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节俭消费思想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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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跖》篇庄子更是以知和之口对富人在消费方面“耳营钟鼓管籥之声，口嗛于刍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遗忘其业”的消费习惯进行了强烈地批判，将这种行为与其它五种贪婪举动定义为“天下之至害也”。那么，为什么庄子认为大众追求奢侈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愚蠢透顶呢？又是为了什么庄子认为奢侈消费是天下最大的六种危害之一呢？《天地》篇庄子以一大段论述交代了其中的原因：“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显然，庄子认为过分注重感官享受会使人丧失真性；过分追求视觉享受会使人的眼睛看东西时看不明生态伦理视角下的庄子节俭消费思想探析□赵麦茹（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安710127）摘要：庄子的“知止”节俭消费理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因子。庄子的节俭消费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节俭消费的原因、晰；过分追求听觉享受会使人的耳朵听声音时听不真切；过分追求嗅觉享受会使人的鼻腔壅塞并且直达额顶；过分追求味觉享受会使人的口舌受到严重伤害；过分放纵欲念就会使人心神迷乱、心性驰竞不息、轻浮躁动。以上这五种情况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奢侈消费会妨害人之本性，并对人的身体造成严重的危害。

节俭消费的要求及标准首先，庄子号召世人保持一颗寡欲之心，《大宗师》篇庄子对于欲望过大的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认为那些嗜好和欲望太深的人，他们天生的智慧也就很浅，所以以他们这种智慧想要理解那种身心真正自由逍遥的妙处自然是不可能的，也因为这一点，那些欲望过大之人经常会做出一些与“真人”做法大相径庭的举动并因此给自己的身心带来严重的危害。庄子对于寡欲的肯定也在他对于“耆欲深者”的批判当中表露无疑了。其次，庄子也正式提出了“知止”的观点。《齐物论》篇庄子在阐述了“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这一物极必反的道理之后，正式提出了“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的观点。按照庄子之物极必反的逻辑来看，在消费领域盲目追求奢侈消费必然也会导致事物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前文所述之对耳目口鼻及心性之伤害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庄子倡导人们能以一颗“知止”之心自觉遏制其消费欲望，并自觉做到节俭消费。最后，庄子通过肯定远古时期“至人”的消费水平而悄然提出了自己的节俭消费标准。《天运》篇中他这样论述：“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古代道德修养极高的至人在物质生活方面马虎简单、无奢无华，但是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样一来他就可轻易而逍遥地立足于这个世界，庄子特别肯定这样的理想境界，将之称之为“采真之游”。从庄子的这一立场不难看出，他所肯定的消费标准应当类似“至人”，简单素朴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是他所推崇的。

节俭消费的社会效益庄子从节俭消费所能带来的正面效应出发来规劝人们节俭消费。庄子认为以清心寡欲为前提的节俭消费会使人的身心在最大程度上得到解放，而这种解放所换来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理想生活境界当是这种消费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之一了。庄子在《大宗师》一篇对于“古之真人”所拥有的那种“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的生活极为羡慕，“真人”的与世无争、节俭素朴、优游自在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了庄子，他认为只有这种生活方式才能完全摆脱外物对于身心的束缚，并使人能够轻易与周遭同样无欲无求的自然万物融为一体，从而使人之身心真正处于一种逍遥无待的完美境界之中，这当是节俭消费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之一了。对于统治者而言，节俭消费所带来的最大的正面效应当是政局稳定、国泰民安了。庄子从这一角度出发阐述了节俭消费所带来的又一正面效应：“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天地》），古代那些养育天下的统治者，因为自身的清心寡欲无所追求而使得天下百姓富足，因为自身无所作为而使得万物自行变化发展，因为自身的深沉宁静而使得天下百姓民心安定。所以庄子号召当代统治者效仿先人，在消费模式上首先从自身做起，统治者的节俭消费和对于物质生活的淡漠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人，从而使得天下百姓人心安定，满足于现状并以最为自然的方式生存，这样一来，国家的安定与和谐自然是意料当中的事情了。而这一点对于统治者来说又是至为重要的，以这一正面效应来说服统治者节俭消费自然也会产生更大的说服力。

庄子节俭消费思想的根基

庄子的节俭消费思想何以产生？仔细研读《庄子》不难发现答案：庄子的节俭消费思想来自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逻辑思路、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以及无私无欲的人性理论。

