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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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亚太地区作为海外战略的优先事项，并在该地区投入更多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资源。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其在经济领域的核心政策，其目的就是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重新掌控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特别是经济方面日益增长的影响，遏制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

关键词:“亚太再平衡”;TPP;中美经贸关系

2017年1月20日，奥巴马正式卸任美国总统一职。他8年的执政生涯可以说是政绩与争议并存。作为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项重要的政治遗产，“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核心，被看作是美国自冷战以后最重要的对外战略调整之一。关于该政策，奥巴马在昆士兰大学的演讲中曾提到，美国确实需要返回亚洲，并将继续留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是美国外交政策“根本重点”。他确实这样做了。8年来，美国利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手段在亚太地区进行了大量精心的布局。尽管随着特朗普的就职，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被宣告正式结束，“亚太再平衡”与“重返亚太”已成为一种过去时表述，但是该战略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经贸关系的影响，仍然具有研究意义。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中的经济因素

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长期放在欧洲。冷战结束后，欧洲威胁解除，美国安全的战略重心转移到中东地区。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重新认识到了亚太地区对美国战略价值的重要性，从而作出了战略调整。2011年11月17日，奥巴马在对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时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的战略重点地区，并将为此倾注力量。”［1］奥巴马甚至说美国的削减防务预算并不会以该地区为代价。奥巴马认为:“亚太地区对于实现我们的最高优先事项至关重要”，“必须把我们在亚太地区的使命和任务放在首位，我们正在将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的巨大潜力。”［1］白宫首席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说:“总统的判断是，我们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过大，包括我们在中东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在亚太等其他地区的权重过低。”［2］2011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发表文章称，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主要驱动力。亚洲经济的活力是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对外战略的一项重要优先事项。［3］根据多尼隆的解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和开放的经济环境，建立一个可以使争端和平地解决以及基本人权得以被尊重的地区秩序［1］。“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使美国更深入地融入亚太这个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二是防止发展迅速的中国在该区域占据更多的优势。［4］而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两个目标，美国实施了一个全方面、多方位的战略，包括:强化旧有联盟;与新兴国家深化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一个稳定、高效和富有建设性的关系;在该区域建立可实现共同繁荣的经济框架等。该政策有三个核心支柱:一是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二是加强美国与传统盟国和新伙伴的军事合作关系;三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的谈判。尽管奥巴马及其官员再三否认，美国并不寻求遏制中国，但一些学者认为奥巴马的亚太政策是不必要和适得其反的，因为它破坏了中美互信以及双边关系的发展。经济贸易是美国向亚太地区“再平衡”的原因和途径之一。奥巴马称，“亚太地区极具活力的经济对美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指出:“亚洲开放的市场为美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振经济的机会。而亚太市场所带来的经济福利将极大地缓解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压力。自2000年以来，亚洲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和继北美地区后的第二大出口市场。”［5］此外，亚太地区在奥巴马的国家出口计划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在2011年，亚太地区就有4个国家成为美国全球出口战略的新兴出口市场，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5］。然而，在此大好情况下，美国经济软实力、影响力却在亚太地区急剧下降，这引发了美国的担忧。首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双边经济发展并不顺利。此前，美国致力于发展双边关系，倡导更开放、透明的市场和更少的关税，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在亚太地区，美韩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自出台之日起便孤立存在;而由于诸多复杂因素影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迟迟未取得进展;进出口银行则受制于共和党国会党团会议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前景堪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干脆已经被美国众议院忽略［4］。与此同时，美国担心自己已经被高度整合和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所排斥。这是因为1997年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在应对此类问题上反应迟缓、作用甚微的弊病，从而导致了亚洲国家对美国经济领导能力的不信任，后又发展成对美国所主导的一系列制度的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东亚经济体开始启动区域“自救”机制，形成了一系列以东盟为中心的同心圆合作机制。据研究，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从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20倍［5］。其中，以“东盟+6”自由贸易区为基础计算的东亚贸易集团的GDP总量在2006年就达到了美国的82%。而亚太经济一体化还将导致美国福利严重受损，大约会使美国每年减少约250亿美元的利润，相当于丧失20万个高薪就业岗位［6］。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里的主导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多边框架下推行新的贸易规则的阻力越来越大。除了面临愈加强大的亚太合作的冲击，美国也面临着中国和印度等新型经济力量崛起的新挑战。自2010年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它还将于2030年超过美国。中国目前还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以中国、印度和东盟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总量，从2004年的仅占美国经济总量的28%飙升至50%(2008年)。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动由自己主导建设、帮助欧亚大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亚投行目前已有86个成员国，这其中也包含许多美国的传统盟友。中国还在该区域进行大量贸易，利用现金和巨大的市场影响力来实现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影响力。

