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与当代青年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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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份与青年身份建构

我们每一个人，大多都在不同场合思考过“我是谁？”的问题，而这就在一定程度表达了我们对身份的认识和探寻。身份是某人标识自己是其所是的重要标志。一般说来，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主要有两条途径：就纵向而言，涉及到主我对客我的认识；就横向而言，涉及到主我对非我的认识。前者是一种自我的深度感和向内感，它主要表明主体对自身状态的认识；而后者则是对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认识，通过它来确定自我的位置感和归属感。可见，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意味着人们从社会的视角来认识自己。实际上，对自身身份的两个向度的认识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身份在英语中可用identity表示。理查德认为，identity这个词具有两种含义：第一，同一性；第二，独特性。同一与差别是身份的两个重要的不同方面。一个人的前后同一特性或一个群体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了与其他人（“他人”或“他们”）的差别。[6]身份的确立对每个人的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使人有了本体的支点，能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地位、形象、角色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状况，从而能更主动、从容地采取适宜的行动与他人互动。然而，身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一旦获得就能一劳永逸的事情。现实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7]尤其是在客观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时，会给原有的身份以强烈的冲击，甚至将其破坏。这时，就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建构身份，否则，人就会感到无所适从，甚至惶惶不可终日。青年时期是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一个高度关注内心世界、开始了解和接纳外部世界以掌握社会角色，从而为自身定位的阶段。因此，身份的建构自然成了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消费主义中的青年身份建构及其表现

一般而言，身份的建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例如：门第、权力、财富和职业等，消费也是其中之一。“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8]这意味着，消费不仅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体现人们的情趣、爱好、价值观等的方式之一。人们的消费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自身的生活，折射出其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人格特征，等等。因此，正如鲍曼所说：“消费，不只是一种满足物质欲求或满足胃内需要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出于各种目的和需要对象征物进行操纵的行为……在生活层面上，消费是为了达到建构身份、建构自身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等目的。”[9]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广义的消费是指所有购买和使用商品的行为，所有购买和使用商品的人都是消费者；狭义的消费则指购买商品之后的后续行为，即使用或享受商品的行为。[10]本文讨论的是前者。

（一）平等和自由的体验当代青年大多个性鲜明、自主意识强、追求自由、崇尚独立和平等，而当代消费的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他们的这些特点和诉求，使其在消费过程中充分体验到消费所带来的愉悦感。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消费主要受到了等级的严格限制。在这一消费模式中，人们的衣食住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地位，人们不能因为有了钱就跃过等级规定去消费其他阶级、阶层的东西，同理，也不能因为意图节俭而违背礼的规定。例如，关于佾（乐舞）的使用，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有明确的规定，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当时，季氏作为一个大夫却用了八佾，这显然不符合礼的规定，明显地是一种僭越。因此，孔子发出了“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愤慨；而子贡为了节俭而想免除祭祀杀羊又被孔子斥责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参见《论语•八佾》）。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里，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因此，人们的生活消费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消费在客观上可供人们自由选择的余地不大。而且，在浓厚的政治氛围中，如果穿着不当，就会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小资产阶级情调”、“资产阶级分子”等。因此，人们的消费行为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当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包容度的增加，等级本位的消费逐渐被个人本位的消费所替代，消费也摆脱了各种外在的社会力量的约束，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个体尊严的体现。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使得消费品日益丰富和多样化，在客观上也给人们提供了广泛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在这一领域，“顾客就是上帝”，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可在消费领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消费，自由地追求自身所认定的美好生活，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当代消费的这一状况与青年追求平等、崇尚自由等诉求不谋而合。在这里，“我选择，我喜欢”表达了其真实的愿望，“我的地盘我作主”则展现了其主宰自我的豪情。对他们而言，消费是一种诠释自由、平等，展现个性和尊严的过程，甚至是其逃避和反抗家庭约束、学校管制以及社会既定秩序的一种另类方式。

