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居民消费升级的理论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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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衣食住行”的消费需求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有古诗写道“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可见用“住”代表居民消费升级的方向之一是不恰当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在于我们对消费升级的理解不同。很明显，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要”，从古至今，这种需要始终存在，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形式和手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以“住”的消费为例，最早提供栖息的场所是洞穴，后来演变成茅草屋，再后来是钢筋水泥建筑，这些不同的场所正是“住”消费的对象，提供的消费品质已经大有不同。因此，至少可以从“人的需要”、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和形式等维度界定消费升级。首先，从“人的需要”角度界定消费升级最为根本。根据经典理论(王伟光，1999)，“人的需要”具有无限发展性、层次性和社会性，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消费升级的趋势与路径。“人的需要”的层次决定了消费的层次性，消费结构演进(消费内容的升级)反映了“人的需要”主导层次变更。现代社会中，需要的不同层次并存，但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某一种需要的主导性会更加突出。这种主导性需要的变迁对应的正是消费结构变迁。其次，从消费手段和形式维度来看，消费升级意味着更好的消费体验，即消费品质。比如，今天的食品消费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讲求营养和健康，更加注重色香味;今天的住房要比以往更加强调安全性、舒适性。因此，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需求仍然存在，但是满足需求的具体形式已经发生重要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基于技术含量和文化含量的改变。所以，消费升级至少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消费内容的升级，也就是大多数研究所强调的消费结构升级;另外一个则是消费品质的升级。当然，在这两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联系，消费品质的提升往往以消费内容升级的实现为前提。

消费升级的逻辑框架虽然消费升级具有不同的维度，并且不同维度的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但是背后的理论逻辑却是一致的，即消费需求的实现本质上是供给和消费需求之间的均衡，影响消费升级的因素包括供给端因素和需求端因素两类。1．影响消费升级的需求因素。消费升级必须基于客观存在的消费需求，这种需求本质上由“人的需要”决定。前面已经提到，“人的需要”具有层次性，主导层次的变迁是消费升级的基础。但是，“人的需要”具有无限发展性，对于消费升级来说，只有“人的需要”成为消费“需求”，才具有现实意义。“需要”和“需求”的区别在于，需求是有购买力支撑的需要，因此，收入是决定消费升级的核心因素，这正是消费研究最为经典的结论。以上分析是基于代表性个体假设，即所有消费者具有相同的生理特征和经济社会属性。但在现实社会中，消费者是异质的，他们在年龄、消费观念、收入水平、社会属性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这直接导致了个体消费需求的不同。因此，根据不同标准划分的消费者群体分层特征也将影响消费升级。典型的，在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经济和以低收入阶层为主的经济中，主导性消费需求是不同的，消费升级路径与特征也因此而不同。2．影响消费升级的供给因素。只有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才能实现消费升级，如果供给难以跟上需求，则消费升级也难以实现。所以，供给因素也对现实中的消费升级存在重要影响。从经典的生产函数来看，广义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这些要素的组合形成生产力，最终提供消费品。比如，在向服务消费演进的过程中，作为劳动力的服务供给者显得非常重要，而在整个人类社会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技术起到了重要作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的供给发展已经不仅仅是单纯地被动满足需求，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创造了消费需求(麦克劳，2006)。3．消费升级的路径。根据上述逻辑框架，下面以收入水平作为消费者群体分层的标准，对消费升级的路径特征进行说明。不同群体在消费内容和消费品质两个维度下的升级都存在差别，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将对消费升级的路径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高收入群体处于消费结构的高端，他们将成为整个社会消费升级的引领者，而群体规模最大的收入阶层将决定消费升级的整体路径。除了收入分层之外，其他因素对消费升级的路径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以文化因素为例，在英国，贵族文化根深蒂固，贵族消费能够引领其他群体的消费;在美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明星等对消费升级的引领作用更加强烈。

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分析

将消费升级置于供给和需求的大框架内进行分析，不同阶段的消费升级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是不同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实现了从短缺到宽松的结构性改变，对消费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马克思“人的需要”理论以及马斯洛等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主导性需要的变更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居民消费升级的方向。因此，在进行现实分析时，可以把视角转向其他影响因素，如收入、技术、文化等，它们决定了消费升级的具体路径和特征，对于我国来说，还应该考虑重要转型等特殊因素。

