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特征与地方经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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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顾金土邓玲工作单位：河海大学社会学系

时间拓展特征国家建设部、文物局依据评选指标和评分细则，从2003～2012年先后评选并命名了五批共169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分布在全国24个省（区、市）中。其中，2003年命名第一批12个；2005年命名第二批24个；2007年命名第三批36个；2008年命名第四批36个；2010年命名第五批61个。第一批入选单位分布在北京、山西、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和陕西9个地区；第二批拓展了河北、内蒙古、山东、湖北、河南、四川、贵州、云南、新疆16个地区；第三批拓展了江苏、广西、青海3个地区；第四批新增宁夏；第五批拓展了天津、海南。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数量上不断增加，按照年统计计算，平均每年增长24个，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0%。评选数量的增加和范围的拓展既反映了评选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力的逐渐提升，也反映政府和群众对于这一荣誉称号的重视与积极参与。有些地区拓展的数量特别大并且呈逐批递增的态势，如山西省在第五批评选中就有10个获奖村落，且在一至五批中评选的数量直线上升；而有些地区则呈无规律的间断出现，如江苏省仅在第三、五批中有村落评选，而且数量不多。2.2省际分布特征历史文化名村的省际分布很不平衡。在被评选的24个省（市、区）中平均值为7.04个，黑龙江、吉林、辽宁、上海、西藏、甘肃、重庆7个省份目前未有村落入选。从表1中看出，山西省共有23个村落入选，是获得称号最多的省份，占13.61%；江西省共有17个村落入选，位居第二位，占10.06%；福建省共有16个村落入选，列居第三位，占9.47%。上述3个省份的56个入选村落占了总数的33.14%。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的有15个省份46个村落，仅占总数的27.22%，其中天津和宁夏均只有1个村落。浙江、安徽、河北、湖南、广东、贵州等6个省份均在平均值以上，共有67个村落评选，占总数的39.64%。山西省能够拥有最多的历史文化名村数，与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被誉为“华夏文明的摇篮”，同时还是晋商文化的起源地和我国重要的革命老区所在地，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其遗产与资源的典型性、原真性使其成为历史文化名村获选最多的省份。2.3区域分布特征历史文化名村的区域分布也极不平衡。根据传统的地理区位将全国划分六大区域，各区域的名村平均值为28.17个。其中，华东地区稳居第一位，共有66个村落入选，占39.05%；其次为华北地区，共有39个村落入选，占23.08%；接下来是华南地区共有35个村落入选，占20.71%。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入选村落仅占17.16%，其中西南区为20个村落入选，西北为9个，均低于平均水平，而东北地区目前尚未有零的突破。历史文化名村在区域分布上的差异，表明区域之间在发展等级和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视程度上存在差异，同时也说明历史文化名村评选标准和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需要激发各省积极参与。

地区农村经济状况与历史文化名村评选的相关分析为验证历史文化名村评选与地区农村经济是否有关这一假设，笔者以全国31个地区作为样本，选取31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农村固定资产投入”作为变量，探究上述变量与地区评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数量的相关关系。其中，“地区财政收入”反映各地区的财政收入情况，是一个地方政府能够支配的经济资源的重要指标；“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指按照农村住户人口平均的纯收入水平，它既可能影响人们对于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会影响人们对名村评选投资的经济力度。“地区农村固定资产投入”是指对地区农村投资力度的指标，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生重要影响。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农村经济数据，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入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相关程度很低（0.180），这说明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评选影响较小，即当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评选可以相对地独立于地区财政投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成低相关关系（0.027），即在现有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下，农村对于这个项目并不会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参与动力；农村固定资产投入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评选数量的相关关系也较低（0.191），这也说明历史文化名村的评选并不依赖于农村的固定资产投入。因此，地区农村经济因素并非“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评选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评选几乎没有受到地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而主要受古村传统建筑风貌、建筑艺术、传统空间形态和民俗风情典型性、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影响。历史文化名村与旅游发展历史文化名村受历史发展的影响，大多坐落在偏僻乡村或革命老区，经济相对落后。目前，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古村，均视旅游业为主导产业，人力、财力、物力主要用于完善基础设施和优化人居环境，凭借这一相对稀缺资源发展旅游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古村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中国旅游业的一朵奇葩。尽管我国旅游景点十分丰富，但高质量的文化旅游景点不足。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提高和改善古村综合价值能够较好地弥补这一缺位。如湖南张谷英村，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体现聚族而居的明清古建筑群，有自然和人文景观30多处，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作为湘北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张谷英村旅游门票收入逐年增多，2002年为33万元，2003年为180万元，2010年已突破200万元，旅游业成为该村主要的经济来源。山西省皇城村，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破旧古堡成了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国家级5A景区，全村80%以上的农户兴办起家庭旅社、家庭餐馆或旅游物资商点。2010年皇城村农民人均纯收入3.4万元，景区收入也从1999年的30万元跃升到2010年的3亿元，旅游业让皇城村民过上了富足的小康生活。

促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可持续发展已经纳入到国家“十二五”规划。随着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日益关注，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已成为培育地方特色产业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历史文化名村也成为展示乡村传统特色、增强人民群众对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满足社会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场所。国家建设部、文物局2003年开始举办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评选活动，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如今应该思考如何实现“构建名村旅游模式、打造名村旅游品牌、提升新农村建设内涵”等有着深远意义的现实问题。历史文化名村评选在时间上持续和在空间上扩展已经表现出了它们的影响力。目前存在一种以开发为主驱动的趋向，虽然受到当前古村文物保护资源有限的客观限制，但要注意平衡三种关系：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开发利用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第一，对历史文化名村评价的方法和指标的重新审视与再研究。从前五批历史文化名村的时空特征看，整体上体现了我国古村落的分布格局，但还有甘肃、上海、重庆等省（市）和东北区未实现零的突破，说明现有评价指标和方法上仍需完善。为科学合理选出有价值的古村予以重点保护，在价值特色和保护措施的基础上，还需要突出直接测度、定量评价和可操作性原则，并不定期进行考核。第二，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性开发与利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评选活动的出发点与最终目标是保护我国仅存的古村文化遗产。如今不少古村因不合理的开发，村落的空间格局、历史环境遭到破坏，或因保护资金不足，动态监管和资源普查工作未能有效开展。因此，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注意开发的速度和方式，彰显村落的传统特色，改善村落的基础设施。第三，提高社会民众的参与力度。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过程看，目前文化遗产保护存在意识不高、力量不够、效果不佳的问题，需要提高社会民众的参与力度；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实效看，需要尊重和听取社会民众对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意见，让当地居民在保护和旅游开发中受益，使其意识到自己就是保护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最终使保护与利用成为民众的自觉行为。