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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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就科技进步与居民消费增长间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阐述，进而利用我国2001—2010年31个省份的经验数据构建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科技进步对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程度，并进行不同区域的对比分析，最终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科技进步促进居民消费的机理描述

传统消费理论将各时期居民消费水平的差异归因于收入、利率、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等因素的不同，而事实上，产品结构及性能、资源环境、风俗习惯等同样是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变量。换而言之，当科学技术通过一定的政策路径作用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因素时，由技术进步拉动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便成为一种可能。

(一)居民消费升级、科技进步与国内需求扩张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418美元，按照国际经验，我国总体上已进入消费加速转型期，居民消费正在进行第三次升级，突出表现在消费结构向高层次转化，在消费数量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消费质量的提升。其一，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偏好呈现多样趋势，并向高级化发展。如表1所示，1990年至2011年，在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人现金消费支出构成中，食品、衣着等生存型消费所占比重逐渐降低，而诸如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所占比重则呈上升趋势(文教娱乐消费所占比重部分年份出现下滑，但从时间序列整体上看，始终保持较高水平)。此外，消费结构的升级表现为有大量深加工产品和多级转化的产品，其对产业技术及其它关联技术进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即消费结构的层次性变化，受到技术结构和技术水平的约束。因而从供给层面讲，科技进步使人类消费内容逐渐增加、消费选择日益丰富，将居民消费需求由生存需求中解放出来，并向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迈进，而这一论断则可以从历次技术革命对人类消费结构的冲击中证明。其二，消费者将注意力转向较为严格的产品价值功能的挑选上，成为当前居民消费升级的另一特征。在这一过程中，质量、功能、新颖、健康、安全等要素被居民纳入自身的消费决策函数，甚至成为影响部分中高收入群体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显然，无论是产品质量的提升、功能的改善，还是新颖的设计、健康安全的消费，均离不开相关产业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科技进步是提升产品价值功能的关键因素。进一步讲，生存型消费对居民而言具有支出的“刚性”，尽管可以通过替代性消费降低某种产品的消费量，但所选择的替代品仍具有与原产品相同的功效和属性。因此，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居民消费的日益升级，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中比重逐渐上升，由此便从整体上增加了居民的消费水平，促进内需的扩张。应该指出的是，科技进步是产业供给内容、质量、种类以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居民消费的升级还是内需的扩张，均应归因于技术的进步，即科技进步是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展的基础，这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对“生产和消费”辩证关系的阐述是不谋而合的。

(二)城乡二元差异、科技进步与农村消费释放由于历史上长期实行“城市偏好型”的发展策略，造成我国农村地区整体发展滞后，农村消费市场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增长潜力巨大。一方面，较于城市相对饱和的市场而言，拥有近7亿人口的广大农村地区为国内需求的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耐用消费品占有量是体现消费状况的重要指标，能够反映居民的消费水平。［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已达到上个世纪90年代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基本具备与城镇居民第一次消费结构升级时相当的购买力，以耐用品消费为载体的农村消费的升级必将催生农村新一轮的“消费革命”。如表2所示，1990年至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但囿于二元经济体制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滞后，造成历年同期农村家庭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占有量远低于城镇居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农村市场潜力的开发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而二元结构体制所造成的农业技术落后的现实则为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升级，进而提高农村地区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了可能。首先，家庭经营纯收入(广义上的“大农业收入”)仍就为当前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11年该项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46．19%)，而农业基础设施、生产技术的落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以及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升。通过加大科技支农的力度，进而破除制约当前农业生产的“技术瓶颈”，配合流通、消费环节的相关扶持政策，可有效促进农民增收，进而为其消费的释放奠定基础;其次，科技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可带动涉农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从供给层面为农村市场提供新的消费增长点，以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总之，通过科技进步带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增长，由此便有效承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准备期留下的需求空间，并形成居民合理的消费梯度，消化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并最终带动城乡居民消费的协同发展。

