落后于城市、落后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一产业收入在作为农业大省的“两湖”地区的农村居民所有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由此，要进一步加大政府财政对“两湖”地区农村的投入力度、提高涉农金融体系的支农力度，把“科教兴农”、“科技富农”真正落到实处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推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增强农业造血功能，真正做到强农富农，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与城市、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同步。四是要加快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两湖”都是劳务输出大省，工资性收入已占两省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一半。由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投入，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尤其是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技术、技能免费培训力度，为培养有一技之长、懂经营管理、熟悉市场经济的新型农民提供技术支持。

2.2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两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生存型消费过高，而发展和享受型消费过低，但是培育新的消费热点也很重要。根据前面的分析，“两湖”农村居民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的需求收入弹性均非常高，教育是消费的第三大支出，应从这几方面着手，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对于促进消费结构的改善还大有可为。培育农村消费热点，是转型时期扩大包括“两湖”在内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举措。消费热点的培育能够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使农村潜在消费转化为现实消费。随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农村居民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也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从而使得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与享受型并重转变。因此，要根据当前农村消费需求多元化、多层次发展趋势，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的需求，积极培育农村消费热点，满足农村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一是要引导农村居民科学进行住房消费。要在借鉴成都、重庆两地“城乡一体化”试点“统一规划、重点建设小城镇”经验的基础上，严控农村宅基地的审批，控制超标准建房和过低标准建房。二是要积极培育农村居民文化教育消费。尹世杰在10多年前就提出了“文化教育是第一消费力”的著名论断[9]，这一论断到今天已完全得到实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的观点早已深入人心，这是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措施。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要求和目标。可以预见，文化教育的消费，必将越来越成为包括“两湖”在内的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热点和消费重点。三是要大力推进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在人类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资讯时代，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电脑、手机等现代信息工具还非常有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信息消费一定会在农村有一个爆炸式的大发展。四是要继续实施并完善“家电下乡”政策，提高补贴水平和产品覆盖面。冰箱、彩电和空调在农村还算是“奢侈品”，是一个潜力巨大的销售市场。五是要积极培育农村摩托车消费、汽车消费、旅游消费等新的消费热点。实践证明，国家以“补贴、减税、发放消费券”的方式来推进农村的摩托车、汽车、旅游消费效果明显，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政府优惠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此三项必将成为极大推动我国发展的消费新热点。

2.3增加公共品和消费品的有效供给，为消费结构优化创造条件

同为农业大省的“两湖”地区，农村公共品和消费品的供给和城市不可同日而语。21世纪以来，政府虽然在增加农村公共品和消费品的有效供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广大农村居民的要求尚有不少差距。为此，对政府来说，增加农村公共品和消费品的有效供给、为消费结构优化创造条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级政府可以考虑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着手。硬件方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夯实“三农”发展基础，大力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此要加快农村电网改造、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广播电视基础设施建设、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等工程的建设进程，改善交通条件，发展农村电话网，提高电视接收覆盖面，搭建好农村居民家电消费的平台，为空调、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和大型农机具进入农村创造条件，降低消费成本，以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形式和消费内容[10]。软件方面：加强农村市场商品质量监督和售后服务。重点要维护好市场的正常秩序，打击制假、贩假、垄断、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要强化国家三包政策及企业三包承诺对家电下乡产品的质量保证，推动企业讲诚信、不欺诈，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与公平，坚决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等不法行为，并制定政策保护农村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农村商品销售的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持续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免去农民使用家电的后顾之忧，激发出农村居民潜在的购买欲望，促进农村消费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此外，对于企业来说，在产品研发的时候，要针对农村居民消费注重商品的实用性和广泛适用性的特征向农村来提供适宜的产品，并且要做好相关的配套服务，特别是家电等这些大件产品的配套服务，这是扩大消费品需求的关键因素。还有，要加大对农村市场的监督管理，进一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维权观念。还要加强农村消费市场的建设，改变农村市场商品品种少、花色单一、手续复杂的现象。改变传统的集市贸易方式并且鼓励现代物流业向农村市场延伸，增加农村流通形式和促进农村物流发展。加强农产品的流通，这方面可以向美日等发达国家流通渠道模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