(一)短缺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20世纪80年代，经济运行仍然存在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由于市场运行相对僵滞，流通渠道单一，供应仍显短缺，不少重要商品实行有计划的凭票证限量供应。预约、托关系购买的现象非常严重，并且在商品匮乏的大背景下，只要一传出涨价的风声，各大商场立刻就会涌起抢购狂潮，消费者不问好坏，一买而空。这种因商品普遍短缺造成的特殊现象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在这个阶段，经济发展带来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居民消费需求得到极大释放，这是消费升级的核心动力。但是与整个市场供求关系一致，这个阶段消费升级受到卖方市场的制约，消费升级在供给约束逐步解除过程中实现。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整个经济运行以解决短缺为主，消费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对改革前长期未能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进行“量”的补偿，处于数量扩张阶段，对消费品质的关注不足。这导致了该阶段消费升级主要表现为消费内容的升级。按照学术界广受认可的表述(俞建国，2012)，“20世纪80年代当我们迅速摆脱了饥寒而进入温饱阶段后，实现了第一次消费结构升级，以‘三转一响’(指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为代表的老一代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甚至连农民家庭也达到了基本饱和的程度”。由此可见，该阶段的消费升级主要从温饱(“衣食”)向“行”和精神消费领域的转变。这个阶段消费品质的升级处于一种极为特殊的状态，消费品质提升依托于奢侈性消费而存在。在80年代，对梅花手表、梦特娇服装等品牌的消费需求有很大的提高，这些消费品在一些农村地区成为婚嫁的必备品。总体来看，如果没有供给和需求因素的综合作用，该阶段的消费升级是不会实现的，但是必须注意到，在短缺条件下，消费升级主要是与供给约束不断解除紧密联系。具体来说，影响这个阶段消费升级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一是市场化改革增加了居民的消费选择权，经济发展带来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长期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得到空前释放;二是工业化发展逐步提高了供给能力，尤其是轻工业的快速发展，为迅速补给生活必需品供给提供了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补课性质决定了它所提升的并不是全新的消费级，而是既定的消费级。

(二)短缺结束之后的主要影响因素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有效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由卖方市场进入了买方市场，长期存在的普遍短缺状态宣告结束。这直接将我国的消费升级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买方市场下，消费者才真正处于市场的主导地位，消费总量规模迅速扩张，2011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1226亿元，分别是1978年和1992年的116．3倍和16．5倍。同时也表现出多维度共同升级的特征，消费内容升级，相继经历了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热和住宅、汽车、手机热，消费品质升级则表现为对消费安全、更好消费体验的追求。1．转型对消费升级的综合推动作用。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共同考虑，“转型”可以被认为是影响消费升级最重要的现实因素，它不仅使得“人的需要”得到了有效释放，大大拓展了升级的潜在空间，与此同时，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也极大增强了消费品供给能力，两个方面的结合最终推动了消费升级。我国的转型概括为“六化”(刘祖云，2000):一是经济领域的转型，表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即工业化;二是狭义的社会转型，表现为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即城镇化;三是政治领域的转型，表现为从集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变，即民主化;四是文化领域的转型，表现为文化领域开始从小众走向大众市场，即通俗化;五是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型，表现为从管理的家长制向科层制转变，从而形成了按职阶体系以及业绩升迁的准则，即科层化;六是对外政策的转变，即从封闭走向开放，即国际化。在这一涉及到多领域的转型过程中，激励机制的改变以及供求关系的动态匹配带动了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共同升级。其中，工业化、城镇化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已经有很多研究，主要观点是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推动消费升级。城镇化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则是基于消费者社会身份的改变，即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个体的消费偏好发生重要改变。这两者分别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支撑了消费升级。除此之外，本文认为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文化领域的通俗化以及国际化对于我国消费升级的具体路径存在重要影响。随着公众消费选择权的提升，消费需求多元化的特征更加明显，在此基础上，消费文化逐步普及，以及文化作为消费重要内容逐步从贵族走向普通公众，从纯粹超然、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一步步走向生活、日用，与商品为伍，从而使得消费逐步从纯粹的物质转向体验和服务消费。但是，在我国的消费升级过程中，由于不同领域的转型力度存在不协调性，这种文化领域的通俗化并不是简单地作用于消费升级，而是与国际化相结合，通过引入外部的通俗化文化作用于消费。具体来看，1990年代～2002年是转型力度和速度最快的阶段，这一阶段释放的需求和培育的供给能力都远远超过其他阶段，对消费升级的推动力度也是最强的。2003年之后，由于转型遇到的阻力加大，对消费升级的推动力度明显减弱。这一点可以从数据上得到反映。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本文测算了1992年以来的消费内容升级的速度，即消费结构变动度。，我国消费内容升级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1992年－2002年消费内容升级速度明显快于2003年至今的消费内容升级(图3)。为了与短缺经济条件下的消费内容升级做比较，本文还计算了1985～1990年、1992～2002年、2003～2010年的平均消费结构变动度情况，分别是2．47、4．58和1．55，这说明2003年之后，消费内容升级的速度不仅低于1992～2002年阶段，也远远低于短缺经济阶段。2．收入水平提高带动了消费品质的升级。短缺结束之后，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转向收入等需求侧。2003年以来的转型放缓，以及收入增速水平下降，导致了消费内容升级速度大幅下降，从千元级消费向万元级消费升级存在巨大压力。但是，客观地说，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消费品质升级的趋势却非常明显，尤其是在一些传统消费领域。虽然很难对消费品质进行定量的刻画，但是从衣食住行等领域的现实消费情况来看，总体呈现持续升级趋势。以食品消费为例，在消费内容的升级过程中，食品消费支出占比，即恩格尔系数是不断降低的，但是，仔细分析食品消费的构成可以发现，我国居民在食品消费方面的品质有了很大提高，膳食结构更加注重营养科学。本文以粮食、淀粉之外的食品支出占整个食品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膳食结构的改善，并定义为营养化系数，从图4可以看到，2002～2010年恩格尔系数和营养化系数呈现不同的变动趋势，恩格尔系数逐步降低，但是营养化系数却在逐步提高，这说明食品消费的品质在改善。除了食品之外，在其他领域也能看到这种消费品质提升的趋势。再以住房为例，住房面积的提高是住房消费品质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1978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仅为7平方米，但到了1995年已经增至16．2平方米，2001年又提高至21平方米，据住建部公布的最新数据①，2011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达32．7平方米。

