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居民消费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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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职业维度看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消费

与经济学主要从收入角度定义中等收入阶层不同，社会学界把职业分类作为界定中产阶级的最重要测量指标。根据EAMC项目(东亚中产阶级比较研究)阶级分类，中国的中产阶层又可分为三个群体:新中产阶层、老中产阶层和边缘中产阶层。大多数新中产阶层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和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的雇员，少数是私营和外资企业的雇员;老中产阶层即个体工商户;边缘中产阶层主要指受过中高等教育、从事低层白领工作的70后中年人和80后年轻人。老中产阶层的数量增长迅速并保持一定规模是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另一个特点是，他们与国有企业或者公共权力具有很大的联系，尽管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行，主要由国企职工组成的“类中等收入阶层”出现了萎缩。总之，从职业角度划分的中国中产阶层仅在总人口中占20—30%，若考虑到庞大的农村人口在内，中产阶层的比例会更低。中产阶层的职业类型主要可分为:公务员和国企职工、经理人员、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低层白领以及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中国中产阶层的三个特色是包括个体工商户在内的传统中产阶层的比例不降反升，国有企业员工比例大，城乡二元结构。相应地从职业角度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对策主要有促进创业和提高技术工人社会地位两条路径。从一般规律来讲，公务员的比例不会一直上升，甚至可能会缩小。随着国家公务员以及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薪酬改革的进行，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和薪酬水平应该会比较稳定。经理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也不会很高，因为在制度之外还受天赋和机遇的影响。但是，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事业单位制度、养老制度等阻碍了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成为职业中产阶层，应该逐步推进上述体制方面的改革，例如户籍制度应该打破城乡分割，民办中小企业的人事档案管理应该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接轨以方便人才流动，事业单位的合同制度应该增加相应就业人员的福利并可以转档案，养老保障覆盖面应该更广并可以随工作迁移。总之，应该减少上述制度障碍以增加潜在的中低收入人群成为中产阶层的可能。老中产阶层或者传统中产阶层的发展也许是扩大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突破口。目前国家所鼓励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现实考量。鼓励自雇化就业，也许会成为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扩大的“新常态”。尤其目前中国城镇地区存在大量农民工，可通过完善商品市场使他们进入商业营销队伍，例如，降低创业者的进入门槛，简化审批手续，并进一步扶植小微企业⑥。对于中国目前存在的约2．6亿进城务工人员，应该提高其中技术人员的比例以提高其社会地位。目前中国对技术劳动者的认证体系存在严重问题，导致一大批有技术的农民工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收入水平。因此，对农民工和农业劳动者建立相应的技术认证渠道，例如对有技术的农民工恢复建立八级职业技术分层制度，可能造就一大批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尤其农民工的市民化，这一部分“技术中产阶层”的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进而能极大地促进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消费的扩大。

二、从教育维度看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消费

受教育程度或文化水平是常见的阶层划分指标之一，通过受教育程度定义的中产阶层通常被称为教育中产。而教育本身也与消费有诸多联系。例如，教育本身就是一项消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收入水平和消费层次一般也较高;教育还通过影响居民的就业选择进而影响其收入水平乃至消费层次。因此，提高低收入群体和较低收入水平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也能一定程度上促进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消费的扩大。判定一个国家是否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层的标准之一是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2年。而中产阶层的受教育程度更多在大专及本科阶段及以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1年，城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7年，乡镇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9．08年，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8年。从教育与职业分布来讲，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中产阶层职业类型的可能性越大。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中专文化水平、高中文化水平以及初中文化水平的可能性分别为4/5、3/5、1/4和1/10②。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中产主要分布在城市。要提高教育中产的规模，第一，要在城镇地区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加强农村地区的初高中教育，逐步使城乡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年。第二，鉴于中产阶层的职业分布，加强对接受高等教育的潜在人群的扶植力度，例如助学贷款审批和发放的便利化。第三，打破目前高等教育体制中的不合理因素，比如通过允许高校自己设立专业以提高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增加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进入中产阶层的渠道。第四，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通过加强低收入阶层的职业培训和其他在职教育，提高其职业技能及文化水平也有助于低收入群体增加就业选择和收入水平。总之，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加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通过破除相关制度障碍增加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升级成为中产阶层的职业渠道，有助于中国形成中等收入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并有利于经济发展进入消费驱动的良性循环。201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教育发展和改革，启动教育扶贫工程，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学校改造、学生营养以及教师生活改善的力度，提高贫困地区重点高校升学率以及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和升学率，有计划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继续增加中央教育财政支出，扩大地方办学自主权，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因此，推进教育发展和改革将成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消费的长期有力举措。