（二）自身价值的确认在消费中，把经济资本转换为一种象征资本，把购买物的价格与自身的价值等同起来是一部分消费主义者的心态。对大多数人而言，商品的性价比是其购买商品时所要参考的重要因素，因此，人们往往精挑细选，货比三家，竭力追求实现物美与价廉的有机统一。而对消费主义者而言，他们首要关心的是商品所带来的符号效应，商品本身的实用性、便利性等则往往显得次要。在他们眼中，商品是自身价值的象征。所买的产品越是稀缺、名贵和高档，越能显示出自身的尊贵。而这种心态在消费行为中又往往转换为对商品价格的追求上。正如电影《大腕》中的一段台词所说：“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这种“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消费方式在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分消费者真实的写照。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有时甚至到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例如，对“天价消费品”的狂热。对消费主义者而言，尽管商品明显地价不符实，商品本身或许也不是自己所需要的，然而，商品的实际价值并不是其关注的对象，他们重视的只是它的价格；在这种一掷千金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强烈的心理满足感，在别人的羡慕甚至不解中洋洋自得。据报道，有的年轻人为了买一个价值2万元的LouisVuitton包，宁愿省吃俭用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几乎每天都吃方便面，为了省下5块钱的地铁费，宁愿去挤公交车。[11]与此类似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对消费主义者而言，与那些名牌、奢侈品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和荣誉感相比，这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值得的。

（三）群体归属感的获得一般而言，具有相似言行的人往往更容易产生相互的认同感，消费也不例外。相似的消费喜好及消费行为，往往会强化人群的“我们”感。因此，有学者认为，在消费中人们除了寻求自我感外，还力图寻找群体所属感。它指人们通过消费方式将个人融入某个阶级、阶层和群体来定位身份。[12]青年时期身心变化剧烈，内在情感起伏较大。人们既有标新立异、追求自我的强烈需求，也有迫切希望为他人所认可、社会所接纳的需要以及生怕被抛弃、孤立的担忧。于是，消费凭借其方便快捷和直观可见等特征，成了其获得群体归宿感的一种重要手段，而青年群体之间的互动则更一步强化了这种行为。然而，“购物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它不仅仅是一种单项建构的过程，而常常是一种双向的混乱、位移、再定位的过程。对于有些人来说，尤其是那些自尊心较低的人，这完全意味着人要成为某种人就必须购买某种东西”。[13]孙春晨认为，从个体与群体社会关系来看，人们的消费行为受到了“从众效应”和“势利效应”的影响。前者指人们担心在社会中“被认为是穷人”，因此，趋从于流行的消费方式，让自己加入到代表消费社会消费方向的群体和团体中去，并在与群体或团体的交往中获得友谊、尊重等价值体验。而后者则指人们渴望“被认为是富人”。因此，竭力模仿富人的消费方式。在“从众效应”和“势利效应”的驱使下，人们企图通过消费来与富人群体实现紧密的伦理联系。[14]此外，崇洋消费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弗洛姆曾说过：“一瓶可口可乐在手，我们喝的是广告上那幅少男少女畅饮的景象，我们喝的是‘喝一口使你精神百倍’的标语，我们喝的是美国人了不起的习惯，我们很少去品尝味道。”[15]在这里，消费的形式是首要的，而其内容则是次要的。消费是实现与他者认同的重要渠道。在一部分国人的眼里，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部分人唯外国产品马首是瞻，并力图通过对其消费，在国人面前显示出自身虚幻的优越感。由于国门的打开，使得国人了解和购买外国产品的渠道和方式日益多样和方便。从衣物到食物、从化妆品到汽车……部分国人对外国消费品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令国外的商家也瞠目结舌。他们抓住国人的崇洋心理，顺从这一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为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16]他们将目光瞄准了中国市场，不断地向人们推销其产品，铺天盖地的广告在随时向人们狂轰滥炸。

三、消费主义中青年身份建构存在的缺陷

消费主义满足了青年身份建构的愿望，但是，这种建构本身并不完美。

（一）自由的虚假性有观点认为，消费“不受形式规定的支配……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社会规矩约束的个体终于能够在那个属于自己的‘私人’范围内享有一点点的自由和个人自主”。[17]在人们看来，选择什么样的商品，怎样进行消费都是主体的自主行为，是其自由意志的表达。因此，“我买，故我在”，消费是一种确证自我自由的重要方式。的确，相比较于过去，今天的消费给予了消费者充分的自由权利。然而，对于消费主义者而言，这种自由从另一角度来看不过是一个幻影。因为，企图通过个人的消费行为来推定主体的独立存在是很不可靠的。实际上，消费主义者的消费行为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基于其自身理性的思考和审视而作出的决定，而是受到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例如，其所属的社会阶层的趣味、流行的时尚、广告与传媒以及商家诱导等支配和左右的。例如，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冲动消费的体验：在商场购物时，商家的赞美甚至阿谀奉承等往往使自己不知不觉地大把花钱，购买一些自身或许并不需要的、昂贵的商品。在这里，消费主义者的消费欲望与其说是出于内在的真实需要，不如说是被虚荣心所激发；与其说是自由自觉的主体，不如说是被各种社会力量所控制的对象；与其说“我买，故我在”，还不如说“我买，故我不在”。