(三)资源环境约束、科技进步与消费持续增长从本源上讲，居民消费最终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人类消费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同时，资源环境系统也会通过相应的生态传导路径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4］然而，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均资源储备不足、资源消耗增长迅速及环境破坏日益严重的现实成为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升的长期性约束。以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为例，2011年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3258．5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为1730．4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年缺水量超过400亿立方米。同时，2011年无论是水资源总量还是人均水资源量，均为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②此外，1998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3亿公顷，而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截止2008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22亿公顷，且2011年末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6亩，约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1/4。③能源消耗方面，1978年至2011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主要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由57144万吨标准煤持续上升至348002万吨，年均增速高达5．63%。④显然，由消费品生产所引致的资源需求的迅速扩张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有限性相矛盾。而在生态环境方面，根据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结果，我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1%，占世界年流失量的19．2%。⑤同时，截至2009年底，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为173．11万平方公里，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27．33%和18．03%。⑥此外，工农业生产所带来的“三废”也进一步恶化了居民生存、消费的环境。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建立在良好的环境系统之上的，生态失衡与环境破坏直接影响到居民消费需求的实现程度和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现代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提升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高资源的密集投入，但这并不表明在现行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居民只能维系低消费状态，上述悲观论断显然忽视了科技进步的巨大力量。第一，科技进步可促进替代资源的开发与应用，进而拓宽资源利用的广度。在我国能源消费构成中，1978年水电、核电、风电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3．4%，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截止2011年，水电、核电、风电所占比重升至8%，相应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消费量所占比重则由1978年的96．6%下降至92%，⑦其中能源替代技术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第二，科技进步可有效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进而挖掘资源利用的深度。例如，我国能源加工转换效率1990年仅为66．48%，伴随着能源加工技术的不断成熟，2011年能源加工转化效率已达到72．86%，⑧资源使用效率显著提升。第三，科技进步作用于生态环境领域时，先进技术装备的推广使用必将促进我国整体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进而改善人类生活、生产和消费的环境，实现人类消费与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基于人类需求层次不断发展的考量，居民消费水平在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必将呈现不断提高和上升的趋势，而在资源环境长期约束的现实情况下，只有通过科学技术的研发、推广与广泛应用，才能有效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促进居民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科技进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实证分析

科技进步可有效带动居民消费升级、农村消费释放以及消费的可持续发展，这在规范性层面得到映证，但从现实层面看，技术进步对我国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实际影响程度则需进一步检验。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我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的基本划分格局，⑨具体研究科技进步消费释放效应的区域性差异，亦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重要命题。

(一)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消费经济学认为，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主要有三大类，即经济因素(如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环境因素(如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对未来风险预期等)和消费者自身因素(如消费习惯、认知能力等)，其中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居民消本文所涉及到的样本包括我国除香港、澳门及台湾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相应的时间跨度为2001—2010年，其中模型所需的所有数据均由《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1)、《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2—2011)各卷整理计算所得，且所有数据均经过价格指数平减(各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3所示)。具体讲，人均科技经费支出(TSit)由历年各省份人均R＆D经费内部支出表示;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In-comeit)由我国各省份历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加权平均所得;人均政府保障型支出(ISit)2007—2010年由“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加总平均所得，2001—2006年则由“卫生经费”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三项加总平均所得;通货膨胀预期(Inflatit－1)所描述的是当年通货膨胀水平对下一年度居民消费的影响，故而滞后一期。此外，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onsumptionit)、人均科技经费支出(TSit)、人均可支配(纯)收入(Incomeit)、人均政府保障型支出(ISit)均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01=100)进行平减处理。