1.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几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中华文明两大源头的儒家与道家文明自然不能例外，但与儒家天人合一之“天”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且更偏重于德性层面相比，道家却显然更倾向于自然层面。庄子的《齐物论》通篇都是站在生态中心论的立场上阐述万物平等、无所差别的道理。是非、长短、高矮、贵贱、有无等范畴随着时空视角的转变而转变，所以“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类似的言论在《庄子》一书中不胜枚举。正因为有了这种齐物的思想，庄子才能够从形而上的高度洞悉芸芸世间万物一体、共生共存的道理，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天下》）、“故其好之一也，其弗好之一也”（《大宗师》）等言论在其书中俯首可拾，显然，庄子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和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人和自然界的其它物种一样只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之一罢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又提出了“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的主张，即从道的角度出发，人和万物都是自然界的产物，都有着共同的本源，并且都有着存在于宇宙与自然的独特的它物无法替代的内在价值，可以说都是同等尊贵与同等重要的。能够深刻反映庄子之“物无贵贱”、“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思想的文字集中在庄子对于理想社会与理想境界的描述中：“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马蹄》），这一段描述将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互不侵犯的共处局面描写得非常温馨：当时文明未生，一切都处于原始而未开发的状态，交通设施尚且没有，所以山野里没有现成的路径和隧道，水面上也没有船只和桥梁，各种物类共同生活，人类的生存空间相通相连而没有什么乡、县差别，禽兽成群结队游弋，草木自由地生长。人们甚至可以用绳子牵引着禽兽游玩，也可以攀登到鸟鹊的巢穴上面窥视里面的情况。在那个时代，人类保留着最完善的天性，跟禽兽以及其它各种物类和谐共处，哪里知道什么君子、小人呢！庄子的这个理想社会很明显是指文明程度非常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庄子出自于对现实社会的失望而希望回归到人类文明的懵懂未开化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庄子的消极思想，但正是通过这一长段描述，我们却很清晰地窥视到庄子骨子里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由此反映的“物无贵贱”思想。在如何与自然界万物相处的问题上，庄子选择了“泛爱万物”（《天下》）“、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以及“万物不伤”（《缮性》）的生态伦理准则。庄子的“爱”是泛爱、平等的无差别的爱，和儒家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有差等的爱有着明显的区别，体现的是一种大宇宙观和生态伦理观。庄子的“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强调的是应该尊重万物生长演变的客观规律，不将个人感情强加到万物的发展中，不人为干涉万物的发展，而任万物依其本性自由发展演变，这体现的也是对万物的尊重与爱护。而“万物不伤”所强调的是万物平等的生存权，虽说这是庄子在追述混沌鸿蒙、淳风未散的远古时代的那种完满的浑一状态时所提出的，但却深刻反映了他的“物我同一”立场。这一立场在《知北游》之“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的论述中也得到了体现，圣人与外物相处却不损伤外物。不伤害外物的人，外物也不会伤害他。正因为无所伤害，因而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换句话说，人与万物的和谐共处是建立在彼此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但这里庄子显然给予人以更大的责任与义务。庄子的“万物不伤”思想深刻到他的消费思想。

2.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逻辑思路庄子对新兴的封建贵族及文化充满了仇恨和鄙视，胡寄窗先生很明确地点出了这一点：“在战国社会经济巨大变革的过程中存在着一股对这种变革不满因而否定一切的逆流。道家者流的经济观点，正是这一逆流的表现，而庄周却把这股逆流推到了它的最高峰。”[2]尽管持否定鄙视的态度，但他却没有能力对现状加以改变，所以他将寻求精神家园的希望寄托于人类文明之外的纯粹的自然，也正是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在此基础上的思索，他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思想体系。《庄子》一书虽“寓言十九，籍外论之”（《寓言》），即往往假托他人之言而寄寓己意，但其“寓言”仍是经过对自然界的观察而提升的产物。如庄子就从大木因“不材得终其天年”而故人之鹅“以不材死”（《山木》）的对比中，悟出了人应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山木》）的道理，在庄子看来，只有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方能免受拘束与牵累，方能没有赞誉没有诋毁，时而像龙一样腾飞时而像蛇一样蜇伏，跟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不愿偏滞于某一方面；时而进取时而退缩，一切以顺和作为度量，优游自得地生活在万物的初始状态，役使外物，却不被外物所役使。这种境界特别契合庄子一直所追求的绝对精神自由和逍遥“无待”之境。显然，庄子将他在自然界中的观察升华到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之中。由此可见，道家学者都倾向于从外界的自然现象或自然秩序中体认领悟到人类社会现象或社会秩序，其逻辑思路显然是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这恰与儒家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的逻辑思路相反。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两家思维方式的不同。儒家学者是以积极入世的处世哲学来直面世界的，其文化现实应用色彩强烈，他们希望以“礼”和“德”拯救分崩离析的社会秩序，所以他们是以肯定的思维方式由人类的礼制文化推出“仁”“、诚”等哲学范畴，并加以推广开去。而道家学者是以消极出世的处世哲学来应对世界的，他们对现实世界与礼乐文明已失望透顶，在无奈之中选择了避世自保的立场和态度，所以他们是以否定的思维方式实现肯定的目的，从本然世界推论现实世界，体现了一种高度自觉的体验式思维。

