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消费风险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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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与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对比分析

(一)城乡义务教育比较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尽管我国政府逐步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教育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城乡学生均教育事业费差距并没有消除。2007年农村普通小学和初中生均预算事业费支出分别为2084.28元和2433.28元，而同期城市普通小学和初中生均预算事业费分别为2330.20元和2925.56元，农村普通小学和初中生均预算事业费支出只相当与城市89.4%和83.2%。

在师资力量方面，城市明显高于农村，全国农村小学高级教师的比例为35.9%，农村初中一级以上职业教师的比例为32.3%，分别比城市低8.9和14.5个百分点。城乡初中教师队伍质量差距更大，城市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超过92%，而农村初中专任教师合格率不到85%,城市比农村高出近8个百分点。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初中教师在城市所占比例是农村的近2倍。2003年北京市海淀区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调查资料表明，农村小学本科毕业教师比例8.8%，城镇小学为17.1%；农村初中本科毕业比例44.7%，城镇初中则为81.9%[2]。

(二)城乡医疗卫生比较分析

从城乡卫生总费用来看，2006年城市卫生费用6581.31亿元，是农村卫生费用的2.02倍；从城乡人均卫生费用来看，到2006年城市人均费用1145.1元，比农村人均卫生费用多702.7元。城乡卫生费用绝对数量差距日益扩大。

城乡居民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城乡差异较大。一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的城乡差距明显。2006年全国注册医疗机构30万个，其中医院1924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3万个，农村城镇卫生院4万个，乡镇卫生院占医疗机构总数的比重较低。另一方面，卫生人员城乡分布不均，农村卫生技术人员匮乏，2006年我国乡镇卫生院的卫生技术人员为86万人，而城市医院的卫生技术人员为266万人，前者仅为后者的32.3%。第三，医院床位数城乡差距明显。2006年乡镇卫生院占病床数占城市医院病床数的27.19%，约为城市的1/4，另外，2006年农村卫生院的每千人口床位数为0.8张，而城市医院的每千人口为2.7张，后者是前者的3.5倍。

二、农村居民基本公共产品消费风险分析

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均等化、收入分配的差距，农村居民将承担更多消费能力不足的风险，也要承担更多消费结果的风险。农村居民公共产品消费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宏观消费率风险

消费、投资、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所占的比例最大。根据联合国统计署数据，1978—2005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7.6%，亚洲平均消费率为70.3%，而我国消费率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达到70%，最高点在1981年为67.1%，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我国消费率快速下降，2006年下降到35%，远低于世界和亚洲的平均水平。我国消费率过低，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非均衡，将引致国民经济失衡、国民经济失稳、经济增长质量低下、阻碍人力资本增长等经济风险[3]。

居民消费率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过低是我国消费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农村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大幅度提升了，且增长速度超过了居民消费的平均增长速度，更重要是超过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由2003年的115.75元增加到2007年的210.24元，平均增长了15.4个百分点，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为6.8%，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为12.0%。正因为农村居民在基本公共产品方面的支出不断增长，并且其增长速度已经高过收入增长速度，农村居民消费受到挤压，致使农村消费率低于城市，在城市居民消费稳定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消费率有可能不升反降，从而导致宏观消费率风险。

(二)经济风险

教育和医疗卫生是人力资本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教育消费和医疗消费的资本化价值，即人的素质和能力提高所带来的社会收益是非常显著的，对农村经济乃至全国经济及个人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

1.农村居民基本教育消费风险

教育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明显，特别是初等教育，有学者研究表明，在我国每增加一元农村教育支出，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高于每增加一元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农牧业产值（6.75元）。与城市相比，城乡教育资源消费差异将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风险。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研究，农村劳动力的劳均汇寄款与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838，呈高度相关。每个农村转移劳动力每增加一年的受教育时间，每年可增加的汇寄款为194元。城乡居民享受教育机会、教育质量的不均等化，阻碍农村人力资本的增长、个人素质的提高，导致农村居民的汇寄款比城市居民少，工作稳定性差。即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存在收入能力、工作稳定性风险。

2.农村居民医疗卫生消费风险

人的健康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亚洲经济奇迹的30%~40%与健康有关，据世界银行测算，过去4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的8%~10%归因于健康人群。根据1985—2000年我国29个省（市、区）的统计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研究证明健康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6%[4]。当前我国城乡医疗卫生体系差距巨大，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缺乏足够的保证，农村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城市，农村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就会存在经济增长风险。

若是医疗卫生及保健消费不足，则会带来贫困，产生因病致贫、返贫的风险，我国西部新增贫困人口的60%~70%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5]。同时，医疗卫生消费不足会降低个人收入，根据国外的研究，疾病与收入的相关性表现在治疗花费与劳动时间的损失，米德估计坦桑尼亚的每例HIV，平均治疗花费2462～5316美元（1995年价格），大约降低人均收入的8.5%～18.3%[6]。

三、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农村居民公共产品消费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均等化。因此，要消除公共产品消费风险，关键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

(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更多资金投向基本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尤其是需要向农村地区倾斜。从财政支出结构看，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重偏高，以2006年为例，全国财政支出总额为40422.73亿元，行政管理费为7571.05亿元，比重为18.73%。因此，应缩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提供，不断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

(二)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使一般性转移支付成为转移支付的主要形式。首先，将体制补助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这是一笔可观的资金，如2002年体制上解规模最大的上海市为120亿元；体制补助规模最大的西藏自治区为34.80亿元[7]。其次，将缩小税收返还和所得税基数返还规模腾出的资金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三)完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公共决策机制

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尊重农民的话语权，使农民的需求得到充分的表达。因此，在新农村建设时期，必须改革传统的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

参考文献：

[1]刘尚希.论民生财政[J].财政研究,2008,(8).

[2]陈赟.教育资源不均衡对收入差异影响研究[J].中国发展,

2008,(2).

[3]刘尚希.中国消费率下滑引致的经济风险分析[J].地方财政

研究,2008,(6).

[4]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的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

验[J].管理世界,2006,(5).

[5]迟福林.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主线推进农村综合改革[N].中国

改革报,2006-11-29.

[6]Mead,Over,1992.“TheMacroeconomicsImpactsofAIDSin

Sub-SaharanAfrica,PopulationandHumanResources

Department.”WorldBank,Mimeo,WashingtonO.C.

[7]宋超,绍智.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问题研究[J].地方财政研

究,2005,(1).

摘要：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管理体制下，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均等化，致使农村居民享用较少的公共服务，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村居民在公共产品消费过程中存在更大的风险。要消除这种消费风险，关键在于推进和实现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

关键词：公共产品;消费风险;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