(二)模型的设定、检验及回归分析首先，笔者运用EVIEWS6．0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LLC检验、ADF－Fisher检验以及PP－Fisher检验均表明各变量为平稳性序列。其次，通过协整检验Pedroni法和Kao法得出模型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而为后期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奠定基础。进一步讲，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理论上更为合适。此外，考虑到我国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习惯、偏好及自身禀赋差异较大，故采用较为适合的加入省级特定效应的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消除样本中个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采用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就全国范围而言，收入无疑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在科技进步方面，R＆D经费内部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长1%，则带来居民消费支出水平0．0264%的增长，这与科技进步促进居民消费的内在传导机理所形成的结论相一致。就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看，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样是显著的。具体讲，东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会带动区域居民消费0．0602%的增长;中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会带动中部地区居民消费0．0846%的增长;西部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会带动西部区域居民消费0．0291%的增长。进一步分析，造成科技进步消费释放效应区域差异的原因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我国科技经费投入在区域上存在明显的不均等，R＆D经费内部支出长期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失衡状况。截止2010年，在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中，东中西部地区支出比重分别为70．61%、17．01%、12．38%。⑩可以说，科技经费投入的区域失衡是造成科技进步消费拉动效应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的重要原因。其二，囿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长期滞后，西部地区居民对于科技进步所引致的消费结构升级需求不凸出，居民消费仍以满足基本的生存、发展为目标。事实上，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多的取决于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每增加1%，即带来0．9317%的消费的增长，该结果充分说明，科技进步消费释放功能的充分发挥以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的收入“拐点”为前提。其三，伴随着中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结构升级需求日趋明显，对消费品质量、安全、环保性等的偏好与消费品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项利好相耦合，进而极大地刺激其消费水平的提升，而处于相对收入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则出现短期内科技进步消费拉动“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一般性解释。

研究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1—2010年R＆D经费内部支出及居民消费状况的相关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我国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科技进步对居民消费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科技进步的消费拉动效应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科技进步对区域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程度最大，东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最小。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在区域投向上存在严重的不均衡;二是科技进步消费拉动效应的充分发挥须以一定的收入水平为前提，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水平尚未达到该收入“拐点”，居民仍以基础性消费为主;三是近年来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中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偏好凸显，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项利好相契合，而东部地区科技进步的消费拉动作用则存在着短期内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基于科技进步对我国整体及不同区域居民消费增长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推进技术进步以刺激居民消费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应通过以下路径:

第一，继续加大财政对R＆D经费内部支出的扶持力度，带动企业研发投入，努力实现不同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的逐步均等化。从R＆D经费内部支出的来源构成看，企业资金和政府资金成为R＆D经费内部支出的两项主要来源。经验表明，各项研发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最终需靠企业得以完成，企业具有明晰实际生产中所需技术的信息优势，理应成为科技研发与推广应用的主体。因此，在明晰产权和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应坚持以政府科技投入为主导，充分发挥财政科技投入对企业研发支出的杠杆作用。同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研发支出的区域投向上，应利用财税扶持政策引导R＆D经费支出向中西部转移，以逐步实现区域间研究与试验发展的均衡发展。

第二，运用新技术进一步推动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以满足中东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现实需要。伴随着我国中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出品种多样化、产品个性化、消费健康化、小型轻量化、方便快捷化和安全可靠化的发展趋势，而上述消费偏好唯有通过新技术、新发明的研发、推广和应用才能得以满足。因此，应广泛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消费品产业的技术升级，以从供给层面满足居民自身消费结构升级的长期需求。

第三，着力解决西部地区“瓶颈”产业的技术政策问题，依靠科技进步努力提升区域居民人均可支配(纯)收入水平。一方面，囿于西部地区自然资源的脆弱性和稀缺性，应运用财政、金融等政策措施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完善农机推广系统，加速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和农业经营的产业化程度，配合国家其他惠农政策以保障农村居民农业收入的稳步提升，为农村消费的释放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尽快制定操作性强的向“瓶颈”产业倾斜的投资政策和技术引进政策，适当提升地方政府的技术发展目标，并纳入政府规划和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促进西部地区通讯电力、交通运输、油气开采、原材料等基础设施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以带动区域居民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升。

作者：赵和楠吴雨婧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