（二）平等的表面性马克思曾经说过“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8]，这句话被消费主义者奉为至理，并为自身的行为辩护。的确，马克思认可商品出现对人类平等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句话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商品之间是等价交换；第二，商品所有者作为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在商品交换中地位平等。“对卖者来说，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3先令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卖者作为卖者只表现为一个价格3先令的商品的所有者，所以双方完全平等。”[19]此外，在今天，消费不再受等级所限制，从前被少数特权阶层所垄断的消费品逐渐向人们开放，每个人均有同等的机会来选择自己喜爱的产品。从这个角度看，在消费过程中体味平等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然而，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虽然马克思肯定商品与平等之间的关联，但是，他所要求的平等决不止步于此。在他看来，人类的平等还应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向更高的阶段迈进。其次，就当前消费主义者所感受的这种平等而言，它实际上可以具体化为一种金钱面前的平等，它意味着人们拥有花钱的自由，同时意味着你拥有多少钱，你就可以相应地消费多少物品。然而，即使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这也丝毫不能表明社会平等的真正实现。[20]而且，这种看似平等的消费，又在新的层面强化了人们的等级意识，产生了新的等级形式，即金钱财富的等级：谁拥有的金钱和财富越多，谁就能享有更多的消费品。在这里，每个人都“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21]这样，“消费是一个与学校一样的等级机构：在物的经济方面不仅存在不平等（购买、选择和使用被购买力、受教育水准以及出生所决定）———简言之，正如不是人人都有相同的读书机会一样，并不是人人都拥有相同的物”。[22]这种金钱至上的逻辑最终甚至会引发社会的危机。从代内来看，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今天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逐渐凸显。当一部分人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奔波忙碌时，另一部分人的挥金如土、骄奢淫逸必然会给前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从一定程度而言，今天社会中的“仇富”情绪便是对这种“炫富”行为的反应（当然，其具有很强的非理性）。而从代际来看，当代人过度地消耗资源，滥用并破坏自然资源，必然使得后代能使用的资源越来越少，并威胁到其生存环境。因此，这种消费实际上制造了新的不平等。

（三）物的奴役性从某种程度上讲，消费品是展现自身情趣、品位和个性的重要方式，也是自身与外界交流互动的渠道之一，它对于人们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如果因此而走到极端，使物成为生活的中心，那就使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使人为物役，从而丧失了人的尊严。实际上，人不仅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物，也是一种价值性的存在物。“人的生存有别于并优越于动物的生存，根本在于它赋有意义并追求意义。”[23]正是因为人对意义世界的追寻，使得人类显得独特而高贵。人的价值包含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两方面。前者是个人或群体对于社会的意义和作用，对社会需要的满足；后者则是人们对自身的意义和作用，对于自己需要的满足。“人的自我价值是通过人们创造社会价值来实现的”，“人的社会价值是自我价值的集中体现”。此外，“人的价值既包括创造价值，也包括占有价值，但主要在于创造价值”。[24]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其人生的意义主要在于积极地投入社会实践，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升自我和完善自我，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然而，现代人对自身价值的理解往往存在这样的误区：“他对自己价值的理解就在于占有的多少，而他如果想成为最好的，就不得不成为占有最多的。”[25]当人们将视线转向商品世界，以是否占有物以及占有多少物来判断自身是否具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实乃误入歧途。它实际上将商品捧为一个至高的神，把人贬低为一个等候发落的物。在这里，人与物的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颠倒，商品成了人们生活的重心，消费也就成为一种“异化”的行为。不是商品为人而存在，则是人在为商品而活；不是人去控制物，而是物在控制人。消费成了生活的重心，人陷入了对物的无节制的追求中，然而，终日的奔波换来的并不是内心的安宁与幸福，相反，“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6]他的消费品可能非常昂贵，但是与内心世界的富足无关；消费品可能非常丰富，但内心却可能日益空虚。当人把自己交给了这个商品拜物教的世界以后，人就只能在这个世界里终日浑浑噩噩地活着，既丧失了尊严，也丢掉了灵魂。