三、从住房维度看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消费

住房由于综合隐含了家庭主要成员(一般为户主)的职业性质、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等特征，也被一些学者单独用来划分阶层。一个家庭拥有的房产的面积、数量和档次，已经成为判定一个家庭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最直接的指标。从住房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讲，拥有优质的住房一般表明该家庭其他方面的消费水平也较高，当然，房贷也可能挤出部分其他消费。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同的阶层又在不同的空间形成了居住隔离，减弱了阶层消费之间的互相影响，阻碍到了总消费的提高。由于房价以及房价———收入比受一时一地的影响很大，不能一致反映中等收入阶层的真正生活水平，家庭的居住面积和套数可能是更好的指标。相关研究得出，要想在中国成为住房中产阶层，至少应该拥有一套90—150平米的房子。“有恒产而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对于大多数人还是成立的，只有使居民具有了一定的“恒产”如住房，改善了居民的消费预期，消费的稳定增长才有可能，而且“恒产”本身也会带来消费，比如中国传统文化里讲究住房对于婚姻的不可或缺。当然，住房贷款对于年轻一代其他方面消费的挤出作用也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各种措施继续降低房价并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购房优惠政策，将在提高住房中产比例的同时释放大量其他消费。除此之外，也应该看到各阶层消费之间的互相影响，而住房在空间上的隔离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消费影响。比如目前高收入阶层主要居住在别墅区和高档住宅社区，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居住在普通的商品房社区，而低收入群体主要聚居在经济适用房社区，甚至公租房和廉租房。目前最好的防止阶层之间过度隔离的做法是形成不同档次的住房“大混居、小聚居”的局面，而形成这一局面又需要地方政府让渡一部分土地出让收益;考虑到住房在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有关研究指出，对低收入群体提供住房补贴比修建新房的住房政策更加有效率。2015年3月13日，国务院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议闭幕会后的记者会上提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是刚性的，鼓励居民自住性住房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并提出2015年将要在改造棚户区、城市和农村危房方面加大力度，各增加100万套保障性住房④;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住建部以及银监会也相应联合出台了促进这一举措的房贷优惠政策。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减少居民因为住房形成的阶层隔离，应该、也有可能成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以及居民消费的长期有效的途径之一。

四、从收入来源维度看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消费

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来源结构的差异是造成不同收入阶层收入份额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为四种，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以城镇为例，根据各年份《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公布的2000—2012年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各居民收入组的不同收入来源数据，计算出各收入组不同来源收入占比，可以得出扩大不同收入组收入来源的对策。首先，各收入组的工薪收入占比均处于下降趋势，但是中等收入各组的工薪收入占比要高于低收入各组和高收入各组⑥。可见工薪收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最主要收入来源，因此，继续稳定中等收入阶层的工资收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薪收入水平是提高中等收入阶层比例的重要措施。与前面第一部分从职业维度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相对应，应该增加居民正规化就业的渠道，完善相应的薪酬和福利体系，使得更多低收入群体通过获得稳定的工资性收入升级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目前农民工工资的市场化已经很充分，但是政府、事业单位等的薪酬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尤其应该降低国企高管过高的收入水平，例如通过增加国企上交红利等来减少工薪劳动者上缴的所得税比例或改革五险一金缴纳机制等，以维持中低收入群体较高的工资水平。促进消费增长。其次，低收入各组和最高收入组的经营净收入占比要高于中等收入各组和高收入组，因此，继续采取措施为低收入群体增加经营净收入创造条件。虽然目前经营净收入并非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但鼓励就业自雇化或者创业，也可能有利于该部分群体的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范围;同时，可对经营净收入占比最高的最高收入组实行累进税，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缩小其与其他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再次，财产性收入占比与各收入组收入水平成正比，但是除最高收入组外，比例均不足5%，因而完善资本市场、扩大居民财产收入渠道有利于各阶层居民提高收入水平，促进消费。一方面对低收入居民普及更多的理财知识，逐步提高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占比，则可能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口比例;另一方面，随着居民财富的增加以及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他们的理财需求也应该得到重视和满足。尽管现在的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针对中产阶层的理财服务，但是在理财品牌建设、理财产品设计和队伍建设方面还有所欠缺，应该加强理财渠道向立体化、网络化转变，融合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的相关业务以跨越市场壁垒，将理财服务的重点从产品导向转为过程导向①，帮助中等收入阶层获得长期稳健的理财渠道。同时，加强消费金融的发展，增加相应的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提前消费。最后，中等收入各组和高收入组获得的转移性收入占比相对来说较高，与一般认为低收入群体应该获得最高转移支付的观念相悖。鉴于低收入各组的收入水平本来就低，且各收入组的转移性收入比例在四种收入来源中均仅次于工薪收入，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为使更多的低收入者升级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政府应该降低对中等收入各组和高收入户的转移性支出，提高对低收入各组的转移性支出，以最终提高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口比例。