二、美国推进下的TPP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济领域的核心政策，用以应对东亚地区出现的日益明显的排他性区域设计。二战结束以来，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牢牢掌握对全球经济的主导权，美国一直坚定地奉行国际多边贸易政策，主张非歧视原则并倡导多边贸易，坚决反对其他地区进行自主区域合作。在此基础上，美国成功地推动了关贸总协定(GATT)的多次谈判。而以TPP为代表的美国亚太地区区域合作战略的产生，将帮助美国搭乘亚太经济高速增长的顺风车，提高美国经济在亚太地区的参与度。围绕TPP建立的强大的贸易集团通过谈判和竞争性自由化政策，将会与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国家形成不对称的经济实力对比，进而有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主导的贸易标准。因此，虽然TPP并不是由美国首先提出，但确是由美国积极推进的。TPP的谈判主要围绕两大部分展开:一是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等所有谈判参与国共同决定的领域，二是诸如某种物品关税减免等双边磋商领域。TPP的谈判在2016年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新西兰、加拿大、智利、墨西哥、秘鲁和越南等12个国家正式签署了TPP协议。12个谈判国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及知识产权等领域设置统一的规范。这12个国家加起来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40%，超过了欧盟。曾有经济学家对TPP会带来哪些益处作出了一些预测，他认为大型经济体将会是最大受益者，特别是是那些设置了较强的贸易保护屏障的经济体。其中，美国每年就可以获得770亿美元收益，而日本甚至可以获得超过1050亿美元收益［4］。除了对经济具有很大影响外，TPP也具有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阿卡特称，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TPP的顺利通过与增加航空母舰的部署一样重要。奥巴马总统认为，如果没有TPP，中国将会为亚洲重写规则。特朗普在2015年参加竞选辩论时称，TPP这一协议是为中国而设计的，就像他们一贯做的那样，通过后门进入，并完全利用到每一方面。［7］虽然随后美国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但TPP仍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是美国及其盟友联合遏制中国的对策。李侃如认为，美国担心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会损害美国经济复苏的机会，而中美两国在互联网安全方面的互相指责加剧了这些担忧。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亚太地区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减弱，而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却在日益加深。以日本为例，21世纪以来，日本外贸总额、进出口比重等多项经济指标都表明其对美国经济的依存度正在不断降低，而对中国的依存度却大幅提升［8］。因此，美国不遗余力地建立并完善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济合作机制，既可以使美国在多边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改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还能平衡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抵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FTA)的不断壮大，进而削弱第三方的外交关系［9］。这些举措还会为美国的经济向“出口驱动型”经济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从中国的角度来看，TPP具有明显的针对性。首先因为它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国有企业方面有十分苛刻的标准。很显然，如果美国制定中国不能满足的标准，则会使中国受到制约。正如多尼隆所说:“其他国家若想参与这一机制，或分享它所带来的红利，就必须符合它所规定的那些标准，包括投资、知识产权及国有企业等方面。”［2］例如，TPP中有一项规定称，不允许给予国有企业补偿，而这将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事实上，美国已经多次利用这种多边贸易体系解决国际贸易问题了，它已经成为其将新兴挑战者纳入美国所书写的国际规范中的一种工具。例如，通过第六轮多边贸易谈判，美国有效地缓解了欧共体国家对美贸易上的歧视性待遇;第七轮贸易谈判则针对日本的反补贴和约束商品进出口制定了相应的规则等。就TPP所设置的规定来说，中国可能会承受巨大损失，这些损失来自于从中国流向越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部分。然而，中国经济总量是越南的数倍，因此该损失很小，仅相当于中国经济的0．2%。但是如果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印度和泰国等较大的经济体加入TPP的话，中国经济将损失更多［4］。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估算，如果TPP建成，中国的年出口额将因为贸易转移而损失1000亿美元;美国的出口则可以增加1910亿美元。此外，美国还经常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提出批评，奥巴马在夏威夷APEC会议上称，人民币的汇率应更符合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以降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价格。因此，TPP实际上是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经济手段。TPP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对抗性的战略性贸易［4］。虽然具体的政策内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奥巴马政府打定主意要通过TPP重建亚太经济新秩序。美国已经表示没有兴趣参加任何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论坛，例如中国一直支持的“东盟+3”和“东盟+6”。此前中国、日本和韩国进行了三方会谈，形成了泛亚贸易协议的基础［5］。但日本于2013年3月宣布加入TPP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日韩三国关于自由贸易的谈判的进程，使东亚经济离心化程度加深。随着之后TPP谈判的深入，中国已经逐渐改变了其以往对TPP的消极态度。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意识到了TPP实际上并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为各个成员国之间差异非常大，很难在众多领域达成一致，且TPP的高标准将会使许多弱小的国家失去一定的经济主权［10］。但是，美国推动TPP战略显然不能说是完全针对中国而设定的。因为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TPP中许多参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4］。因此，通过限制贸易来遏制中国将会使所有相关实体财富和福利收益减少［11］。但不能否认的是，TPP随着美国的加入，变得带有政治色彩。这也是为什么TPP对中美关系带来的最大的影响仍然停留在战略层面上。中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自己的多边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一提议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版的TPP，涉及东盟10个成员国。就像TPP一样，它将影响全球超过40%的经济。由于中美经济体量位居世界前二，因此中美之间的经济遏制与反遏制，主要体现在中美两国所处的国际联盟阵线力量的较量，也就是体现在各自阵营所形成的战略实力总和的较量方面。但事实上，由于中美在资源、产业结构和政策特点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当代中美经济的互补性是大于对抗性的，中美在经济贸易领域进行合作所带来的好处是远远大于竞争所带来的。但如果美国继续使用贸易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武器，那么不止中美两国，更多的国家也会一同遭受痛苦［10］。美国推动下的TPP的实际影响目前并没有机会看到，因为特朗普在上任后第一天就宣布退出了它。有媒体认为，美国将失去在经济贸易领域内持续主导亚太地区的可能性。尽管如今中美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或竞争前景还不明确，而从目前情况来说对抗性在逐渐增大，甚至人们不愿意看到的贸易战可能很快开打，但特朗普对TPP的否定，则等于基本宣布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大肆鼓吹的“重返亚洲”政策中的主要经济纲领的失败。

作者:郭琰 单位:伦敦大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