3.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庄子追求的是绝对的逍遥无待的自由，齐死生，忘物我，尚原始混沌之境，所以他崇尚的“本根”即是“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蓄而不知”（《知北游》）的纯粹自然，他所认定的“道”存在于自然界包括蝼蚁、稊稗、瓦甓、屎溺在内的一切事物上，同时却又超然其外，是一种超越的绝对存在。除此之外，庄子还深刻意识到自然界的一切东西都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人为因素在这种规律面前毫无用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客观运动规律体现在一切物质之中，庄子举了其中的几个例子：“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天道》），天地有自己的运动规律，日月存在光亮，星辰有各自的序列，禽兽有各自的群体，树木直立于地面，这些都是这些事物所固有的东西，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外力无法改变其发展规律。因此，洞悉此点的庄子号召人们在这种规律面前俯首称臣，怀着敬畏之心去因顺自然的这种规律：“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大宗师》）；“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天运》）；“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显然，庄子认为就个人养生来说，最大的自由和舒适惬意来自于对自然的因顺，因为一切合乎自然规律的举动都会使人与周遭万物的变化融于一体，这一点类似于孔子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为政》）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的最高理想境界。同时，就治理天下来说，帝王同样应遵循因顺自然界的这种规律，否则肯定会给国家带来特别凶险的灾难。为了说明以敬畏之心因顺自然的必要性，庄子还假托孔子之口说出了这样一番话：“饥渴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山木》），即类似饥饿、干渴、严寒、酷暑以及穷困的束缚使人事事不能通达这样的事情是天地运行、万物变迁的结果，人应当随着天地、万物一块儿变化流逝。做臣子的，理当不敢违拗国君的旨意，做臣子的道理尚且如此，何况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对待自然呢！由这一段话不难看出庄子强调敬畏自然与因顺自然的立场。可见，庄子是在更彻底的否定中寻找肯定，在更彻底的混沌之境中寻找一种长久理性的存在。庄子这种崇尚自然的自觉行为缘于其真诚的信念，他在遁世、消极无助的困境之中从自然界悟到了足以抚慰其精神家园的处世哲学，这种直觉性思维足以解释其整个哲学体系。

4.无私无欲的人性理论庄子坚信无私无欲才是人性之道，《山木》篇他这样表明自己的立场：“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庄子对“建德之国”百姓之纯厚而又质朴、少私而寡欲的人性大加赞赏，从其鼓励国君放弃国政捐弃世俗而追随大道的言论来看，他显然认为这样的人性方符合大道，换句话说，少私而寡欲的人性才是人性的“本根”。《马蹄》篇中，庄子更是直接点明无欲才是民性之本：“至德之世……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对“至德之世”时期人们无知无欲、于禽兽同游、与万物并存的生活状态极为迷恋，在庄子看来，那样的生活状态才最理想，人们因为无知才不会以所谓的智慧与技巧迷乱心志，因为无欲才不会妨害人本来的素朴本性，两者结合就能力保人民生活在一个身体与精神都宽松无比的理想环境之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庄子才会由衷地感叹道“：素朴而民性得矣”。既如此，与人性相悖的那些言行又该如何解释呢？从庄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人间世》）和“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胠箧》）的论述来看，他显然认为那些与人性相悖的行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人类所谓的智慧与文明会使人盲目追求感官享受，从而使人的心性迷乱以致于沉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既然素朴无欲是人之本性，那么固守这种本性，人类当然会在消费领域自觉降低消费标准，没有过多的奢求，这样节俭消费自然不成问题。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庄子的节俭消费观的可操作性是相当强的。可见，天人合一思想为庄子节俭消费思想提供了理解与追求自然之“道”这种自觉行为的哲学平台，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逻辑思路又为之提供了推动其高度自觉行为的思想动力，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信仰提供的是保证这种自觉行为永久运行的理论基石，无私无欲的人性理论提供了这种思想存在的必然性论据。这些共同构建了庄子节俭消费思想体系的稳固基础。