（四）极大的不稳定性由于身份本身兼具同一性和差异性，因此，人们在建构自身身份时兼具趋同和求异的二重取向。在消费中，这表现为通过消费来彰显自我以区别于他人，展现自身的个性；同时，也表现为试图通过消费来实现自我与他者的认同，使自身与某一社会群体保持一致性和统一性。消费方式具有直观可感性，因而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可模仿性。人们总是在试图通过模仿他者的消费方式来实现自身社会地位或阶层的转换，以加入“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使自己进入“时髦社会圈”。[27]然而，当某一群体发现作为自己的身份象征的消费方式已经被广泛模仿时，就会迅速抛弃原有的身份象征品———即使它还保存有使用价值，转而寻求新的消费方式作为替代，以建构自身的身份。而另一部分人也会紧随其后。这种不断地追逐就引起了时尚的不断变换。于是，时尚成了一个自我推动的过程，它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多变的社会中，人们试图通过消费来建构一种稳定的身份，然而，消费带来的却是更大的不确定性：消费品层出不穷，时尚变幻不定，让人捉摸不透。消费者永远都被甩在后面，更加的无所依靠。在这种情况下，正像鲍曼所说：“身份更像是火山熔岩顶部一再被固化的表层部位，在它有时间冷却和固定下来前就再度被融化。”[28]这是人们不得不面临的尴尬局面。

四、回归与超越

用消费来构建身份并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而超越这种身份建构的模式是题中的应有之义。

（一）当代青年用消费来建构身份的原因在当代，消费之所以被当作建构身份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与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的。“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29]在“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角色相对固定，而且这种联系是在十分熟悉的状态下发生的，因此，人的身份比较稳定，也非常明显，能很容易地被人识别。而当代青年从一出生起，就面对着一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0]的社会形态，“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了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31]在这里，物质交换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与人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地相互依赖，而是通过物和货币等形式进行互动。物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成为人类生活的不可缺失的东西。因此，用物的形式来建构自身的身份便成为大多数人不由自主的选择。同时，现代社会流动性较大，社会现象瞬息万变，社会关系纷繁复杂。在这些变动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往往需要承受来自诸多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并在这些压力和挑战面前显得渺小而脆弱。而青年群体由于自身涉世不深、社会阅历浅以及社会经验不足等原因，更容易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一种空前的破碎感、无力感、无所适从感甚至精神上的苦闷和幻灭感。各种关系的变化速度越快，主体就越难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越难看出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因此也就更难对自己形成一个统一的看法，确定如何行动。再加上传统的一些身份模式（如政治身份等）式微，人们便急需寻找一些新的建构身份方式。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抚慰人心的作用：给人们以一种自由、平等的体验，使其获得一种逃避或者冲破规训的快感；给人们的自我价值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维度，使其在纷乱的社会生活中找到一种自我实现的渠道；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归宿感，使其在茫茫人海中确定自身的位置，而其漂泊的心灵也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暂时停靠的港湾；同时，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中遨游，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释放生活的压力，消解内心的焦灼与不安。因此，正如米勒在剧本《代价》第一幕中说：“许多年前，一个人如果难受，不知如何是好，他也许会上教堂，也许闹革命，诸如此类。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32]

（二）实现消费的本真意义诚然，我们还无法逾越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然而，从这一点跳到主体的彻底碎片化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所谓的中心消解对应着假定的客体性的胜利，对应着假定的无意识结构力量的胜利，后者彻底摧毁了个体的整一感。而承认这也就意味着承认行动者和意图的彻底失败，承认主体不具有努力改变环境的能力，不具有设计任何其他理性未来的能力。这不过是我们沉沦于对物的追逐的遁词而已。我们需要肯定消费对人类的重要意义。“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33]“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34]离开了消费，生命的存在就难以为继。然而，吃喝这些消费行为，“它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35]“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绝不是为了吃饭”。消费的意义，不仅在于维持人的肉体性存在，更在于丰富和完善人性，提升人生的境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说，如果把消费看作是对财富的追逐，对物的占有，并将这种追逐和占有视为人生的最大目的，实在是误入歧途。人生的幸福，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具有归属感的社会关系、创造性的工作和闲暇，而同物质的绝对拥有量，甚至金钱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绝对的联系。正如“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比生活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他们的祖父们平均富裕四倍半，但是他们并没有比祖父幸福四倍半”[36]一样，拥有更多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依然能获得精神世界的平静、安宁和快乐，并在有限的人生中开创出无限的意义世界。因此，认识消费的本真意义，“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37]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而引导青年用辛勤的工作、对社会的贡献等方式来建构自身的身份并从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也是全社会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作者：杨德霞单位：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