当前主要制约因素

根据前文消费升级逻辑框架，当前，既存在制约我国消费升级的系统性因素，也存在影响重要领域消费升级的局部性因素。2003年以来，我国消费升级的速度显著放慢，这与消费升级的系统性制约因素有关。从需求角度来看，居民收入增长对消费升级的支撑不够，并且与国际经验相比，不同收入群体在消费升级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从供给角度来看，技术与文化在消费产品和服务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水平仍然较低，无法真正满足内部消费需求，而外部供应又受到一系列因素制约。这些系统性制约具体表现在:

(一)当前的收入增长不足以支撑新一轮消费升级如果单纯从支出金额来看，过去30年我国已经完成了向“千元级”消费的升级过程，下一步将迈向“万元级”的消费升级过程，主要表现为住房、汽车消费支出占比的提高。根据国际经验(李萍、夏沁芳，2003)，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消费内容开始新一轮升级，由衣食消费升级至住行消费，进入发展型消费阶段;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将由发展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转变。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2011年已经达到5414美元，但是，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2003年之后我国消费升级却呈现速度放慢势头。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两个潜在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增长总体放缓，二是收入分配不均。从近年的收入增长速度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这种收入增长速度格局与1992年之前正好相反，并对消费升级形成了重要影响②。首先，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了收入水平难以支撑新一轮向万元级消费的升级。其次，农民收入的快速上涨虽然带动了农村消费的升级，但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并不高，并且消费升级的起点低于城镇居民，因此，由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带动的消费升级难以改变消费升级速度放缓的大趋势。