庄子节俭消费思想的生态因子及其当代意义

当前解决环境问题无非三种途径：法律、技术和道德，而后者最为关键，人类要想真正解决困扰我们的生态问题，必须从信仰、生态意识的高度，理性地为人类设定一种可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法则，这种法则必须源于我们内心的自觉意识，这样我们才能自觉行动起来，困扰我们的生态问题也才能有望得以彻底解决，而支撑着庄子节俭消费思想的正是其高度自觉的生态伦理和对自然由衷的敬畏之情，这种自然自觉的生态伦理给身处生态危机的当代人类以深刻的启迪。与儒家相比，庄子更注重以一种反朴归真的形式追求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处，所关注的是整个大的自然系统和生态系统，其“天人合一”的“天”更倾向于自然之“天”，其“合一”更倾向于人与自然之间物我两忘式的融合与交流。这种特点决定了他对于自然万物的态度，庄子的“物无贵贱”、“泛爱万物”、“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生态中心论观点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R•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就对艾普、雷阿利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加以附和，认为道教所主张的“万物与我为一”，实则是要求人们把自我融进自然界这个更大的有机整体中，这就消弭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隔膜关系与思想障碍，这也是卡利科特将道家的思想定性为“东亚的深层生态学”的原因之所在。庄子这种整体思维模式和大环境意识也是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的当代人类所应当继承与发扬的。庄子由外而内、由表及里的逻辑思路使其擅长于从自然界中体悟人生的哲理，他自觉地将自然秩序和人类社会秩序、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现象对应起来，并将从自然秩序中所体悟出的哲学思想融会于人类社会秩序之中，这一特色与道家崇尚自然的宗教文化信仰也大有关联。正是出于对自然的自觉崇尚和敬畏，庄子对不符合自然之道，向自然过度索取的消费行为非常反感。在人性理论方面，他坚持“无欲”“无私”方是人之真性，过度消费与这种真性自然严重不契合。基于以上思想，庄子坚定地选择了“知止”的消费理念。庄子遵循自然之道的自觉意识要比今天我们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所换来的后知后觉要更高深一层。因为前者是庄子在迫于自身窘境（仇恨现实却又无力改变现实），为其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通过深沉思索而得到的丰硕智慧成果，这种成果一旦形成，就成为其真诚的信仰。而后者是当代人类为解决环境问题而推出的权宜之策，是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是形而下的“器”，无法上升到类似前者的那种形而上的“道”的水平。当前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相当脆弱，而这与人类无知与狂妄不无关系。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两三百年所创造的产值甚至超过了以往的总和。随着人类对自然所谓的“驾驭”“认知”能力的加强，人类中心主义甚嚣尘上。

我们以征服自然为傲，以拉动消费、追求GDP的增长为首任，这样的短视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L.H.牛顿就指出了这一点：“周围的自然界似乎在不断恶化，而且看起来正是我们的过错造成了这种局面。”[3]戴斯•贾丁斯在其《环境伦理学》一书中也对当代的人类消费方式进行了反思：“但我们是否消费过度了呢？消费和经济增长真的对环境构成威胁吗？现在的消费方式违背了我们对未来后代的责任吗？从我们对未来后代的责任的伦理分析来看，许多环境事实证明确实如此。”[4]。的确，越来越多的原始森林、湿地和湖泊飞速消失，越来越多的动植物灭绝或濒临灭绝，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酸雨、大气土壤和水资源的严重污染等无不说明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该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时候了。还好，现在一些有识之士已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如环境伦理学从无到有的地发展起来，适度消费、可持续发展等概念逐渐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温总理也认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5]，此外，类似飞播造林这样的技术手段也用在了实践领域。但是，这种事后的补救和庄子先验的自觉的信仰完全是两回事，与道德相比，技术和法律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要解决环境问题，还是要靠高度自觉的道德与信仰，在这一方面，庄子给予我们的启迪是深刻的。

作者：赵麦茹单位：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