五、从消费结构维度看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消费

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存在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攀比效应。随着收入的提高，较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随之出现升级。通过对比分析各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可以得出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向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转化的路径，进而得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和消费的举措。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分为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与服务八大类，从各年份《中国价格及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可以直接得到七个收入组家庭各项消费支出的比例。由于各收入组的各项消费支出比例几乎均在2002年出现大的变化，而2002年之后我国经济环境更加稳定，因此下文的分析主要关注2002年之后。对比八项消费支出在各收入组中的不同比例。从时间趋势上来看，各收入组食品支出比例基本随时间呈下降趋势，反映了我国各阶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收入阶层越高，食品支出比例越低，符合恩格尔定律。衣着支出比例在时间上大体呈“U”型趋势，从1992年到2012年占比最多下降4个百分点，反映了衣着的使用价值随收入水平的提高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从最初的蔽体防寒之用，到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的追求舒适健康和更加时尚，经历了由必需品到中高档消费品的转变;尤其2002年之后各收入户的衣着支出占比基本稳定，其中中等收入各组占比最高，高收入户和低收入户次之，最高收入户和最低收入户又次之。如果不考虑2002年左右相关统计指标的改变造成的各收入组支出占比的突变，总体来看，居住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大体呈微弱的倒“U”型趋势，但是占比相对1992年均有上升，最高可达6个百分点，而且这两项支出的占比随收入阶层的提高而下降;教育娱乐文化服务支出占比1995—2008年呈明显的倒“U”型趋势，2008年之后开始平稳上升，最高上升幅度约为6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占比相对1992年来说水平有所下降，但是2004年之后整体呈微弱的上升趋势;交通通信支出占比一直处于良好的上升态势;其他商品与服务支出占比经过2002年的急剧下降后开始缓慢上升。从收入水平上来讲，交通通信、教育娱乐文化、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以及其他商品与服务的支出占比随收入阶层的升高而提高，具备消费升级的特点，其中又以交通通信的支出占比上升的最快。因此，扩大从消费结构的维度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中等收入阶层和居民的消费:首先，由于交通通信支出占比上升成为消费升级的显著标志，而且随着智能手机及相应的手机应用的流行，交通通信支出可能也包含了部分教育文化娱乐功能。因此，降低交通通信的使用成本，不仅可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交通通信支出，还能借助这一渠道满足其部分教育文化娱乐功能，并且成为对中低收入群体通过网络培训等增加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3月14日总理在一季度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网络带宽，以降低居民网费并提高居民上网速度。随着“互联网+”的展开，交通通信支出与其他各项消费支出的联系将更加密切，除目前联系已经很紧密的网购食品与衣着外，交通通信支出与教育娱乐文化服务、医疗、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的联系也将加强，从而进一步促进相关消费的扩大和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交通通信支出将不仅仅是最具有上升最快的升级类消费支出，还很可能带动其他消费支出的上升，甚至促进居民收入的提高。其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一直是除了食品和近几年兴起的交通通信支出之外在各个阶层支出中均占有较大比例的支出项目，这一方面体现出中国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对于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上升。对此，相应的政策建议是完善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基础设施，包括大型场馆建设，降低影院、剧院、游乐场所等文化娱乐服务设施的门票等费用，保持教育娱乐文化服务支出的上升趋势，提高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为收入的进一步提高打下基础。再次，衣着兼具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功能，被中等收入群体所重视，因此也可以成为消费升级的依托点。例如像北京、上海、纽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居民穿着的时尚程度甚至直接反映了其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时尚产业所带来的GDP也不容忽视。而且，衣着在家庭支出中具有排他性，所以可能具有一定规模;有的衣着也具有耐用品的特征，价值较大。因此，通过降低服装业的成本并提供某些配套措施以加强服装业的升级，通过举办大型服装博览会和增加时尚秀场等宣传推广方式以促进时尚产业发展，不但可以在短期内促进中低收入群体的衣着消费升级，还有利于未来的产业升级和居民消费的整体扩大。最后，居住和医疗保健支出比例随收入阶层的升高而下降，在低收入群体家庭中占较大比例，而中等收入群体中这两项支出所占的比例居中，得以释放较多的其他消费支出。从这两项支出的波动特征也可看出它们极易受政策影响，因而建议增加住房补贴和完善医疗保障，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和医疗保健支出的基本需求，以释放更多的其他消费支出。另外，各个阶层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支出比例均较低，一方面应通过促进低收入群体家庭设备用品的更新换代来扩大其消费，进而促进其消费升级，另一方面可通过发展相关产业增加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供给，提高其整体上升趋势。

作者:宋建 臧旭恒 单位: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大学消费与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