(二)收入阶层分布导致了消费升级的“小马拉大车”现实中，消费升级存在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引领阶层，和一个具有庞大群体规模的主力阶层，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引领阶层往往是高收入阶层，主力阶层往往是中等收入阶层，对此，图2已经进行了说明。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橄榄形社会中，这两个收入阶层形成的合力将有效引领消费快速升级。在我国的转型过程中，收入阶层的分化也是一个重要现象，但是分化的结果并没有形成一个橄榄形社会，整个社会的阶层构成仍然是金字塔形。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阶层主要由新兴的权贵阶层构成，他们在文化品位、民众号召力方面均没有成熟的表现，对于消费来说，他们既没有欧洲贵族的那种文化追求，也没有美国明星的时尚品位，相反，在消费领域却经常爆出各种“暴发户”的丑闻。而处于中间地带的中等收入阶层由于群体规模较小，即使具有肩负着消费升级主力的使命，但却力不从心。高收入阶层的号召力和引领力度不够，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太小，低收入阶层的规模太大，导致了当前消费升级的“小马拉大车”格局，消费处于缓慢的升级过程中。

(三)供给能力和结构均对消费结构升级的支撑力度不足除了收入等需求侧因素之外，供给结构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响应不够，供给能力的不足也是制约当前消费升级的重要因素。首先，对于消费内容升级来说，不仅住行是未来升级的重点。在老龄化等消费者群体生理特征变化下，医疗保健服务消费需求也将极大提升;在知识化的影响下，教育培训需求也将极大提升，而在整个文化领域转型过程中，文化内容的消费也正由象牙塔走向平民大众，呈现通俗化趋势。但是供给结构对这些趋势并没有做出敏锐的反应，整个社会的生产仍然是以增长为导向，即为了创造GDP、为了出口，而对国内消费者的关注不足，甚至连消费都被错误认为是增长的手段，而不是增长的目的。这种导向性的偏差导致了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联系不紧密，难以及时作出响应和调整。其次，对于消费品质的升级来说，国内制造的技术水平是一个制约因素。最典型的例子表现在信息技术领域，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到，2003年以来，交通和通信消费对消费结构变动的贡献率达到30%以上，但不管是在交通领域，还是在通信领域，国内供给能力，尤其是技术方面的不足是一个不小的短板。以手机消费为例，核心设备和部件的高端技术主要依靠进口，由此形成一种现象，即低端手机呈现山寨化倾向，而高端手机却要排队购买(如苹果手机)。在其他领域，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技术上的制约对消费品质提升的影响，如在衣着消费过程中，国内在面料、加工工艺、印染等环节的技术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国外一些企业在保暖面料上已经能够实现“轻、薄、暖、无臭”的技术突破，一件保暖内衣的厚度和夏天的背心相同，但保暖效果却比厚重的棉内衣要好得多，具有非常广泛的市场需求。但是，目前国内的纺织服装企业仍然难以达到这样的技术水平。

对策建议

“人的需要”客观决定了消费升级的方向，但是消费升级的现实路径却是由需求和供给两类因素决定。结合我国消费升级的未来趋势，以及当前相关制约因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以消费者分层为依据推动消费升级首先，要重视老年人消费需求的产业培育和发展。现阶段我国老年消费的需求已经呈现扩张之势，但与之相关的老年医疗护理等老年产业却相对滞后，约束了我国老年消费需求的扩大。老年产业具有公益性，在老年产业的起步阶段，政府应该积极地引导扶持，实施财政拨款和税收优惠，并制定和不断完善倾斜式的老年产业政策。其次，要加快推动以市民化为主的城镇化。必须大力破除现有体制机制障碍，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上形成突破和进展，进而带动全局。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是绕不开的难题。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进乏力，根本在于附着在制度之上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权益和福利，因此尽快剥离这些利益，成为改革的关键环节，而途径就是大力推进城乡、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此同时，必须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作为重点任务。

(二)以一系列收入政策支撑消费升级首先，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仅是消费升级的直接动力，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对于消费升级来说，当前的重点是提高中间阶层的收入，未来他们将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主要推动者。对此，除了经常提及的规范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政策之外，重点要通过推进创业型社会的发展，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其次，要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当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要以均等化为目标，重点突出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提高这方面的政府支出比重，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提高居民消费升级的动力。

(三)以市场化改革增强供给能力要通过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释放增强供给能力，尤其是涉及土地、服务产品市场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对于土地制度改革，要从当前的计划控制型转向功能管制，以主体功能区划为主要依据进行管理。在服务产品市场领域，要切实理顺服务产品或服务收费的价格体系。规范通信、医疗卫生、电影、文艺演唱会等不合理的收费或价格，调动中、低收入居民服务消费的热情。加强消费性服务业标准化建设，规范服务市场，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加强资质认证标准规范建设。

作者：黄卫挺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